蒋祖慧：我和我的母亲丁玲

　　蒋祖慧，女，1934年10月生，湖南常德人，著名作家丁玲之女，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一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1949年到平壤崔承喜舞蹈研究所学习，1950年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舞蹈演员。1956年被选送到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学习。1961年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现中央芭蕾舞团)，成为专业编导。1964年，担任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1984年至1994年兼任副团长。编导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巴黎圣母院》《祝福》等。2014年荣获中国舞蹈界最高奖“荷花奖”终身成就奖。

蒋祖慧

在延安保育院度过愉快童年

　　我母亲是丁玲，她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她去了延安，我在湖南外祖母家里。1938年，我的表舅，当时也就十八九岁，他带着我和哥哥，我哥哥当时还不满八岁，我不到四岁，我们从湖南常德出发，一会儿坐船，一会儿坐汽车，就这样到了延安。那时我的舅舅也是个年轻人，我觉得我们一路上很不容易。

　　我直接进了延安保育院。延安保育院当时刚成立不久，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等于说保育院就是家，一切都是保育院给的，吃的穿的住的，那里的阿姨就像妈妈一样。来的孩子们父母有的在前线，有的在延安，有的在陕北各个地区，都没时间带孩子，所有的孩子们都像是兄弟姐妹一样。老师管得也不是很严，我们就是撒开了玩，满山遍野地跑。比如说，我们到山上拔草弄花什么的，窑洞旁边有山坡嘛，我们还挖了个洞，洞里头放上一些草和树枝，找些蚂蚱放在里面，变成给它们的一个乐园。我们朝南的窑洞，山的这边是一条河，河的对面又是山，每天都有骆驼，有运输队从那边走过，唱《信天游》。夏天洗澡的时候，我们把衣服一脱，脏衣服一扔，站在矮凳子上，阿姨拿着脸盆往我们头上冲，另一边一堆衣服是干净的，大家也不分你的我的，拿到哪件就穿哪件。冬天挺冷的，大家都在房子外面“挤暖暖”玩，我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穿得少，但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同学们生活得很愉快。

　　首长们也很重视我们。看到那些老首长，就好像看到自己的父母阿姨一样。回想起朱德总司令坐在一棵树旁，我们大家围着趴在他背上，好像一个革命大家庭。康克清妈妈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很随便，跟她一起玩。老师们对我们也很好，经常给我们唱歌、表演，那些歌我们现在还记得，“都是陕北的好娃娃，骑白马、扛大枪，将来我快点长大，好为国家把枪扛”。有一个老师叫史平，她后来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人，她的丈夫是钱江。她在我们那边教过美术，带我们去河边捡沙子，沙子比较硬，她一雕一刻，就弄得像个汽车，像一只鸡什么的，还画了很多小朋友的画，我们都贴在墙上。我们在保育院的时候还模仿过延安娶媳妇的民俗，有一个比我小一点的女孩子，给她拿一个板凳，几个人抬着板凳，前面还有几个人拿着棍子，喔哩哇啦地扮作吹喇叭。我们也很喜欢当地的秧歌，还学过一点高跷、腰鼓。

　　1939年日本轰炸，学校搬到了安塞，大概1940年搬回来，我们都是跟着学校走。到了1942年，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大家说不想去，都拽着史平老师。史平老师就请示，让我们再多留一年吧。就这样，我们的一年级是在保育院上的，1943年才真正去上小学。当时延安的保育小学跟保育院是一个体系，是有联系的。我们去了小学以后，比保育院学习忙了一点，但也是同样的生活，我们有一个生活阿姨，也是住在窑洞里。我记得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还是男女生在一块，女孩大部分剃光头，或是把头发剪得很短，因为怕长虱子。这些就是我童年的愉快生活。

和母亲从陌生到亲近

　　在保育院的时候，母亲来看过我。她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那段时间来看你，你傻乎乎地跟同学们在一块，看到我时没有表情。记得当时她看着我说，你就是祖慧吗?我说是啊。她问，那你怎么不叫我妈妈?我才说，哦，妈妈。我们之间好像很陌生，她都不敢认我。她拿了点花生、枣给我，她给我讲，我拿到之后马上就你一点、他一点地分给大家，分完就跑了，就离开她了。当时我们这些孩子对父母没太多感情，好像还挺骄傲似的。进了保小以后，有几个学期我母亲也没去接过我。一直到了1945年一二月份，寒假的时候，母亲才把我接到延安，让我在延安继续上学。她住在这边的山坡上，过了延河，对面就是延安市。

　　后来，我得了猩红热，母亲把我送到医院，这段时间我与母亲才逐渐地亲近。在医院里，她看护我，给我讲故事，教我《木兰辞》，我的印象比较深，我妈妈对我还真不错。等我好了以后，她把我接回去，头两天她背着我上厕所，因为厕所在外面，她怕我走路不方便，我感觉非常温暖。但过了不久，我又到学校去，日本投降的时候，我还跟着学校的腰鼓队打腰鼓。我还演过秧歌剧《兄妹开荒》，我演哥哥，妹妹的扮演者是周扬的女儿，叫周密，当时我们俩同班。每年春节都可以到秧歌队看秧歌，我很喜欢。

　　日本投降以后没多久，10月、11月那个时间，大批的延安的人都往东北和张家口那边走。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也加入进来。经过山西时，在山西的一座高山上，那里特别冷，老百姓特别穷，穷到他们穿的棉裤是白颜色的，因为没有钱染，而且棉裤特别厚，一放就可以立在那儿。我还记得那时吃莜面，莜面不能吃得太饱，吃太饱对胃不好，我们还要搁好多醋。印象很深的是到了左云，总算到县城了，我们住在一个招待所，进去一看，哎呦，这么漂亮，床是弹簧床，是软的。还有就是经过穆柯寨，说是穆桂英的地方，因为穆桂英打的旗子不能低头，所以那里的门楼特别高。

蒋祖慧、陈明、丁玲、蒋祖林合影

　　到了张家口，我母亲要去参加土改工作，就把我放在萧三的家里。我还是在读小学，就每天走读。我哥哥是由艾青管，他因为上了中学，是住校的。后来傅作义要打进来，张家口的人要撤退，我母亲就回来了。然后我们跟萧三一块撤退，好像坐过汽车，也坐过卡车。我哥哥是背着行李跟学校一块走路撤退的。我们翻山越岭到了阜平，这时候周扬的儿子在行军路上去世了。我当时记得母亲跟周扬的关系很好，我跟周密关系也好。母亲就说，你到他家里去吧，省得他们家里气氛不好。我就在他们家住了几天。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爱吃炸馒头和粥。我还跟周密一块到河里游泳，其实我们也不会游，就是瞎扑腾。周密也到我们家里来住过几天。

母亲引领我走上舞蹈道路

　　1947年，我进入了晋察冀边区联中。这是个随军学校，1946年成立，是由石家庄的三个中学合并起来，跟着聂荣臻的解放军部队，一路走到建屏县(今河北平山县)的。这里有个插曲，我跟我母亲在阜平住的时候，过年有秧歌队演出，我母亲让我跟她的警卫员张来福演《夫妻识字》。有个中学同班同学见了我，说起我当时在阜平演戏，他还记得我演的《夫妻识字》。

　　我们的学校有点特殊，有生产任务。假期，我们到一个村子的被服厂，给晋冀鲁豫的军人做棉袄棉裤。我不太会做，就让我铺棉花，棉花我也铺得不匀，改为砸扣眼，这个最简单，是用削铅笔的刀子在画好的道上砸。后来我就一直做这项工作。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个炕睡好几个人，翻身都困难，还怕晚上房里会有蝎子臭虫。我们会帮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两个人挑一桶水，我们跟群众关系搞得很好。我母亲也反复强调，要跟上群众，不要搞特殊化。

　　1948年10月，我们中学搬到石家庄旁边的一个村。这个村离正定很近，我母亲住在那儿。有时候我就礼拜天跑去正定，然后又跑回来，也不觉得辛苦，从小锻炼得比较皮实。我母亲去参加在匈牙利举办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她要先走到东北，从东北再去苏联。她在东北就说，她将来要留在东北，希望我也去那儿。所以大概在10月、11月间，我初二刚上了没两个月，就跟着陈明(丁玲后来的丈夫)叔叔一块坐汽车，从石家庄旁边经过大连到了东北。我们住在沈阳鲁艺。

　　在那里没两个月，春节期间，当时朝鲜商务代办处的一个主任来看望陈锦清。陈锦清之前是延安鲁艺的，她的丈夫是张庚。她到朝鲜去学过六个月的舞蹈，所以代办处来看她，我母亲也认识她，就提议说：干脆把我的女儿也带去学舞蹈吧。我听见了母亲的话，对她说我不想去，我说同学们平时都在议论，快解放了，解放之后需要建设，需要搞工业，我想搞化学。我母亲就给我做工作，我记得她说参加妇代会之后路过苏联，在那里看了两个芭蕾舞剧，印象特别深。一个是《泪泉》，这是普希金的诗，她给我介绍说演员怎么怎么好，还拿了一张乌兰诺娃的照片给我。另一个戏也是普希金的诗改编的，叫《青铜骑士》。她说，《青铜骑士》的舞台不知道怎么搞的，全都是水，主人公站在列宁格勒的雕塑像上往前看。她说，咱们都像是“土包子”，没见过这些，新中国成立后需要有这种文艺，这也等于是革命，不是只有建设才算。当时陈锦清也给我做工作，我就同意了，去了朝鲜学习舞蹈。

“延安的娃娃”在国外学习

　　学了两三个月后，我很疑惑，这就是舞蹈吗?我感觉不太像我母亲说的那种。我的老师崔承喜会说中文，抗战期间她在中国待过，跟梅兰芳、韩世昌他们关系非常好。她很崇拜中国的戏曲。我问她，这就是我学的舞蹈?她说：“你是不是想说芭蕾舞啊?我这儿也能学，不过你要先打基础。”她那里也有芭蕾课，可能现在看来不太地道，有朝鲜舞课，有新兴舞，实际是现代舞课，还有一门南方舞的课。南方舞是她到东南亚演出时学到的，她把它整理成一套训练体系，风格性不是很强，但各种动作比较多，造型也比较多。还有一堂课叫节奏课，这实际上就是创作的萌芽，课上我们跟着不同的节奏随便做动作，自己想动作。这五门课不是每天都有，我们是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崔承喜对中国舞蹈还是有贡献的。

　　刚学了不到一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一爆发我们就被送回国，回来在家里待了两三个月，我母亲把我送到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我又进五年级学习。1956年，我被派到苏联学习编导。1957年的时候，我在苏联得知我母亲成了“右派”，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平时我没有机会给母亲打电话，通了话，我母亲说：你就相信党，别的事情都别管。之后我在支部会上说了我母亲的事情，同志们对我说：你是延安的娃娃，你妈妈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要专心学习，别管国内的事情。那时我们看不到《人民日报》，也不看《真理报》，就在苏联专心学习。

　　1953年的全家合影。前排丁玲、蒋祖慧，后排蒋祖林、陈明(图片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到了1959年，在苏联三年了，我们可以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的时候回国一次。那时我接到我母亲的信，她正在北大荒。我去北大荒看我母亲的时候，她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她跟我说：“你看，这里有很多知青，我看到他们，就跟看到你一样，我的事情，你要相信党，不要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母亲的教诲影响深远

　　我母亲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就是她让我学舞蹈。她觉得跳舞不是我们想象的蹦蹦跳跳，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后需要有舞蹈建设，因为她看到过苏联的大剧院，看到普希金著作改编的戏，是很有文化的。我在中央歌舞团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演员同时学跳《花鼓灯》，学完了要汇报表演的时候，这个演员让我跳，我说你来跳吧。回去我就跟我母亲讲，是我让那个演员跳的，当时我母亲没说什么。后来有人来看我母亲，母亲就当着别人的面说：我女儿没有名利思想啊，她在审查节目的时候让别人跳，她在后头。我觉得这是母亲对我的肯定，就是说不要去争名争利，这一点对我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记得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学习的时候，马祥麟老师要用古典舞的身韵给我排一个叫《采花》的独舞。马老师是学昆曲的，专门教身韵，觉得我的身韵比较好。可我觉得《采花》没劲。我与母亲沟通，她回了封信说，花是人人都热爱的，它是美丽的，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其实你也挺喜欢花的，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喜欢花的人都是有钱阶级，都是什么小姐。她说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对美的东西是应该喜欢的，不能老把这个以小姐少爷来区别。这使我在后来学习的时候，减少了很多偏见，能够广泛地学习。

蒋祖慧(丁玲摄)

　　我被派去留苏学编导的时候，母亲又给我写过一封信。当时我虽然对苏联很向往，但对出国学习有顾虑，觉得自己是要搞民族的，出去了会不会把民族的东西丢掉?而且我还年轻，想当演员。我把我的思想跟母亲透露，她就在信里说，要发展中国的东西，也需要借鉴外国的，出去开开眼界，对将来搞中国的东西是很有好处的。她还跟我谈到，我们不能老是排人家的东西，照搬人家的，得有自己的创作。后来我出国的时候，母亲给我带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还有一把戏曲用的双剑，这把双剑是她以前给我买的，她的意思就是让我在国外也能够练习，不要忘了中国的东西。

　　我母亲的经历是大起大落的，严格说来，这些没有影响到我，原因是她从来不让我知道。我见到她时，她总是很乐观的。她也让我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成为一个乐天派。这方面我觉得母亲对我是非常爱护的，让我一直比较健康地成长。她对我的儿子也有同样的期待，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她就说过，将来也不希望他非要怎么样，只要能成为一个好人，对社会有用，她就很满意了。这一点我也记住了，其实不需要非要争第一，人品才是第一位的。

　　最后，我觉得这次口述史工作是很大的创举。过去有些好的东西可以借鉴，有些不好的东西可以避免。我们老一代的经历、观点，可以给后人留下些经验和教训，会有一些启发或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