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新闻，日本教科书在解释“七七事变”的原因时，说中国军队先挑起事端，事变的责任在中国，网友们义愤填膺地痛骂日本。
按中国历史记载，触发事变的原因是日本借失踪一士兵挑起。
十多年前，还有一种民间独撰的野史，说是共产党游击队暗中挑起。
在我眼里，早就不在意事件触发的原因，我更看重“抗日”与“不抗日”的国家选择。
有这么几个基本点我们必须理清楚：
其一、日本侵略中国是事实，东北虽是伪满州国，实际控制者是日本，华北也被拱手让与日本兵控制，长期的不抵抗，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半殖民地国家，“和平”不是真相，是假象。
其二、日本兵驻扎在中国，不是中国请过来保护中国的，是侵略者为了殖民全中国的重要依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打侵略者都没有错。
其三、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军队侵略日本并驻扎在日本，日本人会不会甘愿被和平统治？
搞清楚了这三个基本事实，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事件的原因了，1937年的时候，咱们那么突出地强调原因，是因为中国太弱，是因为民国政府太怂，太没有反侵略的血性，太缺少抵抗侵略的国家意志。
今天，我们还那么强烈地纠结原因，说明我们还没有走出弱者心态。
我们中国人，应当牢记主席的思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同胞们，如果没有“事变”，如果国民党政府继续消极下去，中国会怎么样？
第一、中国人的精神正在消极中逐步日本化。
本文不想讲大道理，只说点事变前的一些“小事”。
七七之前，北平市政府顾问栗屋在清朝肃亲王官邸招待今井武夫和伪满州国过来的日本人，在这个大宅的边上，还建立着一座日本式招魂社，祭祀着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本鬼子。
事变之前，三十七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给今井武夫打电话，电话的内容是这样的：“最近在省政府保定新设了外宾招待所，我想邀请今井武官先生作为我们开幕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可能有些突然吧，就趁今天我返任的时候一起走好吗？”
今井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说：“我到北平上任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和冯先生经常往来，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
今井武夫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坐上省主席的专列，途中每经过一地，都受到冯所属各部队军官们的迎送。
1937年6月，冯玉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国家精神的建设》，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因为他对不抗日有一种心死的感觉，他在文章中提到两个重点：一是中国人已经陷入到“恐日症”状态，一提抗日，那必遭到痛骂，说“抗日必亡”；二是中国人对日本实施的精神侵略麻木不仁，甘愿当亡国奴的大有人在，以此为荣的卖国贼亦不少。
朋友们，如果没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的要员，相当大一部分国人，实际上跟日本军人已经是一家亲的关系了，多年的不战，让他们早已经忘记日本人驻扎在中国的目的，他们正在“享受”和平的红利，长此以往，另一半中国会不会被同化？
第二、不抵抗的中国政府一直在干什么？
在反共。
这一部分不需要我做重点介绍，大家心中都有数。
我只说几句话，这是蒋介石对“和谈使者”高宗武说的原话：“再去一次香港，转告日本方面，我们决不是反对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后再实行和平，只要能停止战争，必然进行反共。”（摘于《今井武夫回忆录》76页）
反共，优先于抗日，这就是蒋介石的选择。
在反民意。
虽然有部分国人有投降心理，但多数国人还是主张抗日，这是大局。
然而，蒋介石不只是反共，还反抗日民意，1933年，他曾亲自发布了“非法抗日”手令，扬言对侈言抗日者格杀勿论。
总裁如此，下面的人会如何？
1935年8月，宋哲元通电要求中央政府把华北政权从中央解放出来，河北省主席和山东省主席也相继表示与之合作，汉奸殷汝耕直接通电全国实行自治，宋哲元作为华北实力派，发表声明公开宣称“尊重民意，与日本合作”。
本以为不抵抗政策可以获得日本宽容，但蒋介石并未预料到华北出现的负面反应，这一动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亲日派外交次长唐有壬于当年12月在上海被暗杀，各地都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反民主。
为了控制民意，为了掌控舆论，蒋介石政府先后出台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国民党中央执委秘书处公函》《国政府党政府出版法》《危害民国政府紧急治罪法》《国民政府严查文艺书籍秘令》等等独裁法律法规，矛头直接指向左翼阵营和与共产主义相关的组织。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不只是控制民意，而且对国民党军政高官也是禁言抗日，若非如此，张杨二人也不会接受规劝发起兵谏。
第三，看共产党领袖毛主席为抗战作出的努力。
为了动员国民党要员和亲国民党民主人士推动抗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七七事变”之前做出了许多努力，下面做些简介。
1936年（月份不祥），毛泽东致电培五师师长高桂慈，信中提到“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电冯玉祥，开篇即言：“望停止内战，促贵部与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电中言明：“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速推动之。”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杨虎城，电中提及：“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望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电宋哲元，信中提到：“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电傅作义，信中直言：“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电宋子文，信中提及：“希望南京政府改变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电邵力子，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电宋庆龄，信中提到：“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已经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错误政策，是尚在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
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如此频繁地给国民党要人和民主人士写信呼吁抗战，说明当时的中国执政当局，已经处于集体性不愿抗战的消极状态，情势之急已经达极致。
回过头来，我想再聊“七七事变”起因的问题，中国是被侵略国，并且是在中国没有对日本有任何利益触动的前提下发生的惨案，并非中国有联合它国共同威胁并侵略日本的行为在先，作为被殖民的大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侵略者发起反抗都是正义行为，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抗日。
几十年来，中国人还一直局限在“事变原因”的争论中，说明国人一直都没有走出曾经那个弱国的心态，这种心态本质上是文人的投降心态，中国的文人，在写史的时候，别的本事没有，“当守法洋奴才”的本事大得很，挨打了，还要说明自己挨打有几条合理性，并且还要列出不能反抗的N种道理，这种奴才心理已经由过去的“恐日症”发展到今天的“恐美症”，过去有“抗日即亡国”，今天有“抗美即亡国”，只要抗了，那便是“义和团再世”。
提到不抵抗论调，我得重提一下鸦片战争那件事，曾经看到一道高中历史考试题，这是一道论述题，论鸦片战争的原因与后果。在老师提供的标准答案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虽然鸦片战争是英国的侵略战争，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
这是高中的考试题啊！同胞们。
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满清封闭吗？这个说法还不改过来吗？不妨给大家科普点历史。
大清国有没有封闭？自然是有的，并且在很多方面封闭，但鸦片战争不是因为封闭。
1760年后，满清政府就开始跟欧洲国家做生意，主要贸易国有英、法、荷、瑞典和丹麦等国，英国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至1833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已经达到年733万两白银的高度。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输入到英国的商品总值已经超出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值300万两白银，最小顺差的时候也超过200万两白银。
每年的逆差，英国承受不了，于是，只能靠扩大鸦片贸易来填补缺口，到了1839年，英国当年的输华鸦片总量是35455箱，这还不是准确的统计，因为有许多未经海关验货。
“封闭挨打”也是多年的误导，不提害人的毒品危害，只把重点放在“抵抗亡国”上面，这都是弱者的习惯性自虐。
离“七七事变”发生已经快九十年，中国人不能还陷在历史的被殖民心态中，我们不能再为自己挨打找理由了，我们应该果断地喊出：“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分一秒都正确，一厘一毫都正确，抗击日寇不需要原因。”
抗日，打得那么惨，打得那么长，不全是实力问题，是精神出了问题。
附言：
1.美国派出有现役军人在内的500人团队赴台指导汉光演习。评：美国的霸权不全是实力使然，有被惯坏的原因，怕美国了，美国就真的很可怕，你当特朗普是阎王，那他便是阎王，期待转机。
2.“715万建牛郎织女雕塑”调查两年无结论市纪委：涉及保密。评：保密？保什么密？军事机密掌握在牛郎织女手上？带上天了？
3.前一篇文章写了《你只有一个国家》，有人说我歌功颂德。答复：没有这回事，我从不反对批评的声音，我自己也经常批评，只希望坚持实事求是，我的国家观是系统的国家观，是国、家、政府的高度统一，是民族历史的传承，是对大统一的坚守，是期待受儒家弱者心态中毒很深的国人不要因为分裂而再次被屠戮。
写于2025年7月13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独立时评人，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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