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
四十五年过去了，今天我用这篇文章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的文章确实又长又臭，但它探讨的哲学思想却是历久长新的。事实上主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将哲学看成只是经院圈子里的象牙塔，从不为哲学而哲学。在他身边的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都看到他对哲学的执著。斯诺1936年对主席采访时的记录说：“主席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主席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用主席自己的话说，学习哲学的目的是掌握工具。在1939年的一封信中主席写道：“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主席晚年仍极为关注哲学问题，50-60年代，他曾经召集周谷城等人，发起讨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当时发表了几千篇论文，也翻译了苏联、东欧学者的论文，但是对问题却并没有搞清楚。这是当时中国哲学思维整体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从1965年的杭州哲学谈话看，他到晚年仍然在思考逻辑和辩证法的若干原理性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主席一生中在纯理论的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对于辩证法及对立统一规律，但是并没有最终解答它们。这不能苛求于他。主席从来不将哲学看成只是经院圈子里的象牙塔，从不为哲学而哲学。主席主要的事业是政治活动、军事活动。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是伟大的哲人、是伟大的智者，如果哲学课本里拿他的只言片语当圣训，把他当作书斋学者，当作职业哲学家，那不是对主席的抬高，而是贬低。这也是本文的主旨，读者不可不知。
首先我们要指出，主席的“辩证法”绝不是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简单抄本，他曾对其中的“形而上学”提出过许多批评。对恩格斯提出的辩证法的三个规律，主席很早就明确表示有不同看法。他在批注和许多其它场合都曾指出，在辩证法这三个规律之中，对立统一是根本的。他提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在1936年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就写批注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8年主席在写《辩证唯物论》时，只是提了一下恩格斯的辩证法三规律，而没有加以任何评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矛盾论》重新出版时，他把提到恩格斯辩证法三规律的地方都删掉了；而且，在再版一开头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1964年8月在与康生和陈伯达的一次谈话中，主席最终对恩格斯的三个规律提出了批评：“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1965年12月，主席再次提起这个观点：“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思是，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并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在主席看来，质和量的互相转化，否定之否定没有通贯差异变化的意义；相反，它还是呼唤必然性和决定主义的范畴。辩证法不需要这种只被看作是加减差异的变化范畴，或把变化被看作是对否定的再否定的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席率直地提出，这两个规律根本不存在。
主席对“对立统一”的理解也要丰富得多。对立统一规律，是黑格尔最早提出来的。在他的辩证逻辑学中这一规律被认为是宇宙的一个普遍性规律。但是，过去的哲学家根本没搞懂黑格尔的“对立”的真实意涵。例如读艾思奇、杨献珍所讲的对立，只是现实中一些对立物的反对关系。例如阴电与阳电，男与女，以及东与西、南与北那种对立（列宁也是这样讲的）。但这种对立面，并不是逻辑的对立，也不是黑格尔逻辑中所意指的那种对立。在主席看来，黑格尔讲的对立是逻辑关系的对立，例如一只鸡蛋，孵化变成一只小鸡。蛋和鸡，在逻辑关系上是两个不同的、对立关系中的概念。从形式逻辑的立场看，蛋不是鸡，鸡不是蛋。但从黑格尔逻辑的观点看，鸡正是蛋的动态变相。
（二）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
主席认为斯大林思想误区就是不把事物看成是彼此相通的统一体。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说：“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
在1957年1月对省委书记的讲话中，主席明确对斯大林辩证法四个特征的哲学缺陷提出了批评。他说：“斯大林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主席对于普遍联系规律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例如我们和非洲狮子至少存在着万有引力，但这样的联系实在次要又次要，还有也许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非洲狮子呼出的二氧化碳，影响我们健康，但这间接又间接。因此一定要说我们和非洲狮子没有联系也不是事实。但是主席说过，有主要矛盾，又有次要矛盾，我们和非洲狮子的矛盾实在次要又次要，可以忽略不计。
主席接着说：“斯大林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 主席说，各种事物有矛盾的两个侧面联系，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否定的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会被否定，我们认为天下是稳定的，又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也会消亡。主席批评斯大林：“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如果说有一个社会上层建筑不会灭亡，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宗教一样了。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主席说，马恩列都努力学习当前和历史上各种东西，并教人们也这样学。斯大林差些，否定德国哲学（康德、费尔巴哈），因为德国打了败仗，也否定德国军事学。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祖宗。斯大林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简明哲学词典》第4版有一个“同一性”条目，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词典》说，“这种现象，例如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没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根本上是对立的和互相排斥的。”就是说，这些具有根本对立面的现象是不具“内部联结”的和不能互相转化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是联系不起来。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特殊手段，和平是战争的结果，政治是和平时期的斗争。战争时期酝酿和平，和平时期酝酿战争。
主席还批评说：“斯大林教坏许多人，他们有很多形而上学，不承认对立统一，思想硬化，因此政治上犯错误。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斥，反革命只有杀头，谁对苏联有不同意见就叫反苏。”
1965年主席对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批注，一再重申“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认为“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主席直截了当地告诉李达：“不必抄斯大林。”
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三）赫鲁晓夫的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
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在斯大林这里就有着深厚的传统（但斯大林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者），主席说，“列宁死后苏联的方法就少了，但还是有辩证法”。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就每况愈下了，也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赫鲁晓夫有一句名言：面包和奶油就是共产主义。在主席看来，赫鲁晓夫只考虑要生产多少吨钢、多少吨铁、多少吨石油、多少机床、多少粮食，而看不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既抹煞国内范围的阶级斗争，也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他的思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他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这个规律反映在人类社会上，反映在当今世界上就是有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有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也还有阶级斗争。赫鲁晓夫搞“三和两全”，“三和”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就是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两全，这是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经过苏东风波，现在大家已经明白了到底谁对谁错。谁说十年论战是白费时间呢？只不过这些人总是要反对派来当他们教师的。
所以说赫鲁晓夫的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是辩证的，而是庸俗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不是辩证唯物论。其哲学基础就是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庸俗唯物论者看不见矛盾，看不见飞跃，也不了解部分质变。在他们看来，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迟早总要达到社会主义之完全胜利。所以只有时间的因素，还没有确定。
1959年主席在读苏联经济家教科书时评论说：“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主席说，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人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当年的中苏论战，刘、邓立下了汗马功劳，主席戏称邓为中国党的一支棍子，赫鲁晓夫看了就害怕。……
（四）部分质变理论
进化这种东西，并不如庸俗的进化论者那一类人所想象，以为是现存事物之稳健的累积和继续的“改进”；它有它的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它有它的危机，飞跃和后退。
人类社会奴隶制代替了原始社会、封建制代替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社会，这都是飞跃。那么同是封建社会呢？是不是也分为不同阶段？封建主是不是也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呢？是不是也是从一个阶段必然地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是不是也存在先进的封建势力，必然要代替落后的封建势力的斗争呢？这些阶段是不是也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所制约的呢？资本主义不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吗？
在许多庸俗的进化论者眼里，中国这个“超稳定结构”除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替以外一无所是。好像我们中国从来就是如此的，如不是西方入侵也将永远如此下去。实际上，秦朝的封建制与汉朝就不同。汉朝后来出现了豪强大地主。魏晋发展出完全的士族制度。后来士族制度几经曲折总的来说走上了下坡路。隋文帝与贤晋王、杨素沉重地打击了南方士族，唐高祖不重视士族，唐高宗从法律上取消了士族制度，武则天几乎完全消灭了士族制度，有不少人是从肉体上消灭。李隆基时，旧士族残余靠着奸臣张说一度似乎死灰复燃，到黄巢起义打击后，在宋朝就再也没有士族了。
所以，封建社会同样是分阶段的，这些小阶段里生产力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特点。这些小阶段的封建统治阶级也是既有共同性，即封建性，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封建主阶级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也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前者代替后者也是不可避免的。相应地农民阶级也是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特点的。
而这些进步是怎么取得的呢？难道是封建统治者良心发现吗？哪有这么好的事！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眼里，人类历史只是混乱的一堆你砍我杀。这一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取得统治地位，与那一政治力量的迅速下降，以至覆没，都是莫名其妙的，毫无原因的。如要找原因，也总是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找，认为那是某某人才能智慧高强，或甚至于权术高超而已。好像只要失败者聪明一些，或者权术更高一筹，历史就将是另一个样子。
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总要等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再也不能被社会的框架所容纳，因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候，总要等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时间，统治集团才会接受教训！
1959年底，主席在评论苏联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他举例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主席认为：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
部分质变理论承认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这个理论肯定了同一社会阶段中不同质的存在，否定了静止的观点。在历史上，秦汉建制，接下来是魏晋的反动；英国资产阶级在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后，又过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议会制度。而他们完成工业革命，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是在经济领域发生量变，经济基础的量变引发了上层建筑的质变，即革命或改革。随后又产生不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社会的新质与旧质同时存在，互相斗争。
社会主义阶段也和其他的历史阶段一样，有着不同的质，并且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产生积累着部分质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主席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此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五）落后战胜先进
有人说：“落后就会挨打”--仿佛落后国家遭受发达国家侵略是天经地义的。而主席则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主席评论说，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在资本主义的扩张历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较多，城市较大，文化发达，而且远为富有。但拉丁美洲国家最终沦为附庸国，而相对落后的北美却成为资本主义的心脏。北美因为受外资控制的企业的束缚较少而发展起相对独立的经济，拉美却因其单一的依附于宗主国的大种植园经济而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在落后的中、俄等国，而不是在发达国家中爆发的。
在一个社会结构内部亦如此。主席说：“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常常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加快车速的技术。你看，这个经验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和庸俗唯物论相背，新的社会形态总是先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取得跳跃式的突破，人类社会的演变是以部分质变的形式进行的。率先发生变革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发达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
为什么落后能够战胜先进？这里面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促进量变和部分质变。然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它也是以一定的经济技术和交往为条件。越是落后，越是想发展，这是人的因素。然而，怎么才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这就要通过交往。在封闭的环境下，无论多落后，都不会产生变化的动力。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实践在起决定作用。在没有实践基础的地方硬来，不是能动，而是盲动。
（六）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1959年，主席读完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教科书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主席说，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哲学：“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主席认为，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苏联经济教科书就是那样先定一个概念，然后把各种各样的材料罗列出来。预设概念是很可疑的。比如说，有人看到一只黑天鹅，又看到第二只，第三只……直到第9999只，然后他下结论说天鹅是黑色的。可是，第一万只天鹅就不能是白色的吗？因此归纳法永远是有限的。应该怎么样来规定“天鹅”呢？只能够根据它在演化序列中的位置。黑格尔说：“人们总以为一个定义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据它的前提才可以规定和证明的。至少也由于没有人知道，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 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句话说得太对了。主席也说：“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悖论往往就产生在静止的观念里（例如飞矢不动之类的悖论，无不是以静止的观念看问题）。只有发展的观点才能解决悖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轻、重问题，就是一个矛盾。苏联没有解决好，农业生产一直未达到沙俄的水平。主席就是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的。主席的社会观最重要的是动的，而不是死的模式。任何死的模式都有问题。比如说计划经济模式，有没有问题？苏联政府最后垮台，为什么？因为它那个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确是官僚专制的。但是现在自由派在鼓吹什么？民主宪政。不也是个死模式？讲理想都很好，计划经济的理想也很好，官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什么不好？军队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现实一用，就完了。西方的微观经济学，就是一个静态模式，都很好。市场上的人要想赚钱，他就得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服务你卖得出去吗？可是问题运行起来，它的毛病就不知道有多少！民主不是制度，而是历史进程，是力量对比。人民的实践是民主的基础。认识一旦离开实践（也就是离开发展），就难免使自己陷入泥潭中。
苏联人为什么会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因为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希望保持现状。主席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七）真正的唯物主义从哪里来
自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建立以来，第一国际变修了，第二、第三国际也变修了，苏联解体了，许多理论家，包括写起理论文章来头头是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不是往往走到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吗？即使是真心拥护主席的左派，不也干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蠢事吗？而真正提出革命要求，代表革命方向的，却往往是底层的人民群众。这难道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到底什么是唯物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种看法认为正确的思想来自精英，而主席则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主席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对此，真心相信的人并不多。就是左派不也经常抱怨群众落后，说周围的人都不关心政治，只知道上班、吃饭、生孩子，然后死亡。其实真正落后的不是工人农民，而是精英，也包括我们自己。上班、吃饭、生孩子，都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由它们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不是什么庸俗的事。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这样说的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如下的周密说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上班、吃饭、生孩子，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不是说仅仅关心这些就够了，而是说这些里面就有政治，并且出政治。离开了那些的政治都是无源之本，正是在这些中间，人们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因此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才有政治斗争。大凡知识分子--这儿说的还是真心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到工人中去前，心中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不是别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实际是拿自己来衡量工人阶级，好像只有像自己那样才最先进，一旦看到实际工人并不是像自己那样，就迷惑不解了。有的人就这样认为以前听信了马克思、列宁、主席的话是上当受骗了，甚至要求人民群众为了革命利益（实际上是为了革命小派别的利益）放弃上班、吃饭、生孩子的权利，就一定会走到人民的反面，就从唯物主义转到唯心主义了。例如格瓦拉的失败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人民暂时未有革命要求时，输出革命。人民群众都知道革命的高潮结束了，革命要暂时退却，但他们总以为自己比人民群众要高明。谁人能比群众高明呢？只有中国托派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所以主席回答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说，“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主席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人心里还不服。主席积自己数十年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党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
主席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造成了人们实践范围的不一致，从而认识上就不一致了。脑力劳动者脱离了体力劳动后就会发展到脱离群众，进而去压制群众，最后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成为剥削者。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之所以走到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也是这个道理，他们成了高薪阶层，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实际劳动，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哪里还能产生什么正确思想？一切修正主义者，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邓小平，都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为其阶级本性和阶级环境决定的。
主席一贯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说：“旧社会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唯物主义从人民群众中来，也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主席更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的任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主席第二次访苏，在中苏两党共同起草宣言草案的时候，就曾建议在宣言里面加上要讲辩证唯物主义，要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哲学。他说：“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谈谈怎么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在18日的讲话里，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主席1965年读到《哲学研究》的“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时提出，一是“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二是必须到工厂、农村去接触实际，才能写出实际的哲学；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
主席指出，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也摆脱不了这条规律。主席说，苏联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赫鲁晓夫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他说，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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