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青年时代，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发表过一篇微型小说，题目叫《原来是他》，全文为：
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得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客人乱跑。
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 接着眼泪也掉下来。
本预备着吵嘴，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起来……
1
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版书册最多的十年里，他都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的稿费（见吴连登的访谈），甚至连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方面送来的海外稿费，主席也要求中央办公厅一一退回。
不过，不要稿费是因为主席痛恨特权和私有买卖；但对自己的作品，老人家一向是很看重的。
1964年，谈到读《毛选》的问题，主席的回应就别出一格：“《毛选》，怎么是我的东西呢？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在那十年前的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同志曾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还会给在英国的美国同志招致很多困难……
主席闻罢，当即拒绝。
他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主席也不愿删改，这是执拗，也是自信。
武装夺取政权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尸山血海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那么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指导地位必然会下降，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也会被敌对势力大做文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是主席向来的革命热忱。
早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没三个月，主席风尘仆仆访问苏联时，就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位苏共党内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
斯大林后决定派苏共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尤金同志来到中国做此工程。
主席后来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连一个文章都要请你们苏联同志来看一眼？不是的！请你们来中国看看，是要你们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1961年初时，有整理文献的同志发现了一篇毛主席写于1930年的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让他如获至宝：“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啊……”
三年后，他嘱咐把这篇《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反对本本主义》。
建国后，许多旧作都被主席重改了标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要，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其实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毛主席后来的改动就让文章主题直面扑来、便于传播和学习。
1956年3月在北京，他谈到《新民主主义论》时说：“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
两年后在杭州，他又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呢，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主席又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认真做了批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过1956年在北京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的自白：“我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但《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也有过1960年在广州阅读《毛选第四卷》解放战争文章时追忆战胜蒋介石法西斯军府的豪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他蒋介石！”
然而，有一篇文章却是老人家至离去时都没有解开的心结。
那篇文章，主席一直没有同意发表。
他在犹豫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彷徨：同志们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些同志，国家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国家，党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党……
2
1941年9月前后，毛主席曾写过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雄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了彼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多达九个文件。
这九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某些过“左”的路线政策，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多次倾尽全力对抗“左”倾、孜孜不倦抗衡官僚主义，动作较大的一次。
就写作角度，主席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这九个文件的阅读笔记，直截了当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且用词辛辣、观点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满篇尽是激愤之情。
虽后经数次打磨，但咄咄逼人的严厉语气和犀利文风，终仍难以消除。
在延安时，毛主席没有将它发表，只给了少奇和弼时两位同志私下看过。
延安整风我此前有述，不仅是斗争的运动、揭露的运动、批判的运动，其本质实则更是一次团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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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整风时将这篇关于长征时纠“左”的文章全文公开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乃至还会被反动派分化、利用。
思考者可以个性化，军事家可以英雄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可以脸谱化——但是对于毛主席而言，他什么都是，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个。
毛主席虽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与行文均饱含火热，但在治党育吏时仍会竭力控制，更不可能放任自己任何的思绪和主张有“化”的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人家的一生总是在与各种“扩大化”作斗争的原因。
他总是坚守初心，他总是站稳理论。
那篇五万多字的文章，二十年来，从抗战时的40年代到建国后的60年代，看起来仿佛真的是要被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被主席搁置起来了。
可是就在1964年的春天，年过七旬的主席突然毫无征兆地把这篇文章翻出来，批给了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同志、陈云同志、冷西同志、陈毅同志等人阅看，还郑重交代：“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次年1月，主席又专门批给富治同志、井泉同志、陶铸同志阅看，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没有确定要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且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
看来，在老人家心中，此文并非遁入尘埃的“历史资料”，而是在其文中藏伏着某些立足现实、使他忆及并格外珍惜的东西。
3
回看1941年9月的“九月会议”，会议系统性的复盘和检讨了党史上（主要是长征时期）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
九月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主席、稼祥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组成，以毛主席为首，由稼祥同志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同志为核心。
毛主席当时感到，必须冷静地坐下来做一些理论研究，写一批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党内余温尚存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残余。
九月会议以后，毛主席结合之前编辑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就是那篇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九个部分，其各部分可称既相互联系为整体，又可各自独立成篇，哲学厚度和史实厚度均为政论文章之上乘。
根据乔木同志的回忆，这九篇批驳文章，光是标题毛主席就修改了三次。
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在延安，毛主席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九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进行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内容太过尖锐、矛头指向过于明确，与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因此，才只送给了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两位看。
然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想必在建国已近二十年时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过激的情绪反弹——相反，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的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十分深重。
1965年5月，毛主席在长沙开始着手修改这篇篇幅浩长的文章，把标题再度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修改完后，经过长久一番犹豫，他最后依然决定：不公开发表。
不但没有对外公开，也没有在内部向党吏们印发。
如何处理此文，主席心里确实颇为纠结。
甚至将近十年之后，老人家竟又再次找出此文，又一次打算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可经一番犹豫，仍然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了一眼。
1976年8月，已经几乎说不出话、听觉也严重退化的主席，还请人把这篇文章一遍遍读给他听。
一个月后，83岁的主席溘然离世，也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款款深情和极为复杂的历史心绪。
4
一篇二十年前写下、内容是反映三十年前长征时期“左”倾路线的文章，为什么毛主席会在二十年后的60年代中期，重新挖掘，并希望诉发全党？
同时，老人家又为何最终以犹豫作罢而告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章的批判对象是遵义会议之前困扰红军极深的王明“左”倾路线。
实际上，自1926年至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之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日益高度集权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趋威权化，政治路线日渐“左”倾。
同时，共产国际其时对中国革命堪称遥控指挥，且对中国国情和红军处境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所以，共产国际制定的远东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红军的不断失利。
这一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然而，陈独秀的错误虽然后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很大层面上仍是在承担共产国际的失实领导和当时中央的集体路线偏离，这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
与之类似，李立三犯的错误是“左”，但王明却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因此，深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集团便得以将“左”的错误继续下去。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在讨论当时职工运动形势时，仍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
约三个月后，苏兆征和向忠发在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中指出：“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判断最先来源于共产国际于1927年11月召开的全会。
所谓“直接革命”，就是不考虑敌我力量、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
这显然与毛泽东等务实派的理念格格不入。
明晰了这些，再审视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毛主席因参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联陷入失序的教训而做出退居二线决定之后中国国内遂发生诸多难以控制的“火热乱象”，或许可以帮助今人理解那篇五万字之巨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为什么会在1964年重新进入毛主席的心头。
5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毛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毛主席点明“约五千名右派”，下面却打出了55万人之多……
后来，还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超过20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以上所述为反右运动，与之几乎同时段相生的则是大跃进运动。
关于大跃进，我之前写过太多了，此处不做过多赘述。
我还是想点明和呼应本文的主题：毛主席为什么会在60年代中期格外追忆那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换句话说，毛主席为什么会在晚年与“左”较上了劲？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这五次会议均是一个议题：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
正是在毛主席的拨乱反正下，基层“浮夸风”“共产风”的情况才逐渐好转。
我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眼看浮夸风越刮越大，毛主席找到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家英同志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
他老人家为什么会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长征？为什么会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风？为什么会在十年后想起了苏共二十大？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主席寝食难安啊。
因为，一路走来，他太了解身边的这些老战友、老同志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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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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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毛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10月3日，毛主席时隔二十年重读那篇五万字长文的半年后，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毛主席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
接下来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了，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7
1965年初，毛主席与斯诺谈话时曾谈起“死神躲着走”，他淡然地对斯诺说道，“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回想起来真奇怪，死神好像总是躲着我。我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连紧靠着我的警卫员小同志都牺牲过，可我还是活着。”
从那时起，72岁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这把火，从他的回忆里烧过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烧过了反右扩大化，烧过了苏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贝鲁特和骚乱的东欧，也烧过了浮夸风与共产风……
“我要去井冈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当年被蒋介石包围的地方。你们准备一下吧，记住，一切要从简。”
五个月后，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在路上，毛主席与张平化畅谈：“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车子缓缓地开，毛主席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连向远方，连接着株洲、醴陵和萍乡安源的煤海。
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22日的傍晚，饭后散步时，毛主席继续说，“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说着这些，主席踱着步，又喃喃自语：“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陪同的俊秀同志和卓超同志都回答，“我愿意！”
主席笑了笑，“愿意就好。”
随后又说到：“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25日，与俊秀同志谈话。
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窗外：“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俊秀同志随后在谈到井冈山暴动成立士兵委员会的话题时，问到：“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两者不一样！”毛主席果断地反驳道，“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的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顿了顿，主席又垂首低语：“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呢？”
………
1965年，夏天的蝉鸣逐渐聒起。
下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胸中百万雄兵沸腾。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8
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曾有这样一段回忆自述：
毛主席转身，终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节也下地。”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饼子我们啃窝头，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嘛。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您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目瞪口呆。听惯了政治课，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同时，我又感到与主席突然近了，紧张和拘束消失许多。我小声问:“主席，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中国也强不起来，人民还是受苦。”
主席顿一顿，“磕头不如造反！”
………………
“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但它必须还有一个配套的下半句，叫做“造反有理”。
也就是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而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没有了“造反有理”这个配套的后缀，“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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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9
从少年到耄耋，用尽一生去战胜这种“巨大恐怖”，值得吗？
为了战胜，为了胜利，为了人民和革命，毛泽东失去了什么？
1919年，26岁
当年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四个月后50岁的父亲也追随母亲而去；几乎与此同时，恩师、也是准岳父的杨昌济在北京与世长辞……
短短一年时间，毛泽东的生命中第一次写下了与亲人告别的文字。
母亲去世当夜，他带着弟弟毛泽潭连夜从长沙徒步赶回韶山，推开家门时，只见棺材而已不见母亲。
守灵的毛泽民对哥哥说，母亲咽气之前一直在喊着毛泽东的小名：“三伢子，我的三伢子回来了吗……”
1929年，36岁
当年8月20日，从小被堂哥毛泽东从做童养媳的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又追随堂哥参加革命、曾发动南岳暴动的毛泽建，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庙坪慷慨就义，年仅24岁。
直到最后一次审讯，国民党反动派问她叫什么名字、逼她承认自己是毛泽东的堂妹时，她的回答仍然是一句：“我叫共产党！”
1930年，37岁
当年10月24日，这一天是岸英8岁的生日，却也是在这一天，杨开慧和岸英还没吃上一口长寿面，就被“铲共义勇队”逮捕。
11月14日，死活不肯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死活不肯放弃共产党员身份的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年仅29岁。
她在狱中留下的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要杀就杀，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5年，42岁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领导核心、从此为红军和中国革命拨开迷雾的毛泽东，却在这一年失去了弟弟毛泽潭。
当年4月，留守江西苏区的毛泽潭的部队在瑞金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毛泽潭同样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943年，50岁
当年9月27日，毛泽民在新疆被反动军阀、因苏德战争爆发而由亲苏亲共转为反苏反共的盛世才杀害，享年47岁。
在狱中，反动派对毛泽民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逼他脱离共产党，并交代党的一切组织秘密。
而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终长眠于革命征途中。
1950年，57岁
当年11月25日，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兼俄语翻译的毛岸英，正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的志愿军司令部里紧张工作。
突然，4架敌机向大榆洞袭来，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战室木屋瞬间烈焰冲天，来不及撤离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在一片火海中壮烈牺牲。
据时为毛主席卫士的李家骥回忆：“主席当时听到消息后，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丢那儿……回过头，他又点烟。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他不知道，还在口袋里找。他泪汪汪的啊……但是不明显地，让你看出来他在哭，可是我们心里明镜得很，他的泪水比我们还要多，还要疼，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啊！”
然而面对垂首的同志们，痛失爱子的毛主席强忍着泪水：“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次年3月，主席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又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我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他也是共产党员呐！”
1990年，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遗物时，发现一个柜子，里面竟然是他珍藏的毛岸英的衬衣、袜子、毛巾和军帽。
这些遗物不是工作人员收拾的，甚至从没人见过。
从岸英牺牲到主席逝世，间隔二十六年，期间五次搬家，但这些遗物，主席却瞒过所有人。
二十六年间，一个个灯下的夜晚，他是怎么度过的？他也是一个父亲啊………
…………………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跋
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缅怀主席也是感恩导师的日子里，不想多谈那段空前浓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泼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达一种理解。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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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之甚至，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八十三载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体，后三十年革命解放灵魂。
他有过私欲吗？他有过私情吗？他有过私财吗？他有过私军吗？他有过私敌吗？他有过私党吗？
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为「公」，一生为「民」。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用今天的话说，或许叫做「政治遗产」。
但对于他老人家而言，一生痛失七亲，血脉付诸革命，他连儿子都推上了战场……“遗产”之说，无稽之谈。
他哪有什么「遗产」，他什么都没有。
他的心里只有人民——亿万被他亲手扶起、从跪着求生到站着斗争的人民。
他害怕国家变了色，他忧心人民再度陷泥潭。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后有外宾发问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老人家答：“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5年会见斯诺，斯诺在畅谈之余感叹：“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听后，顿了顿，慢慢的回答道：“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还曾感慨：“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毛主席啊，您差吗？您一点都不差！
您的东西可笑吗？一点都不可笑！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谱，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您万岁，您却说“人民万岁！”
您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您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您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您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您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您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您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您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五千年长河，我只为您一人落泪。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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