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四年了，如何看待新中国、如何看待前三十年、如何看待文革、如何看待后三十年、如何看待这十年和习、面对现实，究竟该怎么办？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试着做些反思和总结。一孔之见，说的不见得对，欢迎大家批评斧正。
第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带领人民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但是，正如杨芳洲老师所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于1949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个革命实际上并未最终完成。她只是在政治上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三座大山，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人民主权，却并未最终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权，是由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理想主义政党执政体现的，党权政治（痴人呓语按：我以为这个表述是不太准确的。因为我们建立的其实是背离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在这套政治体制下，不仅有党权，还有行政权，是党政共同持权）尚有待于最后转变为民权政治。只有完成此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才算最终完成。”摘自《杨芳洲：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限制，我们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历史转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将延安窑洞对话精神落实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上，而是相反的，并在这种情况下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拖着长长的官僚主义尾巴跑步进入了无产阶级被专政的社会主义，因此，这就为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二、我们究竟建立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政治体制？
通常认为我们建立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我分析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建立的分明是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
在这套政主集中制政治体制下，原本该归人大系统的包括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行使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划归了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原本该归人大系统的用以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比如公安也划归了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前者，用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为主取代了党领导的人大为主，后者，用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对人民进行专政取代了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建国初期，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实行这样的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本无可厚非。我们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局限性，把这种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误以为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并使其作为构建人民民主专政和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模式固定下来。这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由此，一个被毛主席发现并命名的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悄然产生了。他们就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里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干部们。他们中有许多人严重脱离于人民之外，凌驾于人民之上。毛主席说这些人“比资本家还厉害”。
毛主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决心要改变。对此，毛主席的秘书王力在《反思录》里提到：“毛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毛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第三、重新认识文革的性质、对象、中心任务，深刻反思和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那么，文革的性质是什么？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是什么？文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文革的经验教训何在？
一、文革本该是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未完成的继续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是看错了社会现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那是搞错了革命的性质，顺带着搞错了革命对象。
何以言之？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早就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在这里，毛主席阐述了诸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特别强调不经过民主主义，就到达不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道理。
由于我们是以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建国，且误以为所建立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因而后来未能实现从党权政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的根本转变，直到如今，依旧如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终究未能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建国后建立的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毛主席领导的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包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被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后来，在这套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的社会主义，实质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绝不是马克思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就绝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际是一个伪命题。
二、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我们进入的是拖着长长的官僚主义尾巴的社会主义，是官僚社会主义。被毛主席发现并命名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矛盾，这就是文革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种表述是不太准确的。须知，他们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被毛主席发现并命名的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是披着马甲的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依赖存在和发生蜕变的政治基础，正是我们建国时构建的背离民主集中制的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
诚然，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确激发了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出了雷锋、陈永贵、王进喜等众多社会主义新人。大家也都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这是事实。但，要知道，那是因为最上面有一位一心想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毛主席。等毛主席不在了，换了领导人，还是这套政主集中制政治体制，上面一声令下，“砸三铁”，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的饭碗就被统统砸碎了，原来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人瞬间就变成了屁民。接着，土皇帝们疯狂持权抢劫，大肆空手套国资，而人民却无可奈何，只能干瞪眼，随之，党和国家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毛主席曾经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过去，倘若不甚明白其中含义。现在，我们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套背离民主集中制的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而人民分明只是被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专政的对象。
三、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毅然决然开启二次革命，强调“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
那么，如何斗垮？又如何革除？须知，二次革命的重点，绝不该是针对人，而是制度，要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大革命，坚决实现从党权政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的根本转变，尽快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具体说，就是坚决将包括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行使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和用以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比如公安从党领导的政府系统手中剥离出来，划归党领导的人大系统，坚决破除政主集中制的旧体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新体制，以此根除整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根治修正主义，让官僚主义者阶级中的广大干部和受他们束缚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同获得解放，从而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其次，微调路线，在确保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而存在和适度发展，并加强对于他们的监督。一方面，要切实保障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使非公有制企业守法经营，不得使其操纵国计民生，直到将它们的先进性发挥到底。
只要我们实现了上述这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制度和路线上来说，文革的中心任务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
四、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其中的走资派的斗争本来属于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的范畴。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则属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范畴。这本来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场革命，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早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主席就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而文革，分明是把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放到一起来搞，把本来是下一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对象，而在本次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中还是朋友的相对进步势力也推到斗争的对立面，极大地孤立了自己，增强了革命的阻力。同时，在斗争中，势必被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所利用，借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斗争的矛头引向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而导致大批的国宝级的学术大师被打倒、被迫害。结果，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的任务因为策略失当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因路线错误也被严重搞乱了。记得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的谈话中曾经提到“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再联系一下文革中被冤屈的大批老干部和众多国宝级的学术大师，我们是否该有更切身的感受？
五、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是一场“夺权的斗争”不假。“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也不假。但要知道，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本是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披着马甲的封建地主阶级。台下的革命派，在他们上台掌权之前，属于无产阶级。在他们通过夺权斗争上台之后，由于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原因，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刻就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只不过是走社派。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也都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走社派。倘若文革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由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向党领导的政府系统夺取包括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行使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和用以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比如公安，不是破除政主集中制的旧体制然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新体制，无论你如何进行夺权斗争，最终都会归结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内斗，是绝不可能取得文革的最后胜利的。其情形，正如黄纪苏所说：“毛是党国体制（痴人呓语点评：准确地说，应该是政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最大造饭派，也是最大当权派；是这个体制的异数，也是这个体制的常数。他矛盾的价值、冲突的身份和悲剧的收场，体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经历。”摘自《黄纪苏：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
六、所谓“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在制度。
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的谈话中说“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怎样防止特权阶层，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关于国家制度构建，就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发表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据戚本禹回忆，此话几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两人讲过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中披露此事。水利史专家兼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诉我，他刚刚找戚本人核实过。不过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对此却无提及)。又据浸淫于中国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军(网名“成都双石”)讲，其实邓小平1980年代也转述过毛的这个观点。摘自《黄纪苏：十月革命与现代中国》。而英美制度的核心特点是主权在民、分权制衡、代议民主和法治原则。然而，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思想，在文革中未来得及实践。毛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精神，在今日，则更是几乎被整个左翼选择性地遗忘掉了。
七、文革中，毛主席遵循巴黎公社原则，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推翻了他亲手构建的政主集中制旧体制，批准各地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实行议行合一的革委会新体制。但是，该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严重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不利于防治特权阶层，不可能革除官僚主义者阶级，更不可能降伏大大小小的土皇帝。
另外，我们的社会尚且没有发展到可以取消公检法等国家机器的地步。要想完成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任务，切实落实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需要保留公检法等强大的国家机器，还必须要坚持依法治国。只不过包括公安在内的用以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要牢牢掌握在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手里，绝不可以归党领导的政府系统。否则，被毛主席指出来的“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饭对他就是饭党、饭社会主义、饭革命…”势必会愈演愈烈，土皇帝们就一定会制造出更多的冤假错案来。
其三，无产阶级既要革命，就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绝不该踢开党委闹革命。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非常时期，在打扫干净屋子，重建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可以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之前，作为过渡，中间必须要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坚持自我革命的共产党从政府手系统中全权接管包括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的行使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和包括公安在内的用于捍卫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主，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利于将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向纵深推进，确保新民主主义继续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
眼下，党的自我革命正在向纵身挺进。如何确保这次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深远地影响世界，拯救世界，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关心祖国和世界前途命运的人士面前的重大课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务必要深刻反思，好好吸收文革的经验和教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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