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东南半壁红: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悲壮与荣光

2025-07-06 14:55:27 来源: 新周报作者:钟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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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亿万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也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有这样一支队伍,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支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北上征战,行程5600余里,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他们以“血染东南半壁红”的英雄壮举,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被称为“长征的第一缕红飘带”。

01.为国家危难 中华苏维埃高举抗日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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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连连失利。至1934年5月,广昌、筠门岭等南北门户均被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被压缩至极小范围。

  为牵制敌军,1934年7月,中共中央将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于7月6日晚从江西瑞金出发先行北上抗日。

  中华苏维埃高举抗日旗帜,先遣队也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主要目的,一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二是“给敌人的后方以极大的威胁,不能不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三是“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

  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转战,历经坎坷,当初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大田、古田等县,8月1日攻克福州西郊的水口。接着,先遣队向闽东进军,攻克罗源县城。随后又向闽北前进,经宁德、福安进入浙江。此后,进入遂安,9月底到达婺源北境段萃。10月21日,又奉命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转移,经浮梁、德兴交界地带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到达德兴重溪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

  两军会合后,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的命令,先遣队与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下辖三个师,寻淮洲、刘畴西、胡天桃分任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师长,粟裕改任闽浙赣军区参谋长。

  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红十军团举步维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等在玉山县陇首村高竹山被俘,北上抗日先遣队至此失败。先遣队余部后来组成挺进师,由粟裕、刘英率领进军浙西南,在那里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02.浴血奋斗 先遣队将士尽显革命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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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红都瑞金誓师北上,一路转战,栉风沐雨,书写了一段悲壮雄浑的革命史诗,而先遣队全体将士信念如磐、积极乐观,彰显了高尚的革命情操。

  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初心。1935年1月,方志敏与粟裕等人率领先头部队冲破敌人封锁线,到达德兴陈家湾村,然而主力部队因被敌人包围,未能冲过封锁线。此时,敌军有十四个团在方圆不过十五里的地区驻守。生死关头,方志敏命令粟裕等率部先行突围,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选择留给自己,再度冲入敌军包围圈,寻找和组织主力部队进行突围。突围失败后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依然用一颗赤诚之心和一支激昂之笔为党工作,希望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献给党。在被关押的六个多月时间里,方志敏写下了十三万多字的文章。他写道:“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和对革命的执着,日月可鉴。

  乐观的革命情怀,是革命志士的豪情。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行军时跑前跑后,深入连队,救护伤员,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土气。

  在谭家桥战斗中,刘英身负重伤,右前臂被开花弹打穿,腕骨粉碎性骨折,桡动脉破裂出血不止,但他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因部队药品奇缺,连局部麻醉药品都没有。但刘英以坚强的毅力,忍受剧痛配合军医顺利完成了手术,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红军关公”。

  由于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刘英的伤口迟迟未能痊愈。刘英日渐消瘦,可他仍像往常那样,一路上给士兵们讲故事,还拉开嗓子,唱起他老家瑞金的山歌调子。为了鼓舞士气,他向大家讲:“我们搞革命,就像生这木炭火,生火时难免有点困难,生着了就会越烧越旺。”听了他的话,战士们心中顿时亮堂起来。正是因为刘英等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先遣队的将士们始终保持乐观、坚定的信心。

03.播撒火种 先遣队北上行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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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东南半壁,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转战闽、浙、皖、赣等地区,积极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宣传了抗日主张。从瑞金出发伊始,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携带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近160万份宣传资料。在先遣队将士看来,这些都是党的声音,而将党的主张传播出去是他们神圣的职责。

  所以,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处都广泛张贴、散发宣传资料,大造抗日声势,将军事行动和政治目的有机地结合起来。先遣队沿途组织群众大会宣讲,街头演讲,写标语,深入农村、工厂,散发和张贴宣传文件和传单,并利用沿江进行河流牌的宣传和邮局信件带宣传品等方法广泛宣传,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及反共卖国行动,对唤醒民众、团结抗日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扩大了政治影响。正如粟裕所说:“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在行军中,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刷写标语,而且还亲自为伤病员抬担架,对伤病员做思想工作。”

  时任红七军团保卫局机要秘书的龙跃在《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这样写道: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时,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给先遣队印了各种宣传品二百万份计三百担,专门派了一个运输营挑着前进,先遣队过闽江后就开始张贴和散发这些宣传品。”“红七军团经过闽东,沿途散发了《告农民书》《给闽东工农群众的一封信》等传单,系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反蒋、拯救中华的主张,给了闽东党政军民政治上思想的很大教育和鼓舞。”

  播下了革命火种。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行军过程中,宣传抗日主张,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展示了革命队伍的政治素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4年11月23日,先遣队途经淳安县白马地区,一些战士吃了老百姓的粽子后,小心翼翼地用铜板和白洋包成五角星状的粽子放回原处。回到家的百姓打开一看里面裹的竟是铜板或白洋,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洋钱粽”,发自内心地认为先遣队是为民爱民的好队伍。

  “洋钱粽”的故事在淳安广为传颂,时至今日,当地百姓依然对先遣队的优良作风和亲民爱民情怀赞誉不断。先遣队所到之处,在战争间隙严打土豪劣绅,并将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在沿线百姓心中,先遣队就是他们日夜期盼的“救世主”。在红军的感召下,不少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投身革命队伍。

  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东南半壁,有效调动敌人、分散敌人、钳制和拖住敌人,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尔后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同时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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