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尼泊尔一直是世界革命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实践之一。这个地处山区的小国,原本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却在1996年发起的人民战争强力推进下,为全球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它为人民争取权力创造了可能。然而,当革命浪潮一度挺进至加德满都城下,却因共产党内部资产阶级思想占据上风而迅速退潮,革命最终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仅以“废除君主制”为妥协条件的交易。向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投降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消退,但也注定会再次涌起。

今天,尼泊尔因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再次成为焦点:反映青年愤怒的街头运动、权力集团内部关系的瓦解与失衡、临时政府、社会不满情绪,以及在这整幅图景中各自寻求立足之地的各方势力……但若想正确理解当下局面,仅看眼前动态远远不够。必须回望、学习并讨论过去的积累、成果与失误。尼泊尔的革命经验对于教育人们认识到:必须彻底、坚持到底地与修正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具有特殊意义;而且,这段经验距今并不遥远。
人民战争的诞生、迈向政权之路与议会主义的锚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尼泊尔的社会结构仍呈现出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无地农民、封建关系、基于民族与种姓的歧视、女性在各种父权制(尤其是封建父权制)下的压迫、依赖帝国主义的脆弱经济,以及官僚资本主义阶级的统治。这些状况激化了民众的愤怒,使革命成为可能。
1996年,以毛主义为指导的领导层发起了人民战争,践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场持续十年的战争,在全国80%的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人民解放军发展成数十万人的武装力量,封建统治权威被瓦解,人民政权机构得以建立。在此期间,尼泊尔人民通过自身组织,抓住机会构建了一个被压迫阶级能够喘息的秩序。

2006年,人民军队包围了首都加德满都。这场持续数月的围城战,同时演变为一种政策转向,为通过“和平进程”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这成为毛主义运动轨迹上的一个转折点。取代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是“加入议会制度”、“多党民主”和“和平过渡”的主张,“融合论”最终演化出一种无需真正革命的“革命”理解。这一路线由普拉昌达(Prachanda)和巴特拉伊(Bhattarai)领导层推动,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通过议会程序完成,同时保持人民战争所创造的权力平衡。尼共(毛)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达成妥协,同意推翻君主制。作为交换,该党采纳了“和平共处与斗争”的路线,旨在将革命斗争合法化于现有体制之内。这种路线又以“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已发生质变”的谬论为辩护,而这一谬论披着全球化理论的外衣,声称帝国主义性质已变,实则表明阶级视角已被抛弃。一个脱离帝国主义的抽象阶级现象被捏造出来,革命斗争被简化为派系斗争的工具。
然而,和平进程带来了革命成果的清算:人民解放军被解除武装,根据地被拆除,农民占领的土地归还地主,青年组织——这一在革命战争和斗争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力量——被压制。曾经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的运动,转而寻求与这些势力“和谐共处”。
通过修订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提出的“民主共和国”,虽终结了作为封建主义传统政治代表的君主制,却未能根除封建主义的经济与文化根基。实际上,尽管在议会中拥有强大代表,真正的权力仍掌握在官僚-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干预者手中。群众对掌权的期望落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随之浮出水面:一边是主张议会道路的领导层,另一边则是党内反对派——他们起初对偏离路线默许甚至积极辩护,后来则主张回归革命路线。
意识形态偏差的后果
尼泊尔经验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发生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偏差。这些偏差利用其所找到的空间,结合“历史不原谅真空”的事实,最终呈现出修正主义形态,并归根结底走向了反动。诸如“帝国主义已演变为‘全球国家’”——从而宣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绝对胜利者,否定其终将灭亡的趋势;“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不足’”;“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如今已不再适用’”等论调,进入了运动的官方文件。这是从革命路线滑向修正主义的理论表述。
革命的本质在于阶级斗争的激化与人民群众有组织的行动,而领导层却逐渐局限于阶级合作、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于是,十年人民战争的所有成果都岌岌可危,大部丧失。尼共(毛)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反而选择了中断民主革命,以符合帝国主义体系的议会资产阶级标准堕落下去。
尼共(毛)的堕落与衰退,具体体现在:尽管通过议会道路上台,却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因此,尽管其领导人普拉昌达曾三次短暂担任总理(2008–2009、2016–2017、2022年12月至2024年7月),该党始终未能实现最初的“成功”。“权力”每次都被交还给了反动势力。现任总理KP·奥利(KP Oli)也是这类反动分子之一,尽管他所在的政党名称中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字样。权力的腐朽并非始于放弃毛主义路线的尼共(毛)…… 最近被迫流亡国外的总理,正是来自名称中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该党及其领导人,从一开始就不断组织反对尼共(毛)的行动,而后者虽自诩为毛主义者,却如上所述背离了毛主义路线。

今日局势:青年反抗、暴力与政治危机
尼泊尔今日再陷动荡。肩负失业、腐败与看不到未来沉重负担的青年,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数十万人参与的示威中,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国家的镇压机器以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应人民。
这一过程不仅导致了政府危机,也体现了对多年来腐败、奢侈生活与议会政治空转的决裂。总理奥利辞职、临时政府取而代之,都是这种压力的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由青年选出的法官苏希拉·卡尔基(Sushila Karki)被任命为临时总理,是一种象征性的新意。尽管苏希拉·卡尔基(亦被称为尼泊尔首位女总理,以调查政府贪腐案件著称)被视为对当日反抗的“足够”回应,但这远非对社会诉求的真实回答。
青年运动提出的要求——结束腐败、解决失业、实现正义与自由——直接关联于阶级基础。广大农民群众仍在为土地问题、债务与被迫迁移挣扎;工人阶级与劳动者在不稳定工作条件、低工资与依赖外出务工中求生存;女性、达利特人(贱民)、少数民族与宗教群体,则面临歧视与多重压迫。
今天的青年反抗,也承载着多年前毛主义运动所开辟道路的遗产。人民战争所创造的意识、组织与斗争经验,至今仍活在尼泊尔社会的记忆中。然而,这一遗产在领导层陷入议会主义、未能赋权群众的过程中,大多被浪费掉了。青年的愤怒不仅指向当今腐败的政府,也指向那些曾以革命之名上台、最终融入同一体系的人。以至于今天,那些曾高喊最激进人民口号、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也对通过暴力驱逐尼泊尔腐朽与腐败代表的行为感到惊恐——这类事件在资产阶级-封建媒体上常以“私刑”为标题突出报道。2011–2013年间担任总理的巴布拉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作为1996年人民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后来与尼共(毛)分裂,其转变之大以至于“发现了托洛茨基的价值”,他对青年呼吁克制、不断向议会发出非暴力解决呼吁,正是这种恐惧的产物。
同样,一种自称独立、提出更激进诉求的组织形式也在过程中浮现。目前名为SAFAL的委员会,其在掌控进程与推动进一步发展方面能否成功尚存疑问。其作为街头组织的身份、以建立工人阵线为诉求的定位及其发展状态,都需在进程中观察。但显而易见,他们提出的基本诉求,是应当支持与放大的。
因此,今天街头上升的运动,呈现出独立于现存政党的特性。但缺乏组织性与意识形态清晰度,应被视为该运动难以成功实现社会进步的明确信号尼泊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展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强项与弱点的具体经验。人民战争证明了被压迫阶级有组织斗争所能取得的成就。但议会主义——偏差的体现——却导致革命脱轨。如果今天再次兴起的民众运动,能够汲取这些教训,它就能成为新开端的土壤。否则,改良主义方案、临时政府与选举游戏,虽能吸纳群众怒火,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结语
尼泊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展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先锋队强项与弱点的具体经验。人民战争证明了被压迫阶级有组织斗争所能取得的成就。但议会主义——偏差的体现——却导致革命脱轨。如果今天再次兴起的民众运动,能够汲取这些教训,它就能成为新开端的土壤。
尼泊尔仍然保持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性质;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继续剥削这个国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重拾过去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建设未来,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在此类国家中的现实性与必要性依然存在。
也有必要对那些以尼泊尔革命领导人堕落为修正主义者、依附于对立阶级的过程为借口,恶意攻击马克思列宁毛主义(MLM)的人说几句。马列毛主义的战士们,自诩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坚定的旗手与领导者,在尼泊尔人民战争最强盛与最低谷的时刻都提出了批评,并为此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即使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全部文献,也足以让今天那些由“混血儿”和“垃圾合金”组成的、攻击马列毛主义的阵营目瞪口呆。世界范围内的毛主义者深知: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业,将在胜利与挫折中前进,而这些经验将强化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他们知道、捍卫并阐释:坚持到底的彻底革命主义,需要持续斗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并非没有主人。将我们当前所处的进程扳回正轨,尽管困难重重,但终将可能,也必将可能。
(来源:土耳其《新民主报》2025年9月25日,原标题为《尼泊尔,往昔与今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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