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历史的提问与人民的选择
我是谁?我是一个来自湖南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我的一生，是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一生。当我回望这片饱受苦难又生生不息的大地时，总有人会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倘若没有我——没有毛泽东，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极端的假设，也是一个终极的提问。它试图将一个人的作用从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史中抽离出去。然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人民创造历史，需要正确的思想来指引，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力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仿佛历史的走向仅仅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意志。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战面前，一个正确的理论、一条正确的路线，以及一个敢于坚持这条路线的领导集体和代表人物，是决定乾坤的。
所以，这个问题真正的实质是：倘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正确思想和路线，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倘若没有千百万愿意为信仰牺牲的同志们，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答案是明确的：中国将依旧在黑暗中徘徊，甚至会陷入比“三座大山”压迫更深重的深渊。人民将继续在“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困境中循环往复，找不到真正的解放之路。
一、没有正确的道路：旧中国的沉沦与迷茫
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历史的原点。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那是“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时代。帝国主义的铁蹄任意践踏我们的国土，它们划分势力范围，强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吸食着中国人民的膏血。封建主义的枷锁牢牢地束缚着亿万农民，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让这片土地“遍地哀鸿”。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附庸，进一步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座大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没有我，难道这片土地上就没有反抗吗?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康梁变法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试图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但是，他们为什么都失败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理论武器和正确的革命道路。
旧式的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最终只能在封建皇权的老路上打转。
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试图依靠一个腐朽的皇帝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根基。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们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伟大的功绩。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这样的封建军阀所篡夺。为什么?
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地总结过：“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好的，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走不通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又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害怕群众，更害怕革命的彻底性。
所以，倘若没有我，没有我们这一代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中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会怎样?
答案是：中国将继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死胡同里打转。
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重演辛亥革命的悲剧。一个军阀倒下去，千万个军阀站起来。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难道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他们背叛了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总买办”，成为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
没有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人民的苦难就没有尽头。我们将继续“长夜难明赤县天”。
二、没有正确的灵魂：理论与实践的血肉联系
马克思主义是好，但如何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这是核心问题。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我，都曾是教条主义的信奉者。我们以为只要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就可以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
但是，实践教育了我们。从安源路矿罢工的暂时胜利，到京汉铁路罢工的血腥镇压，从五四运动的高涨，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屠刀……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虽然英勇，但他们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强大联合。
尤其是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们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
这是中国革命的最低潮。倘若没有我，在这个关头，会发生什么?
很多人动摇了，消沉了，甚至背叛了。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要么(像陈独秀一样)取消革命，要么(像“左”倾盲动主义者一样)不顾客观条件，继续命令工人去“罢工、罢工、再罢工”，去“暴动、暴动、再暴动”。
而我，毛泽东，做了什么?
我没有坐在书斋里空谈理论，我也没有盲目地听从共产国际的“圣旨”。我回到了我最熟悉的土地——湖南农村。我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解剖中国这个复杂的社会。
我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看清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最坚决的力量。
我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失败了，这又是一次血的教训。它告诉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硬要去攻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行不通的。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被所有人视为“离经叛道”的决定：上井冈山。
“引兵井冈，退守湘赣边界”。这是什么?这是把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积蓄力量。
这就是我找到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没有我，没有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会怎样?
党和红军的主力，很可能就会在“左”倾路线的指引下，一次又一次地在城市里“碰壁”，最终被强大的敌人彻底消灭。中国革命的火种，也许就此熄灭。
我灵魂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我不是天生的圣人。我是在实践中，在成功和失败的反复比较中，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系统地总结了这种思想方法。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脱离了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死的教条。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战无不胜的力量。
没有这个“结合”，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个灵魂，中国革命就没有方向盘，它只能是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破船。
三、没有人民的战争：从“被压迫者”到“主人”
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还必须解决“如何走”的问题。
敌人是如此强大，他们有飞机大炮，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步枪、“汉阳造”，甚至是大刀长矛。
蒋介石嘲笑我们是“石器时代”的军队。他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
倘若没有我，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实力对比，会怎样?
很多人会屈服。他们会认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他们会主张放弃武装斗争，去做“议会斗争”，去乞求国民党的“宽恕”。
而我，毛泽东，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力量——人民。
我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我缔造了一支新型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
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它有灵魂。我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肃清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支军队是为人民的信仰而战，不是为军阀的私利而战。
它有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核心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人民的子弟兵。
它有方法。我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我们为什么要搞土地革命?就是要把农民从封建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当农民分到了祖祖辈辈都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就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他们会用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他们会踊跃参军，支援前线。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军队。
没有我所开创的“人民战争”理论，会怎样?
中国将无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即便日本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失败，中国也只会回到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之下。
没有人民战争，就没有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一盘散沙”，永远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我，把这“一盘散沙”组织了起来，凝聚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
四、没有崭新的中国：从“站起来”到“建设”
1949 年 10 月 1 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它意味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倘若没有我，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彻底的革命，中国会怎样?
它可能(在美苏的操纵下)走向“划江而治”，分裂成“南中国”和“北中国”，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
它可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成为美国的附庸，就像南朝鲜、南越一样，国土上遍布美国的军事基地，主权荡然无存。
而我，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将帝国主义势力彻底赶出了中国。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紧接着，美国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朝鲜。国内多少人反对出兵?他们说，我们刚打完仗，百废待兴，怎么敢跟世界头号强国较量?
是我，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们为什么敢打?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为保卫和平而战。我们为什么能赢?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觉醒了的人民志愿军!
没有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会怎样?
帝国主义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他们会卷土重来。新中国就无法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这场胜利，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接下来，是如何建设这个国家?
又是一个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的答案是坚定不移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我就明确了我们的方向。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条路已经被证明是死路。我们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迅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人说，太快了。不!在中国的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没有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会怎样?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两极分化”。那些在土改中分到土地的农民，很快就会因为天灾人祸而重新失去土地，沦为雇农。新的资本家将会出现，他们将再次控制国家的经济命E脉。
那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不就又是一个“旧中国”吗?
那样的革命，有何意义?
我所坚持的，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
五、没有持续的革命：反修防修与千秋大业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
不。我从不这样认为。
这是我晚年思考最深刻，也是最不被一些人理解的地方。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我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我亲眼看到了苏联的变化。赫鲁晓夫上台后，大搞“修正主义”，背叛了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悄悄地“和平演变”，官僚特权阶层正在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产生。
倘若没有我，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会怎样?
中国也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我们党内的很多人，他们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的思想停滞了。他们满足于“坐江山”，他们开始讲“级别”、讲“待遇”，他们脱离了群众。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来管理国家，而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他们忘记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井冈山，和战士们吃的都是红米饭、南瓜汤。我在延安，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衣。我们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可现在，一些干部，他们住进了高楼大厦，出门坐上了小汽车，他们还记得那些在田埂上劳作的农民吗?
这就是我发动“十年运动”的根本初衷。
我就是要解决这个“反修防修”的根本问题。我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我们的党，监督我们的干部。我就是要“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确保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
这场革命的形式是史无前例的，它触动了所有人的灵魂。它当然是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正如我在《矛盾论》中所说，事物的发展，就是新旧矛盾的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
没有我晚年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高度警惕和持续斗争，会怎样?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有可能“名存实亡”。党就有可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我们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就将白流。
我的一生，都在“造反”。我造帝国主义的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到了晚年，我还要造那些企图在我党内部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反!
我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大的发展。
结语：永恒的“为人民服务”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了：倘若没有我，毛泽东，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政治上，中国将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地位。它要么被帝国主义列强继续瓜分，要么在蒋介石一类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下，成为某个超级大国的附庸。人民将毫无政治权利可言。
经济上，中国将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民族工业无法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所控制。人民将永远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
军事上，中国将是一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军队，一盘散沙，内战不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法得到保障。
思想上，中国人民将继续处于“奴隶”的精神状态。崇洋媚外、封建迷信、麻木不仁将是社会的主流。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脊梁。
没有我，就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个灵魂。
没有我，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没有我，就没有“人民战争”这个无尽的力量源泉。
没有我，就没有一个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没有我，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没有我，就没有“继续革命”这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探索。
我，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践行我的誓言——“为人民服务”。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的壮丽理想。
历史选择了我，人民选择了我。而我，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我留给这个国家的，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独立、强大的共和国。我留给它的，是一个思想宝库，一个继续革命的火种，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灵魂。
只要人民还在，只要压迫还在，我的思想就会永远闪耀光芒。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这条“人间正道”，是我和我的同志们用毕生心血所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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