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高秀敏和范伟曾合作过一个小品。小品中,范伟是卖衣服的小贩,以次充好,将一件残次品卖给高秀敏。一番折腾后,高秀敏才得知真相,她还挺高兴,因为自己的老头子是脑血栓,正好是一个胳臂长,一个胳臂短。
这个小品,很像今天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有着严重的缺陷,一个胳臂长,一个胳臂短,原本就不是均衡的,只不过是一个缺陷碰到了另一个缺陷,看上去还挺般配,掩饰的极好。
瞒天过海的“计提”
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朴素的哲学价值观。既然所有的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去分配人类所有最终劳动的成果,天经地义。按劳分配的对象是最终产品,按劳分配的标准是劳动时间,所以最终产品的价格代表了劳动时间,即总价格等于总价值。
从生产流程的角度,一切生产工具都是中间产品,只有能满足人类直接生存或者生活需要的消费产品才是最终产品。作为前道工序的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要把自己劳动耗费的信息传递到后道工序,后道工序再把前道工序劳动耗费的信息加入最终产品中。
如果中间产品是半成品或者原料,它的价值转移随实物移动,其价值可以直接转移到最终产品上;如果中间产品是生产工具,其价值不可以直接转移到后道工序中。后一种情况,要想最终产品身上体现前道工序的劳动价值,后道工序就必须要“计提”。
“计提”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购买下一期的生产工具(含更新和扩大再生产),但是却用来养活当期的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这样,整个社会的价值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属于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第二部分属于间接从事生活资料、直接从事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劳动力价值。总价值等于所有劳动力价值之和。
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价格体系。计划经济中的“计提”部分依然要归于劳动力价值范畴,算的是成本;自由市场的“计提”部分则超过劳动力价值范畴,算的是成本加“计提”。
自由市场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剥离,各自独立。不仅生活资料的工厂需要“计提”,生产资料的工厂也需要“计提”。这样,生产资料的价格就不只是它原来的劳动力价值,而是要在原来的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再加上自身的“计提”价值。
本来,生产资料不需要“计提”,因为它的劳动力价值已经通过生活资料的“计提”,完整地转移到生活资料的价值中了。现在,生产资料也开始“计提”,所以生产资料的价格必然更高。生产资料的价格高,生活资料的“计提”也要相应提高。于是,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
为什么只有生活资料才能“计提”,而生产资料不能“计提”呢?因为“计提”的目的在于养活不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力,只有生活资料产业的“计提”才有意义。生产资料的产业不制造生活资料,拿什么“计提”生活资料呢?就算它能“计提”生活资料,它并没有自己的前道工序,它又是为谁“计提”的呢?
“计提”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生活资料的总价格大于总价值,劳动人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购买整个社会全部的生活资料,供需不能自然地平衡。
取之有“盗”的可支配收入
严格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价值,所谓的“计提”不过就是其它劳动力价值的转移而已。自由市场下,资本家通过超越原有范围的“计提”,无偿占有一部分的劳动力价值。
通常情况下,一个有着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是1:1。设总生活资料是2,生活资料产业的“计提”就是1。如果从事生产资料的产业也开始“计提”,它的“计提”将带入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原有价格就会发生变化。
原本生活资料中包含的劳动力价值是1+1=2,生活资料的价值是2,价格是2。现在生活资料的价值还是2,但是价格是1+1+1=3,其中有1的价格是生产资料的超范围“计提”产生的。因为这种“计提”的不可避免性,劳动者始终只能拿到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三分之二。
以2023年4季度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为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20%,工资性收入占比62%,转移支付占比是18%。工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资本性收入。参考同期数据,美国的个人所得税中,约有15%来自资本利得税,推测工资收入的15%是资本性收入。
转移收入也是劳动收入,而工资收入中的资本性收入不是劳动收入。62%×85%=53%,53%+18%=71%,这说明美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71%是劳动收入,另外的29%则不是劳动收入。大体符合三分之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非劳动收入的判断。
某大国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工资性收入57%,经营性收入17%,财产净收入8%,转移净收入18%。工资收入参考美国标准,扣除资本性收入。57%×85%+18%=66%,符合整个社会有三分之一收入是非劳动收入的判断。
似是而非的居民储蓄
原则上,“计提”是工厂为未来买生产资料准备的,所以资本家不能用“计提”去买生活资料。同时,劳动者也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去购买高于自己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生活资料。这样,整个世界就有了谁也动不了的三分之一的商品放在那里。
对于资本家来说,他想得到这个世界三分之一的生活资料,他得指望这个三分之一的商品能卖出去,但是自由市场又限制了他把这个三分之一的商品卖出去。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为例:价格放开后,商品供应丰富,但是有价无市。商品堆积如山,厂家却卖不出去,老百姓也买不起。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老百姓买不起的那部分商品再“借”给老百姓。最适合“借”的,当然就是房子。把老百姓盖好的房子,再“借”给老百姓,让老百姓一点一点的“还”。有个说法:一个人的一生,平均有三分之一的收入要花在房子上。恰好说明:这个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商品,是我们用工资买不到的。
某大国的住房市场化改革,集中在2000年左右。2000年,居民储蓄率(可支配收入减去实际消费,再除以可支配收入)是31%,20年来一直稳定在30%到35%之间,符合三分之一的规律。2020年之后,在37%到43%之间变化,这并非是三分之一的规律不存在了,而是现在的房子卖不动,银行想让你“借”的钱太多。
表面上看,30%~35%的居民储蓄率,是居民把三分之一的可支配收入拿来储蓄了。真实情况是:这个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东西,超过了我们的购买力,需要我们“借”钱买而已。所谓的三分之一的储蓄率,是那个市场机制倒逼出来的。
结束语
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之一是总价格等于总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前提是均衡价格理论。换句话说,整个经济学界能看到的,都是市场在达到均衡之后的发展脉络,而不是市场在达到均衡之前的自然形态。
说到底,自由市场并没有解决自己的缺陷,只不过是让两大缺陷碰到了一起而已。渡尽劫波后,还有谁在意今天的自由市场,原来是一个胳臂长、一个胳臂短呢?
【文/叶风尘,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