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山恶水出刁民”？简直一派胡言！

　　“穷山恶水出刁民”“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类话语，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直观描述，而马克思主义者应穿透其经验性的表象，揭示其内在的阶级本质和意识形态功能。这类论调非但不是对社会问题的科学解释，反而是一种颠倒黑白、维护既定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类话语首先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简单地还原为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它假设“贫穷”是一种先验的、脱离社会关系存在的自然状态，而“刁”或“奸计”则是源于这种自然状态的个人道德缺陷。仿佛一个人的贫穷与否、善良与否，是由其自身的本质或所处的自然环境（“山”“水”）直接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则彻底批驳了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并非天生注定，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将贫困归咎于个人道德，无异于指责被剥削者“为何不努力成为剥削者”，这完全掩盖了产生贫困的真正根源。

　　“穷山恶水”并非天生就“穷”，也并非必然出“刁民”。一片土地的贫瘠与否，固然有自然因素，但更关键的是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是谁占有了生产资料？劳动产品是如何被分配的？是否存在剥削？

　　在封建社会中，是地主阶级占有了大量土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地租和劳役，忍受贫困。所谓“刁民”，往往是那些不堪压迫、起而反抗的农民。统治阶级及其话语体系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必然将他们的反抗污名化为“刁”，从而否定其反抗的正当性。同样，“穷生奸计” 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无产阶级在极度匮乏的挤压下，为求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个体化、扭曲的反抗，其根源在于剥削制度使得诚实劳动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

　　反之，“富长良心”则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神话。资产阶级的“良心”和“慈善”，从未改变其剥削剩余价值的根本目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如何一边宣扬道德，一边无情地将工人推入贫困的深渊。他们的“良心”常常是维护社会稳定、缓解阶级矛盾、塑造自身道德形象以利于更长远的统治和剥削的工具。将“富”与“良心”直接挂钩，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披上一件合法的、道德的外衣，仿佛其财富来源于其善良，而非剥削。

　　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类话语之所以能广泛流传，正是因为它们完美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们瓦解被压迫阶级的团结，将阶级矛盾转化为穷人内部的道德问题，制造“贫穷是因为你坏/懒/刁”的叙事，从而挑起无产阶级内部的相互指责和鄙视，掩盖了他们共同的阶级敌人；它们否定阶级斗争的正当性，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污名化为“刁民”的行径，从道德上剥夺被压迫者反抗的权利，维护了现有秩序的“天然”合理性；它们为剥削制度辩护，营造出一种“富人致富源于道德优越，穷人受穷源于道德低下”的虚假逻辑，从而为贫富悬殊的阶级社会进行辩护，让人们安于现状，甚至向往成为剥削者的一员。

　　马克思主义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生产关系，贫困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要消灭普遍的贫困，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从而消除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存在超阶级的、抽象的“善”与“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被统治阶级视为“反抗”的，在统治阶级看来就是“刁乱”。

　　个体的“道德自救”无法改变整个阶级的命运，求得解放唯有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认清自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团结起来，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彻底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只有在消灭了阶级、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旧社会那种因贫困而导致的道德扭曲才能真正根除，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穷山恶水出刁民”之类的话语，是包裹着常识糖衣的意识形态毒药。它用唯心主义的道德说教，替换了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其最终目的是麻痹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锐利武器，彻底揭穿这种论调的反动本质，教育广大劳动群众：他们的贫困并非源于道德或环境，而是源于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谴责所谓“刁民”，而是要去改造那个不断生产出“贫困”与“刁民”的旧世界，并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