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今天依然不愿意大动分配机制？

　　为什么在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今天依然不愿意改革“分配制度”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许戳在当代社会的痛处上——一边是有人在海外买庄园像买白菜，一边是外卖骑手为了几块钱配送费闯红灯；一边是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上亿，一边是流水线工人加班费要靠打官司才能要回来。

　　分配的天平早就歪了，可真要动刀子改，总有人说“再等等”“条件不成熟”。这“等”的背后，藏着比利益更复杂的东西，得从根上刨。

　　一、分配制度从来不是算术题，是立场题

　　教员在井冈山给红军上政治课时，算过一笔影响中国命运的账：“地主手里的粮食，十斤里有八斤是农民种出来的，凭什么农民只能吃两斤？”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是在确立“谁创造财富，谁就该多拿”的底层逻辑。后来土改分田地，不是把地主的地平均切开就完了，是要让农民明白——分配不公不是天命，是可以被打破的枷锁。

　　那时候的干部敢在批斗会上让地主当众算剥削账，现在却有人连“基尼系数”都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分配制度的本质，是“谁有话语权”的问题。

　　90年代国企改革，有些地方把“减员增效”变成了“管理层低价持股”，工人拿几千块买断工龄，厂长却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

　　这种改革与其说是“改分配”，不如说是“合法转移财富”——就像教员当年批判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不是不懂分配不公，是怕改到自己头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透了：“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同时也掌握了分配规则的制定权。

　　互联网大厂的算法能精准算出骑手的每一分钟价值，却算不出他们该得的社保；房地产商能把房价炒到天上，却不肯给建筑工人涨点工资。这种“自己给自己分蛋糕”的游戏，怎么可能盼来公平？

　　二、“既得利益”不是少数人，是一张盘根错节的网

　　有人说改分配难在“触动既得利益”，可这“既得利益”从来不是孤立的群体。

　　某明星偷税几个亿，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阴阳合同；某国企高管天价年薪，牵扯的是考核制度、审计流程的层层放水。这些东西像藤蔓一样缠在一起，你想剪一根，就会被一片拽着。

　　教员当年搞“三反五反”，敢把刘青山、张子善拉去枪毙，不是因为他们贪得多，是要打掉“利益集团绑架分配制度”的苗头。

　　那时候的干部知道，分配不公到了极致会出人命——苏区时期，要是有哪个乡干部多吃多占，老乡能直接绑到县苏维埃去。

　　这种“群众监督”的威慑力，现在被“合规性包装”取代了：把灰色收入变成“股权激励”，把利益输送变成“战略合作”，表面上挑不出错，根子上还是老问题。

　　看看身边的事：重点学校的名额永远向“学区房业主”倾斜，普通家庭的孩子再努力也得摇号；医院的专家号被黄牛垄断，农民工半夜排队也挂不上。这些看似零散的不公，其实都是分配制度在“保护既得利益”。

　　就像教员说的“小圈子主义”，他们不是反对所有改革，是反对“让自己吃亏的改革”。

　　三、“怕动荡”成了挡箭牌，忘了“不公才是最大的动荡”

　　每次有人提改分配，总会听到“步子太大容易乱”的说法。可他们也忘了，当年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时，也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这就是他们双标的嘴脸。

　　教员在延安搞“官兵一致”，让军长跟士兵一起种地，也有人说“不成体统”。历史早就证明：害怕改革带来的小动荡，最终会酿成分配不公的大动荡。

　　现在的年轻人躺平，不是不想奋斗，是看透了“再努力也赶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某招聘平台数据显示，应届生平均起薪还不到某些CEO时薪的百分之一，这种差距靠“加班奋斗”能弥补吗？

　　教员当年搞“供给制”，不是要搞绝对平均，是要让大家看到“劳动差距”和“分配差距”不能太离谱——你是厂长可以多吃一个馒头，但不能把食堂的肉全拉回家。

　　更讽刺的是，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改分配会影响效率”，却对“垄断影响效率”视而不见。互联网大厂靠垄断赚得盆满钵满，却不肯给创新者留条活路；房地产商靠炒地皮发家，却让实体企业融资难如登天。

　　这种“保护既得利益的低效”，比“公平带来的暂时减速”危害大得多——就像晚清的八旗子弟，宁愿抱着祖宗规矩饿死，也不肯放下特权。

　　四、人民不是“改革成本”，是改革的根本目的

　　说到底，不敢改分配的人，心里是把人民当成了“需要安抚的群体”，而不是“改革的主体”。

　　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改分配也是这样，指望既得利益者主动让利，跟指望地主主动分地一样天真。

　　当年延安的“豆选”，农民用豆子投票选能为他们争利益的人；现在的分配改革，也得让普通劳动者有话语权——工厂的利润怎么分，该有工人代表说话；学区房政策怎么定，该听听租房家庭的意见。

　　这不是“民粹”，是唯物史观的常识：人民创造了财富，就该在分配上有发言权。

　　看看那些改得好的地方：浙江某村搞“联产联业联心”，把集体资产折成股份分给村民，老人每月能领分红；深圳某社区让快递员、清洁工参与议事会，小区配套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这些尝试证明，改分配不是洪水猛兽，是能让多数人尝到甜头的好事。

　　教员晚年说“我是人民的儿子”，这句话里藏着改革的密码——分配制度的终极评判者，从来不是报表上的数字，而是老百姓的笑脸。

　　当外卖骑手不用为社保发愁，当流水线工人能靠劳动在城市立足，当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能上好学校，这种改革再难，也值得去闯。

　　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改”，是“敢不敢站在多数人这边”。毕竟，历史早就给过答案：谁站在人民立场上改分配，人民就会跟谁走；谁护着既得利益不动，谁就会被历史抛弃。这不是预言，是被反复验证的真理。

　　其实经济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没那么复杂。问题的关键就是愿不愿意去触动既得利益者。如果社会本身的运行就是既得利益者在主导，那即使一万年他们也不会主动的真正的去触动利益核心，改革分配机制。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今天，我们作为拥有14亿统一大市场的国家，为什么一直不能真正激活内循环？

　　因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落后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落后的分配机制。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循环，现在很多人谈增长而忽略了循环。循环速度越快经济活力越强，而循环的核心就是分配，分配的核心在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而机制的核心是人民立场。

　　在产能过剩的今天，只有深度改革分配机制，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才能让市场需求旺盛起来。当需求旺盛起来时，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才有“用武之地”，才能真正实现良性的经济内循环，才能摆脱对外循环的高度依赖，才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