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公权力保持公正廉洁的天敌

　　近日媒体报道，国家证监会原发行监管部监管四处处长杨郊红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离职后还利用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大肆贪腐，获利惊人，纪检监察部门在其家中抄出数亿现金。

　　在杨郊红被查后，其老上司原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李筱强，证监会原发行部一处副处长、东兴证券副总裁张军等也被查或失联。在此之前，曾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主管全国证券发行工作的朱从玖，也于2023年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位上被查，之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这些情况表明，国家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贪腐事件，完全属于内部人员相互勾结所作的窝案。

　　看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反而觉得国家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生的贪腐事件，其严重程度很可能要远远超过公开报道的情况。

　　从这件事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年来，各级党和政府一直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可是权力腐败却始终难以根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通过认真思考，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公权力保持公正廉洁的天敌。

　　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私人资本的天性，而市场竞争机制又会促使资本逐利达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为了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多的利润，必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对于那些参与市场竞争实力不强的企业来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很自然地就会想到通过权钱交易，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和有利地位。

　　例如，企业如果能够上市，不仅能够获得大量的投资，而且这些投资基本不需要归还，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出现亏损，都是由全体股东买单。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上市“圈钱”是一种风险最小、代价最低的融资方式。因此，绝大多数的企业只要有可能，都会积极争取上市。

　　国家证监会发行监管部是专门负责审核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因此，企业要上市，通过证监会审核批准，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关。结果，对于那些上市条件“不硬”的企业来说，就会千方百计地来打通这一关。其基本手段，就是“买通”发行监管部的有关人员，让他们为自己上市打开“方便之门”。

　　这个情况充分说明：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来说，是“树欲静，风不止”，“权想廉，腐不休”。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使公权力和国家公职人员始终处于不法商家和别有用心之徒的 “围猎”之中。

　　第二个原因，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严重削弱了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

　　这些年，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使许多党员干部产生了“国家都鼓励资本家发财致富了，我们还需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吗”的疑惑；“金钱就是生命”的口号和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思潮，让许多党员干部染上了“拜金主义”的恶症；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标率作用”也成为许多党员干部放松对自己要求的“理由”……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

　　第三个原因，监管制度存在漏洞。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有所加强，但是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激发出来的“无限创造力”面前，始终处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之中。

　　就拿发行监管部负责审核批准企业上市这事来说吧，不少企业为了让发行监管部门为自己上市打开“方便之门”，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收买活动：企业上市不够标准，就请监管部门有关人员“指点迷津”，那怕是造假，也要让其审核过关。其中，对于起决定作用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则“不惜重金，坚决拿下”。对于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这一关，则“不留余地，一一打点”，结果“全票通过”。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所激发出来的“无限创造力”面前，监管制度存在漏洞是长期的和必然的，而没有漏洞则是暂时的和偶然的。

　　第四个原因，缺乏群众监督。

　　反腐败可以不搞群众运动，但一点也离不开群众。近年来，不少腐败问题就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可是，一些单位部门的领导干部，要么是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要么就是自己屁股上有屎，对于必须经过群众监督的事情，想着点子搞暗箱操作；对于群众举报的问题，不积极回应，能拖就拖，能瞒就瞒，有的甚至以“造谣”“寻衅滋事”等罪名进行打击报复。这是十分错误的。

　　反腐败斗争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才能把腐败问题遏制在最低限度。否则，就会出现“前腐后继，越反越腐”的局面。

　　总之，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公权力保持公正廉洁的天敌，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权力和国家公职人员会始终处于不法商家和别有用心之徒的“围猎”之中；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不仅严重削弱了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还会激发出对付市场监管的“无限创造力”，使市场监管始终处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要想彻底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除了消灭私有制别无它途。

　　【文/阿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