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朋友聚会。有人提议请刚从国外旅游归来的A君说一说国外见闻与感受。A君当仁不让，讲了几个国家的见闻，然后对大家说，只要出去走一圈，回来就没有不爱国的。自己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国家不仅社会和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经济相当发达，环境整洁优美。总而言之，唯有祖国好。我不由得为他鼓起了掌，并且接过话题说，我们不但要爱国，更要爱党，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国家哪来今天的繁荣富强！大家纷纷附和。想不到B君却接着我的话说，爱党爱国绝对不错，但要说唯有我们国家好，就未免有点夜郎自大了，因为A君基本没有看到那些发达国家。要不然，为什么那些富人、名人、大人们，要偷偷摸摸加入外籍？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争执而引发不快，我马上“刹车”：好了好了，咱们喝酒不谈政治。有机会我们也出去看看就是了。
事后A君找我聊天，说B的思想有问题，平时总喜欢散布一些负能量的东西，不是骂官场腐败严重，就是说食品不安全，要么大谈转基因危害，或者是抨击教育、医疗问题严重，好像只有他忧国忧民。他也不想想自己算老几呀，说的再多有个P用！假如在毛时代，他这种人恐怕早就完蛋了。下次少与这样的人打交道。
揭露或批评社会存在问题就是“负能量”吗？普通老百姓该不该议论国家大事？毛时代是不是真的会因言获罪……A君的一番“知心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天道理想与现实困境的哲学思辨
《道德经》有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种动态平衡的哲学观，揭示了中国传统智慧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宇宙充满了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不停地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平衡与发展的。毛主席也曾经说过：“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回避矛盾其实是有违天道的。2000多年之前的齐威王，在听了邹忌的讽喻之后，能够悬赏纳谏、革除弊端，成为千秋美谈。北宋时期，包拯“弹劾权贵不避亲”，曾被某些同僚视为破坏官场“和谐”，但历史最终证明，正是这种刚正不阿的监督精神，维护了当时政治生态的相对健康。“包青天”也因此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
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仍然有不少人存在一种认知异化：将“和谐”简单等同于“顺从”“一致”，把“爱国”机械理解为“歌颂”“赞美”。于是就一直循着上面的口径唱赞歌说套话，甚至违心说假话也不脸红，要不然就来点风花雪月，或者感叹“天凉好个秋”，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就是不敢说真话，生怕惹火烧身。而对于敢说真话的人，则视为傻冒、无脑，敬而远之，甚至揭发攻击，以求自保。
明代思想家王廷相在《慎言》中写道：“治国如养生，善养生者不能绝五味，善治国者不可废诽谤。”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既需要正面典型的引领，也需要对存在问题的揭批修正。如果把正常批评视为“负能量”，其实就等于“讳疾忌医”。
二、颂扬与批判的辩证法则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社会共识，产生于不同意见的理性交锋。”2020年武汉抗疫期间，媒体既大力宣传医护人员“最美逆行”的感人事迹，也不回避初期物资短缺与调配混乱的问题报道。这种“双轨叙事”非但没有削弱正能量，反而增强了公众信任度。唐代谏议大夫魏徵，一生进谏二百余事，甚至多次让太宗当众难堪，但太宗却将谏言比作“明镜”。魏徵去世，太宗痛呼：“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正因为唐太宗的这种政治智慧，才创下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反观明朝末年，言路闭塞导致“辽东战报”等重大危机信息被层层修饰，最终酿成系统性崩溃。历史这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真相。所以毛主席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地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习近平总书记则引用汉朝王充的名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强调听取群众意见，要求“问政于基层、问需于百姓、问计于人民。”现在有人动不动就拿“毛时代”说事，似乎那时候没有言论自由，许多人因言获罪。只不过很少有人研究那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帽子是怎么产生的，WG期间的那些冤假错案又是从何而来，尤其是已然销声匿迹的“四大”，是怎么被写进《宪法》、又是如何被删除的……历史波澜尚未澄清，而澄清是需要时间的。
三、认知误区背后的心理机制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揭示：当人们面对与既有观念冲突的信息时，会产生心理不适，继而可能选择否定事实而非调整认知。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表现为：某些群体将批评意见自动归类为“负能量”，实质是思维懒惰的防御机制。就像鸵鸟遇到危险把头埋进沙子里，这种“信息洁癖”最终损害的是社会公信与自我修复能力。
《皇帝的新衣》可谓妇孺皆知。说破真相的小孩，不见得比那些观看“游行”的大人聪明，更不可能比那么多达官显贵睿智。可是那些唯恐被“愚蠢”、被“不称职”的王公大臣，偏偏被小孩的真话打回原形，永久性地成了“愚蠢”和“不称职”的标本！可见“趋利避害”的本能拽着“盲从”的惰性，早已成了世界性“自残”通病！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又正奔走在伟大复兴之路上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还不摒弃“鸵鸟式”的自我保护，勇敢直面真相？
四、建设性批评的识别与应对策略
如何区分真话诤言与造谣抹黑？不妨参照“三维检验法”：一看动机，二验事实，三观方法。某些网络谣言，虽然也“信誓旦旦”地打着“维权”“真相”之类的幌子，但并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建设性方案。他们往往无中生有、拿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移花接木”编造一些骇人听闻的“新闻”，站在“道德制高点”慷慨激昂地表演一番，蛊惑人心，煽动情绪，制造混乱，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们的主流媒体与执法部门，则应当义不容辞地及时出手、认真查处、准确定性，确保打准打实、息乱安民。毕竟作为专门机构人员，既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专业甄别能力，也有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执法名正言顺。
作为一介平民百姓，到底该不该对社会问题直抒己见？因为平民百姓没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而且人微言轻，说了也不见得有人理睬，所以明哲保身便成了“识时务者”的“明智”选择。不过，从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孔夫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都是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的宝钻吗？再看看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的碑文“……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说的是多么戳心！所以，早在1919年，年轻的毛泽东就发出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想想历史上曾经的屈辱，想想为了我们的今天，而赴汤蹈火的千百万先辈，再看看当下这百年未有之实现，中华民族到了——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选择明哲保身，起码是不负责任的。
结语
不妨把国家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假如赞美是阳光雨露与肥料，那么，批评又何尝不是修枝剪叶与治病除害？真正的爱国不是无原则的歌颂，而是期盼国家强盛的赤子之心，是为国效力舍我其谁的豪情。张载“为天地立心”的宏愿，应是我们对真理的坚守，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情怀，更是我们的责任担当。唯有秉持“居安思危”的清醒与“我将无我”的决绝，真正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下大道，才能凭借颂扬真善美与鞭挞假恶丑的双轮驱动，确保中华文明行稳致远，傲笑苍穹。
【文/江苏牛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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