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听过这种说法:“社会主义太理想了,得先发展资本主义,把蛋糕做大,再来谈分配。”
或者说,“我们还没完成现代化,不能搞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那是空想。”有人说,要先搞市场经济、吸引外资、发展私营企业,等资本主义成熟了,再‘转型’到社会主义。
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揭穿的逻辑骗局——所谓“补课论”。
“补课论”表面上是一种历史冷静观,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投降论。它说历史有一张固定的时间表,每个国家都必须像做功课一样,先经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充分工业化”,才能“有资格”迈入社会主义。这种话听起来中性,其实完全是替现存资本主义统治背书。它不是在解释历史,而是在替既得利益集团延长他们的主导地位。
如果资本主义真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那么请问:俄国在沙皇刚倒几十年、农村比中国还落后的时候,怎么就搞起了苏维埃?中国怎么就能在“一穷二白”中依靠农民和工人,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古巴、越南、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又从何而来?照“补课论”讲的路子,这些国家早该先花上一百年“引进外资、推动市场”,再慢慢“过渡”到集体化。可现实却一次次打脸这些历史宿命论者。
原来真正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变革的,从不是“发展阶段”是否达标,而是矛盾是否尖锐、群众是否觉醒、有没有能够发动他们的政治路线。历史不是考试,不需要一张“标准答题卡”;革命也不是等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但“补课论”的荒唐之处还不止于此。它从来不告诉你什么时候算“补完”了。你以为是先搞私营经济、市场化、发展外贸,就可以“毕业”进入社会主义。可等你以为快到了,它又说不行,还要先有“法治社会”、要先“现代化城市治理”、要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直到最后,他们又说,现在有了中产,更不能革命啦!要稳定,要秩序!
补课补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压根没有“毕业证”。它给你的不是“通向解放的桥”,而是一个环形跑道——你越努力往前跑,就越陷入这个体制安排的迷宫。所谓“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就像是一场用来无限延迟斗争的政治幻觉,是让你永远做一个“还没准备好”的人。
有人说,那也不能否认发展确实带来了技术进步、生活改善。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已经补了四十多年“资本主义的课”,结果是:
教育成了产业,学生成为物化的成绩符号,家长当起了“班主任助理”;
住房变成商品,房企暴雷、地方财政透支,人民财富被套牢在房产;
医疗成了市场,轻病不敢治、重病靠众筹,医保基金沦为资本套利场;
年轻人被“灵活就业”洗脑,从工厂卷到直播间,从送外卖卷到写代码;
从国企私有化到平台垄断,从生态灾难到金融绑架,我们补的不是“现代化”,而是资本的奴役逻辑。
你补的不只是时间,而是命;你交的不只是学费,而是未来。这堂“资本主义的课”,不是为了教你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是教你如何被驯服成一个合格的打工人、消费者和房奴。
更可怕的是,“补课论”背后还有一套更古老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被广泛灌输的口号:“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中性的经济信条,而是对人进行等级分类、对剥削进行正当化的工具。在“效率第一”的名义下,资本可以无限压缩人的工作时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鼓吹下,人的休息、尊严和生育权都可以货币化、绩效化、企业化。这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高度异化。把人变成机器,效率高了;把人压到极限,利润高了;可这真的值得吗?这真的是社会主义该走的路吗?
毛主席早在1964年就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是对当时党内“唯生产力论”“只抓经济指标、忘记阶级斗争”的沉重批判。他看得非常清楚:如果我们只讲发展、不讲方向,只看GDP、不问谁掌握了财富,最后受苦的只能是劳动群众。补资本主义的课,不等于学会了治理,而是丧失了斗争的方向。
更深的问题是:谁在安排我们“补课”?谁有资格说这课我们“还没补完”?这种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再生产。一边是“你们还不成熟”的劝告,一边是“我们必须先发展”的借口。但所谓“成熟”,不过是让你对压迫习以为常;所谓“发展”,不过是让你用劳命换取别人的权力。
真正的“补课”,不是去学习资本如何驯服人民,而是重新学习人民如何驯服资本。我们要补回对阶级压迫的理解,补回对公有制和集体行动的信心,补回群众路线和组织形式的重建,补回那被遮蔽的革命史和群众英雄谱。
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升级版本”,而是它的否定,是从根本上重建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你越等待“资本主义成熟”,它只会把你榨得更干、驯得更顺、压得更稳。
我们不是考试型的历史学生,而是组织型的社会主体。别让他们用“补课”的借口取消你的未来,用“发展压倒一切”的口号牺牲你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