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当马克思——洛克、卢梭、克劳塞维茨等或司马迁、司马光、顾祖禹、郭沫若、范文澜等,你就不要热衷于争当博导、硕导,因为这时的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人生目标不是学者而是处长,这些学生如果在你指出的“前途”中没有看到仕途,你再讲也是白搭。给这些学生当“蜡烛”,从中可以出几个处长甚至部长,但人类可能就燃烧了一位思想家——即使是以牺牲一位思想家的代价培养出了另一位思想家,那也是不值得的。不能想象,没有马克思或爱因斯坦,没有孔子或老子等的世界是怎样的,但可以想象没有这个那个处长或部长的世界怎样的。
因此,“干一行爱一行”是不科学的表述,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只要爱国家,对国家有利,干什么都行;最好的选择,是对国家和民族最有利的选择。关于此,当时只有十八岁的马克思说的很情楚,他说: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7页。]
后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马克思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