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两手”：论暴力革命的普遍性与和平过渡的特殊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一个核心问题始终贯穿其中，并成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革命与改良的分水岭：无产阶级究竟应该通过何种道路夺取政权？具体来说，暴力革命是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绝对的真理？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且复杂，是因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斗争形势，曾对此做出过看似不尽相同的论述，需要我们用最严谨、最科学的态度去辩证理解。

　　一方面，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石破天惊地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而毛主席也留下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论断。这似乎都指向了暴力革命是唯一的正确道路。

　　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记得，马克思在晚年确实提出过，在当时官僚军事机构尚不发达的英国、美国，存在工人“用和平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这似乎又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打开了一扇理论窗口。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地理解这些看似矛盾的论述？我们是应该像那些早已背叛了革命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们一样，抓住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将“和平过渡”歪曲为普遍、唯一的“真理”，从而彻底放弃革命的暴力权利？还是应该像那些脱离群众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样，将“暴力革命”变成一种僵死的、不顾客观条件的教条，盲目发动毫无胜算的武装暴动？

　　本文旨在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出发，系统性地、深刻地论证：上述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并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危害。

　　本文将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结论是：由于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的暴力机器，因此，用革命的暴力去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起崭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也是最普遍的规律。

　　但是，这一普遍规律绝不排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特定的、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去努力争取“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一切合法的、议会的、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也只能是一个“革命的两手派”，即：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作为我们全部斗争的最坚实的后盾和最终的准备；同时，又最充分地去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形式，去发动、教育和组织群众，并为最终的、无论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决战，去积蓄和准备力量。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为何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要理解为何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我们必须回到马列毛主义国家学说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对“国家”这一怪物的科学的、阶级性的解剖。

　　(一) 国家的本质——“特殊的武装队伍”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在极力向人民灌输一种关于国家的谎言。他们将国家描绘成一个超越阶级之上的、代表着“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公正的、和谐的“共同体”。

　　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则以其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无情地撕碎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绝不是什么“共同体”，它恰恰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的本质，就是那个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能够永久地镇压和奴役被剥削阶级，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系统化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

　　正如恩格斯所精辟概括的那样，这个国家机器，其最核心、最本质的构成，就是“特殊的武装队伍，以及监狱等等”。也就是说，军队和警察才是国家这部机器的最关键的“零件”。

　　(二) 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统治阶级绝不会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

　　既然国家的本质是暴力。那么一个极其简单、但也极其深刻的逻辑结论便随之而来了，那就是：任何一个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的统治阶级，都绝不可能仅仅因为他们在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多数票，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统治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就和平地、自动地放弃自己的政权和其所代表的巨大阶级利益。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纵观人类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我们何曾看到过有任何一个反动的、没落的统治阶级是“和平地”、“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古罗马的奴隶主没有和平地让渡权力给封建主；欧洲的封建贵族没有和平地将国家交给新兴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满清王朝同样也不是被改良派的“万言书”所“说”下台的。

　　恰恰相反，当他们的统治面临着被颠覆的最现实威胁时，他们必然会撕下一切“民主”、“法治”、“文明”的假面具，动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全部的、最血腥、最残酷的国家暴力机器，来对革命的人民进行最疯狂的镇压。法国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社员的大屠杀；以及我们后面将要详细分析的、智利的皮诺切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阿连德民选政府的血腥军事政变——所有这一切都以其最无可辩驳的、血淋淋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三) “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深刻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之后，更是得出了一个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最主要和最根本的观点”，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什么？因为那个“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其国会、法院，到其军队、警察，它的每一个“零件”的设计和构造，其全部的运行逻辑和规章制度，其所有的人员组成和思想训练——其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浸透着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人民的阶级属性。

　　无产阶级如果企图去利用这样一部早已设定好程序的、专门用来镇压自己的机器，去反过来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那无异于是与虎谋皮，是请鬼拿药。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任务，就必须是，用革命的暴力，去彻底地“打碎”和“摧毁”这部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并代之以一部性质上全新的、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以巴黎公社为原则的、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打碎”和“摧毁”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的暴力机器的过程，其本身，除了通过一场更强大的、更革命的暴力——即暴力革命——之外，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指望能够通过别的、更“文明”的方式来完成呢？

　　(四)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时代，暴力革命的必然性

　　最后，我们还必须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列宁似乎比马克思更“绝对”地强调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绝不是因为列宁比马克思更“左”或更“激进”。这恰恰是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他所处的那个崭新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科学的、也是最必然的理论发展。

　　在马克思的时代，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当时在英国、美国等少数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例如，孤悬海外，没有强大的陆军传统；官僚机构也尚未像在欧洲大陆国家那样高度地发展和集中），因此那个“特殊的武装队伍”还相对比较弱小。

　　然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列宁所深刻分析的那样，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极大地加强了其官僚军事机构。国家变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无孔不入的“军事官僚怪物”。

　　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那个“和平过渡”的、极其狭小的“例外”窗口，事实上，已经被历史彻底地关闭了。因此，列宁才得出了那个在二十世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斩钉截铁的结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切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都是最有害、最麻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梦呓；而暴力革命则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的、普遍的规律。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外论”：和平过渡——一个极其苛刻的、历史性的可能性

　　在深刻论证了暴力革命的“普遍性”之后，我们现在必须以一种同样科学、同样严谨的态度，来分析和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的、那种“特殊性”和“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理解革命导师们的思想，并有效地回击那些歪曲和滥用这一思想的新老修正主义者们。

　　(一) “例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马克思确实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以及恩格斯在其晚年的一些著作中，提出过在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荷兰，这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追问：马克思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一种“例外”的论断，其所依据的具体、历史的条件究竟是什么？

　　正如我们在前文已部分提到的，其核心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两条：

　　第一，是军事官僚机器的相对不发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与当时已高度中央集权和军国主义化的法国、德国、俄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相比，其常备的、正规的陆军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其盘根错节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官僚网络也远未形成。

　　第二，是相对发达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在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拥有了比较广泛的普选权，其所组建的工会和政党也拥有着比较大的、合法的活动空间。

　　正是，也仅仅是，在这两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性的条件之下，马克思才从理论上推导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工人阶级能够通过普选在议会中赢得稳固的、压倒性的多数；并且如果那个尚未被完全“驯化”和“垄断”的国家机器能够屈服于这种议会的多数——那么，一场“和平”的、代价最小的社会变革，就“可能”会发生。

　　(二) 马克思的警告：绝不放弃革命的暴力权利

　　然而，那些修正主义的骗子们，在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时，却总是故意地将其从其完整的语境中割裂出来。他们故意地向人民隐瞒了马克思紧随其后所发出的那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具决定性意义的警告。

　　马克思在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之后，立刻就补充道，我们绝不能忘记，“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杠杆是暴力”，并且，即便是在英美，如果资产阶级胆敢像美国内战中的奴隶主一样，发动一场“拥护奴隶制的叛乱”，那么，无产阶级也必须随时准备好，用革命的暴力去坚决地回击反革命的暴力！

　　这清晰地表明：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和平过渡”从来就不是什么首要的、唯一的选择；它只是一种在极其特殊的、有利的条件下，所可以去努力争取的一种最理想的、但却希望极其渺茫的“可能性”。而随时准备好进行暴力革命，这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须永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王牌”。

　　(三) 历史的演变：为何这个“例外”的窗口关闭了？

　　正如列宁在二十世纪初所深刻指出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克思当年所看到的那种“例外”，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地消失了。

　　在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为了对外争夺殖民地，为了对内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其国家机器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了其军事化和官僚化的进程。庞大的常备军、无孔不入的警察和情报系统、以及一个与垄断资本紧密结合的官僚集团，都迅速地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标配”。

　　因此，那个曾经存在于十九世纪的、极其狭小的、通往“和平过渡”的窗口，事实上已经被资产阶级自己用其日益庞大和反动的国家暴力机器给彻底地、永久地堵死了。

　　(四) 对修正主义者的批判：将“例外”歪曲为“常规”

　　然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叛徒们，例如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却恰恰对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视而不见。

　　他们以一种最反动、也最反历史的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一种极其特殊的“可能性”，歪曲和鼓吹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也依然适用的、一种普遍的、常规的“规律”。

　　他们以此为借口，公开地要求西欧各国的工人政党彻底地放弃一切关于暴力革命的准备和宣传，将自己完全地改造为一个只能在资产阶级议会的框架内进行活动的、无害的、改良主义的“选举机器”。

　　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已看得无比清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响起时，这些早已丧失了革命灵魂的“工人政党”，无一例外地都背叛了无产阶级，转而去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并将亿万工人驱赶到战场上，去为各自的资产阶级进行毫无意义的互相残杀。这，就是“和平过渡”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导向的最可耻、也最惨痛的破产！

　　三、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两手”对“两手”的斗争策略

　　如果说，右倾的修正主义者，是犯了“只看到和平，而忘记了暴力”的投降主义错误；那么，一些幼稚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则又常常会犯下另一种“只看到暴力，而忘记了和平斗争”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则以其最深刻的、充满了革命辩证法智慧的“两手”对“两手”的斗争策略，为我们完美地校正了这两个错误的航向。

　　(一) 重庆谈判的范例：以革命的武装，争取和平的可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一方面在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发动一场全面的内战；但另一方面，为了欺骗舆论、争取内战准备时间，他又假惺惺地向我们党发来了“和平谈判”的邀请。

　　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党内当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认为不应该对国民党抱有任何幻想，应该立刻就与其进行武装决战。另一种则是害怕内战，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换取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而毛主席则以其最清醒的、最辩证的头脑，制定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也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他一方面亲自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毅然决然地飞赴重庆，去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这，就是我们的“和平之手”。通过谈判，我们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了我们党争取和平的巨大诚意，从而在政治上赢得了巨大的主动，并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

　　但另一方面，他在去谈判之前，又反复叮嘱全党全军：“我们是去谈判，但你们在家里面，一粒子弹都不能交出去；一寸解放区都不能让出去。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不能丢。你们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就是我们那更重要的、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暴力之手”！

　　历史最终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路线无比的英明和正确。正是因为我们的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足以让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的人民军队，我们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去争取一个对人民有利的结果。而当蒋介石最终撕毁了和平协定，悍然地向我们发动全面进攻时，我们也早已做好了充分的、粉碎其进攻的一切军事准备！

　　(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主席的这一光辉思想，以其最凝练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在处理“和平”与“暴力”关系时的最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原则。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表明了我们无产阶级是爱护和平的。我们绝不会在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时，去主动挑起一场内战。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则表明了我们无产阶级是绝不惧怕战争的。我们的“和平”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一旦资产阶级反动派胆敢将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那么我们，就必然会以革命的战争，去消灭反革命的战争！

　　在这两者之间，斗争的主动权，究竟是选择“和平”，还是选择“战争”，其决定权从来就不在我们的手中，而完全在于阶级敌人。我们所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随时准备好应对最坏的、也是最可能发生的那一种情况。

　　(三) 议会斗争的工具性：是“讲坛”，还是“坟墓”？

　　对于是否要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列宁和毛主席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最辩证的、也是最科学的指导。

　　他们坚决地反对那些“左”派幼稚病患者那种认为“议会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完全抵制它”的关门主义错误。

　　他们指出，在革命尚未达到总决战的时刻，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共产党来说，资产阶级的议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讲坛”。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这个平台，去向全国人民宣传我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反动的本质；去组织和团结那些依然对议会抱有幻想的中间的、落后的群众。

　　但是，他们又同时以最严厉的语言警告我们：我们绝不能对议会斗争产生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绝不能将议会看作是我们夺取政权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场所。

　　一个共产党，如果沉迷于议会选举的“游戏”，如果将其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去争取那多几个或少几个的议席之上，那么它就必然会丧失其革命的斗志，脱离群众的斗争，并最终将这个本应是革命“讲坛”的地方，变为埋葬其自身革命前途的“坟墓”。

　　(四) 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右倾投降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

　　因此，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其精髓就在于，它能够在革命道路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作战。

　　它既坚决地反对那种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强大”，而害怕斗争、放弃武装，幻想通过“和平谈判”和“议会选举”来获得政权的、右倾的、陈独秀式的投降主义。

　　它也同样坚决地反对那种只看到革命的“暴力”，而无视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否、无视群众的觉悟程度，脱离实际地去发动武装暴动和军事冒险的、“左”倾的、李立三和王明式的冒险主义。

　　只有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进行最完美的、辩证的统一，我们才可能在复杂的、瞬息万变的阶级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和平过渡的幻灭：从智利阿连德的悲剧看资产阶级的残暴

　　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要由历史的实践来做出无情的检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拉丁美洲的智利所发生的一场悲剧，就以其最清晰、最惨烈、也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为那条由修正主义者们极力鼓吹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式地敲响了丧钟。

　　(一) “智利道路”——最接近于“和平过渡”的社会实验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作为一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所领导的由社会党、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通过完全合法的、民主的选举，赢得了智利的总统大选。

　　阿连德的上台，在当时震动了整个世界。他所要尝试的，正是一条被许多人视为“典范”的、崭新的、非暴力的、在资产阶级宪法的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智利道路”。

　　在他执政的三年里，他严格地遵守着资产阶级的法律程序。他通过议会立法，将对智利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由美国资本所控制的铜矿收归国有；他在农村推行了土地改革；他在城市则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二) 资产阶级的“两手”：从经济破坏到军事政变

　　面对着阿连德政府的这一系列触动了其根本利益的改革，智利的资产阶级，和他们背后的总老板——美帝国主义，立刻就向这个民选的、合法的政府，亮出了他们那两只沾满了鲜血的反革命的“手”。

　　他们的第一只手，是“和平的”、但却同样是致命的、经济的、全面的战争。他们有组织地将资本转移到国外；他们在国内囤积居奇，制造物资短缺；他们通过其所掌控的媒体，大肆制造和散播各种谣言；他们更是策动和资助了卡车司机等关键行业的长期罢工，企图从经济上彻底搞垮和瘫痪这个国家。

　　当这一切“和平”的手段依然未能完全奏效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使出了他们的另一只、也是最终的、决定性的手——那就是赤裸裸的、反革命的军事暴力！

　　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精心策划和直接支持下，由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所领导的右翼军人集团，悍然发动了血腥的军事政变。他们用飞机和坦克轰炸了总统府。伟大的、坚贞不屈的阿连德总统，手持着卡斯特罗赠送的冲锋枪，在保卫共和国的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三) 阿连德的致命错误：放弃了“革命的两手”

　　阿连德的悲剧，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从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只看到了，也只愿意去使用“和平”与“合法”的、革命的“一只手”，而完全地放弃了另一只、更重要的、也是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的、革命的“暴力之手”。

　　他天真地相信那支由旧军官所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军队会“忠于宪法”，会保持“政治中立”；他错误地压制和约束了那些早已自发地组织起来的、要求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他单方面地固守着“和平的”、君子般的规则，而他的敌人却早已在用尽一切最卑劣、最无底线的手段，来准备将他置于死地。

　　(四) 血的教训：对国家机器的幻想是致命的

　　智利的悲剧，以其最惨痛的、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最深刻、也最不能被遗忘的教训。

　　这个教训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立性”的幻想，任何企图在不“打碎”这个机器的前提下，就实现“和平过渡”的尝试，其最终的结局，都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场最彻底、最惨烈的失败！

　　五、结论：坚持革命的辩证法，根据国情选择斗争形式

　　通过以上对理论和历史的系统回顾与剖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那个复杂的问题，做出一个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回答了。

　　(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时刻牢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的根本则是暴力。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彻底地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的专政。

　　一切关于斗争形式的讨论，都必须也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个最高的、也是最终的战略目标。任何将“形式”（无论是“和平”还是“暴力”）本身绝对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二) 如何科学地分析“国情”？

　　再者，究竟在某个具体的国家、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形式，这必须也只能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

　　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国情”，绝不是什么抽象的、模糊的“文化传统”或“国民性格”。他所说的“国情”，指的是对本国现实的、活生生的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最科学、最精准的分析。

　　这个分析，至少要包括：本国的资产阶级，其统治是稳固的，还是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其内部是团结的，还是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分裂？其所掌控的国家暴力机器是强大的，还是已经发生了动摇？

　　而本国的无产阶级，其觉悟的程度是高，还是低？其组织的程度是强，还是弱？它是否已经将广大的、作为其同盟军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团结在了自己的周围？

　　只有在对这些具体的、动态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行了最全面、最清醒的估量之后，我们才可能去制定出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斗争策略。

　　(三) 准备武装斗争，是争取和平可能的唯一前提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我们必须深刻地理解“和平”与“暴力”之间的真正辩证关系。

　　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地向我们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在将自己武装到了足以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和绝望的程度时，那么一丝和平过渡的、代价最小的“可能性”才可能会奇迹般地出现。

　　恰恰是你对于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充分、最不妥协的准备，才是你能够争取到那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和平”可能的唯一的、也是最终的前提。

　　一个手无寸铁的、只会在议会里进行抗议的无产阶级，它所能得到的，绝不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让步，而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血腥镇压。

　　而一个不仅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在工厂里有自己成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在农村有自己广大的民兵组织；并最终拥有一支由自己的先锋队所绝对领导的强大革命军队的无产阶级，它才真正地拥有了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坐到谈判桌前，并最终在最有利的时机去夺取最后胜利的真正的“资格”！

　　(四) 不要把问题简单化

　　因此，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绝不能是一个只会使用一种武器的“跛足的巨人”。它必须也只能是一个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切斗争形式的“武器大师”。

　　它既要学会在最黑暗、最反动的条件下，去进行最艰苦、最细致的合法群众工作；也要随时准备好在革命的条件成熟时，去发动一场最英勇、最坚决的武装起义。它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去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也要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去防备和粉碎来自这些“朋友”的可能背叛和攻击。

　　它永远以最大的诚意去争取和平；但却永远以最坚决的姿态去准备战争！

　　总结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个最清晰、也最坚定的总结了。

　　暴力革命之所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其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热爱”暴力；而在于我们的敌人——即一切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其反动的、血腥的、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本性，决定了这一点。

　　而和平过渡之所以仅仅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在今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特殊可能性”，也恰恰是因为现代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其军事化和官僚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此，一个真正的、科学的、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战略，绝不是要在“和平”与“暴力”之间，去进行一种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

　　它恰恰是要将这两种斗争形式，以一种最辩证、最灵活、也最充满原则性的方式统一起来。它要求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渡过那条充满了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的浑浊大河，并到达那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的光明彼岸。在这条渡河的征途中，我们既要积极地去寻找和利用一切可以让我们更平稳、更安全地渡过去的“桥梁”（即和平斗争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手中，时刻地准备好那些足以让我们在“桥梁”被敌人炸毁时，也能够强行地、武装泅渡过去的我们自己的“船只”和“武器”（即革命的暴力）。

　　只有一个既会“架桥”、又会“造船”的无产阶级，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不可战胜的、并最终必然会到达胜利彼岸的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