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对毛主席颇多研究，一些观点也比较新颖，他用详细的资料、用独特的视角，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毛主席，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莫里斯.迈斯纳在讲述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中国与苏联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的时候，说苏联农业和轻工业“完全服从于尽可能迅速地制造一个巨大的重工业基础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而毛主席是把“同步发展”作为建设现代经济最迅速的道路，避免为了城市利益剥夺农村，采用的是与苏联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
莫里斯.迈斯纳所讲的“同步发展”，毛主席管它叫“同时并举”。
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开始于1956年初，有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他开始思考适合于中国情况的一种发展方式。1956年2月1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三十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三天，期间发表了许多意见和评论，一个中国特色发展的大框架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那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的发展经验为鉴戒，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他首先论述的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他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首次提出要重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同步发展的观点，而头一次提出“同时并举”这个概念，则是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这次会议他讲话的总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讲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时，他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也要以农业为其重要市场，工农业同时发展了，“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他说：
“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从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特点和理论共识，成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的各项事业围绕着这一原则展开，毛主席在实践中不断将这一思想充实、完善和提高。
1957年9月24日，毛主席会见印尼前副总统哈达，在回答哈达中国重点进行哪方面建设的问题时，他说：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针对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说：
“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1958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委委负责人的汇报，在这个会议上，他要求各省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他还要求搞联省自治（即成立经济协作区），城乡结合，工农联盟。
1958年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对“论十大关系”中的几个关系进一步说明和解释的时候，他说：
“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主要是工业与农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军用与民用这四条。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一九五五年就感到要着重农业。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
1958年3月10日，毛主席主持成教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谈到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问题时，他回顾说: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
1958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汇报，有人汇报说在人均达到三千斤粮食以后，计划用一半的土地种粮食、棉花、油料，其余土地造林种果树，办牧场，养鱼等，并要建设工业区、文化教育区、居住区，搞河网，修公路。毛主席说:
“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想法，没有别的出路。”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他指出人民公社“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他说：
“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都将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
1958年8月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讲人民公社和全党办工业问题，他讲道：
“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耕。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
1958年11月5日，毛主席阅轻工业部党组报送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人民公社中大办工业，是轻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根据人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自然特点，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以小型为主，中小结合，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并使骨干企业与群众企业相结合，既建新厂，也改造原有企业，特别是手工业。”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的思路比较好，他批示说：
“轻工业找到了路子。”
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上谈到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一书的看法时，他说：
“他们（苏联）对轻工业和农业是不重视的，他们恰好就吃了这个亏，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不能结合，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比我们少。这就是一条腿走路。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
1959年2月12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谈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他说：
“从一九五五年冬天起三年多的时间，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条建设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几个并举，即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土洋方法同时并举。有了这一套才可以多、快、好、省。”
从1959年12月开始，到1960年2月，根据读书计划，毛主席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边讨论，期间毛主席发表过不少关于工农业并举的看法。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他说: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
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时，他说：
“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年。”
在读到苏联“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时，他说：
“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在读到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时，他说：
“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时，他说：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他说：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性综合刊物《红旗》杂志刊登社论稿《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社论指出：
“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必须进一步处理好农业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主要是使农业生产第一线保持足够的劳动力；一个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坚持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
1961年5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对城乡关系，他说：
“城乡关系，解放初期被战争打断了，我们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办法恢复了城乡关系。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
1961年，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农村发展的方针：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地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可以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地区人口过多的问题。”
毛主席的众多讲话里清晰地透露着他“齐头并举”、让农业向城市看齐的发展理想，农村也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和教育中心。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提出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这就是“五七指示”，广大农村的“新农业政策”拉开了序幕，农村工业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化肥、农机、水泥、生铁、钢材、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生产企业蓬勃发展起来，从生产大队、到公社、到县，到上是大办工业的景象，那时候，一个县拥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已不足为奇。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为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技术，主要方式途径包括把一些小工厂转移到农村；派遣技术人员、科学家、管理人员到农村去；提供书籍和教师传播科技技术；城市工厂和学校为农村培养人才等。农村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实现了毛主席规划中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的目标，到七十年代中期，农村中约有2000万农民成了农村工厂全日制或半日制的工人。
与农村经济振兴同时进行的，是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的大转移，教育与医疗卫生的重点都放到了农村。教育方面，国家实施了以初等教育为主的农村教育计划，小学、中学遍地开花，村村有小学，几个村有联办中学，公社、县有高中，形成了密集的教育网络，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农村小学入学人数由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入学人数由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医疗方面，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使整个国民医疗卫生系统向着农村下沉，城市医院、医学院纷纷在农村公社建立基层卫生院和地方培训机构，城市及部队都向农村派驻了大批流动医疗队，送医送药下乡，帮助农村培训自己的医生队伍，建立农村医疗网络。到七十年代中期，全国活跃着180多万赤脚医生，国家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
毛主席的“同时并举”发展战略，使中国的工农业实现了“同步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工业革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从五十年代初比比利时还弱小的工业起步，已跻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而这一工业化过程，并不是以完全牺牲农村农业为代价的，因此农村依然充满了生机，尽管城乡差别并没有消除，但毛主席一直致力于差距的缩小，他一直朝着“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的目标在努力。
设想一下，假如一直按着毛主席“同时并举”的思路走下去，别的不敢说，农村工业化一定会小有成就，会吸纳不少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多会选择在家门口的工厂里就业，而不会背井离乡跑到遥远的地方去，农村工业成了农村人口的“稳定器”，农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着和生气着吧？也不会出现令人焦虑的“三农”问题吧？像南街村那样的村子该遍地开花了吧？城乡人民都会高兴了吧？
想想而已，想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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