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他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是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他身体力行的则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读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刘这个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解放初他反对搞合作社，受到过毛主席多次不同程度的不点名的批评。可是，到了 58 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又是最起劲的，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这可能与他即将就任国家主席有关系，新官上任，总要做点成绩出来。他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在大跃进期间到各地的讲话，好些话简直就是在说胡话。他在第一线，讲了很多过头话，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例如，“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刘的原话，由于他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这些话到了下面，就成了刮“共产风”的源头了。他还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什么“男女分营”，要把一个个好好的家庭都拆散，夫妻俩只有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好些地方都已经按照他说的去实施了，可这样一来，就弄得怨声载道，严重地影响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极大地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事实上，这连他自己都不会真正拥护的。陈秉忱告诉我，毛主席对刘的这个主张是很反感的，说他自己和王光美就分不开。根据刘说的，在中南海里一度也酝酿起了要取消家庭。说中南海有很多大屋子，男的可以住在这里，女的住到那里。这样一来，搞得我们也都是人心惶惶的，整天担心着自己的小屋会不会给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了，那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可能大家还不会太在意，可那是刘的讲话，你能不把它当回事？
从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看，刘在这方面没有很大建树。他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在1962年再版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其中可争议的地方很多。当初他1939年在延安出版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靠了吕振宇和杨献珍的帮助。杨献珍是刘在北方局的老部下，是刘在思想理论上最主要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吕振宇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早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就和刘共过事。后来担任过刘的秘书。刘的历史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刘平时对理论的研究下的功夫不够。传说的什么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那只是当年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一个流言。王光美很认真的跟我们说过：那都是瞎说。少奇同志讲了，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这么说过。
邓是党内有名的不读书﹑不看报的人。他一有空，就是打桥牌，玩。但是这个人很聪明，别人看了几遍还不懂的东西，他看一眼就懂了。他还特别善于揣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心理。邓的许多历史知识都是从吴晗那里来的，吴晗和邓并不仅仅是牌桌上的牌友。外界都以为吴晗和彭真的关系好，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是彭真的下属。其实吴晗与邓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彭真的关系。
像刘,邓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脑子里想的问题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要这样看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主要还是考虑怎样才能把国家弄好，都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负的人，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讲，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他们是争权，争来的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贯彻他们的路线。[可是，由于信仰的不同，他们的路线也就跟毛主席两样]
在我的印象中，刘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曾讽刺他是“刘皇帝”。
周总理总是忙于各项事务，他对于意识形态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比较“迟钝”的。
其他几位常委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很有限的。
党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比较强势的还是彭真和康生。他们两个在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我记得，彭真被打倒后，毛主席在一次跟我们的讲话中还说，彭真在批（苏）修的问题上是有贡献的，这点不能否定他。
康生对马列经典著作很熟悉，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这方面他不仅在党内，就是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屈指可数的。胡乔木﹑田家英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他们对当时以理论家而闻名的陈伯达都看不上，但他俩对康生一直都是很尊敬的。其实，陈伯达也有他的长处，他在哲学﹑经济学上的功底比康生强。
毛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和叶子龙，其中除了叶子龙。都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很关心，但具体的表现与作用是有差异的。
建国初期，主席就亲自领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此前，他又对影片《清宫秘史》中的卖国主义错误，作了多次指示。可是除了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在这方面却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
陈伯达在延安的时候，曾写出很多文笔犀利的学术文章，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应该说，陈伯达还是有学问的。只是他这个人私心重，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比较善于见风使舵，容易动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是站到彭德怀一边。主席一说话，他马上回头，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批判彭德怀。本来他在会上是受批判的，因为毛主席说，秀才还是我们的人，才被解放。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紧跟毛主席，在反修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所以，他后来当上了中央文G小组的组长。
胡乔木本来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笔杆子，在主席的几个秘书中，他的理论思维能力是最强的。我听田家英说，建国之初，毛主席在写《评“白皮书”》等六篇文章的时候，规定胡乔木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都要随叫随到，主席一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把他叫过去商量。可是后来胡乔木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却一直倾向于刘。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他也和彭德怀站到了一起。尽管后来毛主席保护了他，但他从庐山下来后，就一直在家里养病了。
田家英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但要论写文章，他比陈伯达、胡乔木都要逊色。他后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倒向了刘。这也不难理解，刘担任了国家主席之后，仍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经常找他。日积月累对他思想影响不小。
叶子龙主要是搞机要工作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在这方面过高要求他。
如上所述，在“五大秘书”中，唯有江对毛主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展开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思想理解得最深刻，这同主席对她在理论思想上的严格要求有关，主席看什么书，要求她也跟着看，而且要写笔记，主席看过的好文章，也经常批给她看。她是喝“蜂王浆”成长起来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席提出批判《武训传》时，江就带着人下去调查武训，为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到了60年代初，她又开始从京剧这个传统的戏剧入手，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革命改造。
江所领导的京剧革命，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很大。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紧急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讨论“五七指示”。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G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G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G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G的前景。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可惜后来文G运动发生大变动，“五七指示”就拖下来了。
但文G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G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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