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安源九月惨案，赓续百年红色血脉

　　1925年9月，江西安源笼罩在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之下，震惊全国的“九月惨案”在此爆发。这一事件不仅使蓬勃发展的安源工人运动遭遇重创，更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此后，安源的革命重心从单一的工人运动，逐步转向工农联盟与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出新的方向。百年已过，回望这段浸染鲜血与信念的历史，既是对先烈牺牲与坚守的深切缅怀，更是对跨世纪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为我们在新时代砥砺前行注入不竭的精神力量。

　　一、工运星火：安源工人运动的兴起与辉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根据党的一大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赴江西萍乡考察安源路矿。安源路矿由萍乡煤矿和株（州）萍（乡）铁路两部分组成。萍乡煤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大型工矿企业，隶属于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营企业——汉冶萍公司，集机械采煤、运输、炼焦及设备修造于一体；株萍铁路则是为保障萍乡煤矿运输及汉阳铁厂燃料供应而兴建。路矿两局工人人数最多时有一万三千多人（开大工时能达到17000人）。工人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每日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日工资仅2至3角，还要面对矿局以矿票、蔑筹、强迫存饷等多种手段克扣和拖欠工资。与此同时，奸商操纵物价、压低银元兑换比例，使工人们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

　　实地考察后，毛泽东敏锐察觉到安源工人数量庞大、深受残酷剥削且富于反抗斗争传统，认定这里具备开展工人运动的深厚基础，当即决定将安源路矿作为中共湖南党组织推进工运的核心阵地，安源工人运动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

　　1921年12月，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归国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受毛泽东委派，常驻安源主持工作。至1922年5月，他先后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并建立党、团及工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俱乐部积极领导工人争取权益，推动工作待遇与劳动条件的改善。

　　1922年9月14日，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精心组织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口号发动了大罢工。经过五天英勇抗争，工人最终迫使路矿当局签订十三条协议，取得“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全面胜利。此次胜利极大振奋了安源工人的斗志，为全国工人运动树立榜样，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策源地。

　　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中共安源地委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弯弓待发”策略，多次挫败当局破坏阴谋。俱乐部在工人福利、经济互助、教育宣传及组织建设等方面全面发展，不仅实现工会“巍然独存”，更成为除广东省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堡垒，赢得“中国的小莫斯科”的美誉。

　　二、血色安源：九月惨案的血腥镇压与革命重创

　　矛盾累积与局势骤变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蓬勃发展，始终是路矿当局及汉冶萍公司的“心腹大患”。起初，他们因忌惮工人团结反抗可能引发产业损毁，加之湘赣两省军政当局基于自身利益态度暧昧，顾忌重重，才暂时未敢动武。1924年后，局势悄然生变。因日本减少生铁需求致汉阳铁厂停产，安源煤矿作为汉冶萍产业链的核心燃料供应环节，其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随之大幅下降。汉冶萍公司为转嫁危机，对安源煤矿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故意制造生产混乱以瓦解工人团结，为武力镇压暗中铺路。与此同时，1925年五卅运动失败后全国革命转入低潮，湘赣军阀公开反共，与资本家勾结清除镇压障碍。多重矛盾交织下，安源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镇压部署与借口制造

　　五卅运动期间，安源工人成立后援会并组织万人反帝游行，锋芒直指反动势力，更成为其必除之“眼中钉”。1925年8月21日，汉冶萍总经理盛恩颐趁机赴安源，此时煤矿局已拖欠工资四五个月，阶级矛盾尖锐激化。他一面以“发放欠薪”为幌子麻痹工人，一面暗中勾结湘赣军阀，获得“武力弹压”的承诺，完成镇压部署。9月18日，正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即便身陷欠薪困境与军阀威胁，工人们仍坚持举行庆祝活动，以行动彰显团结与不屈。然而，这一正当之举被盛恩颐等人蓄意歪曲为“示威挑衅”，成为其请求李鸿程派兵弹压的直接借口。

　　突袭围捕与白色恐怖

　　9月20日，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旅长张凤岐携带江西督军方本仁“封闭党部、拘拿首要，如敢抗拒，准其格杀弗论”的密令抵达萍乡。当晚，盛恩颐返回安源部署行动，矿警队扼守要隘封锁矿区，张凤岐则以调防为名，将千余名兵力暗藏于离矿数里的花冲营，计划“出以疾雷不及掩耳手段”。

　　21日凌晨四时半，正值工人交接班之际，敌军两个营联合矿警队共1500人突然行动，迅速分割包围工人俱乐部及各工作处。敌军砸开俱乐部大门捣毁设施，当场抓捕十余人。当晚值守的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为烧毁秘密文件、掩护同志撤离不幸被捕，共产党员刘乙燃等4人同时被捕。与此同时，井下工人被勒令“只准出不准进”，出班后遭拘禁。南区被囚工人突围时遭敌军枪击，3人牺牲，1人重伤不治，轻伤者不计其数。清晨五点起，敌人在叛徒引导下搜捕工人补习学校，校长吴景中等十数名教员被捕；下午合作社遭洗劫，价值十余万的财物被抢掠一空。住于餐宿处的四五千工人突围时，3人被打死、7人受伤；东平巷工人因愤怒幽禁监工，遭军队乱枪射击，致数十人受伤。

　　21日下午，被捕人员被押解至萍乡赣西镇守使署。随后两日，敌人继续大规模搜捕，团地委颜南山、共产党员童金满等多名骨干被捕，凡曾任俱乐部代表、干事者均在搜捕之列，紫家冲和株洲分部也遭封闭。路矿当局随即开除1200余名工人（多为革命同志），发布戒严令停摆大部分生产，导致1万余名工人失业；株萍铁路600名工人中约300人被解雇。24日起，大批骨干被强行遣散，赣籍工人由赣军弹压沿途遣散，湘籍工人由湘军押解至原籍，矿区最终仅余千人左右，曾经的革命堡垒陷入白色恐怖。

　　被捕的黄静源在狱中遭受酷刑仍坚贞不屈。10月16日正午，他被押往安源枪决，临刑前昂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恢复俱乐部”，在口号未歇时被枪击，年仅25岁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践行了革命信仰，成为九月惨案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三、绝境转型：从单一工运到工农武装斗争的战略跨越

　　九月惨案的镇压虽使安源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熄灭这里的革命火种。面对严峻形势，安源革命者深入总结反思，积极推进战略转型，通过一系列关键策略调整，促使革命力量在逆境中经受锻炼、不断壮大。斗争区域从安源拓展至湘鄂赣粤广大地区，斗争形式也实现了从以工人运动为主导向工农联合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型不仅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更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寻求生存、突破困境的强大战略韧性。

　　（一）斗争形式的重大转型

　　面对惨案后的严峻局势，中共安源地委迅速调整斗争策略，以力量分散转移、组织隐蔽重建、保障体系强化为核心，全力保存并积蓄革命力量。数千名安源工人骨干分批奔赴各地：有的深入湘赣边区农村发动农民运动，有的南下广东加入国民革命军，有的前往广州农讲所学习，有的辗转多地参与工人运动，留守路矿的工人则在极端秘密状态下重整组织架构，为北伐战争的到来做筹备。1925年底至1926年初，安源党、团地委相继恢复，刘昌炎主持党组织工作，黄五一负责共青团事务。为保障联络畅通，党组织设立隐蔽联络站和活动据点，逐步形成城乡互动、内外联通的斗争网络。青年团湖南区委派遣黄五一赴萍乡重建团组织期间，团地委同步开辟株洲至安源的秘密交通线，由株萍铁路工人团员担任交通员，专门负责文件传递与情报沟通，有力支撑了上级对安源工作的领导指挥。基于惨案的深刻教训，党团组织将武装力量建设提上重要日程。一方面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重组工人纠察队，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并实际掌控矿警队，逐步打造出党领导下的可靠武装力量，为革命斗争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武力支撑。

　　（二）斗争领域的战略拓展

　　在斗争领域方面，安源革命者立足实情，突破单一工运的束缚，将工作重心延伸至湘赣边界的农村区域与矿区交界带，开启战略空间的拓展。1925年冬至1926年春，上千名经工运锻炼的安源工人或返原籍，或受派他乡，深入农村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萍矿总工会报告》记载，惨案后工友革命精神未减，“投入革命者有人，领导农民、组织农协者有人，革命种子遍布湘鄂各地”。赵国城返乡组建岳北农协，夺取团防武装建立农民纠察队；刘绍基、张爱等十余名工人在醴陵秘密发展农协小组；安源团地委在醴陵多地召集返乡团员建支部，专司农运领导；张汝全等人在醴陵、萍乡老关一带建农协，带领农民减租抗税。谢怀德、袁德生、易子义等在湖南近20个县形成战略支点，这些地区后来均成农运风暴中心。朱少连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指出，湖南各县农运“主持者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后的安源路矿工人”，湖南农运短期内已在29县组织20余万人。许多安源工人担任农运要职，如周克明任浏阳区农协委员长、刘绍基任醴陵南一区农协委员长等。1928年青年团湖南省委报告称，安源工人对湖南革命至关重要，岳北暴动及醴陵、萍乡农运均受其深刻影响。这标志着安源工人将组织体系、斗争策略与阶级意识融入农村，重构农村政治生态，完成从工运先锋到农运组织者的转变，为工农联盟筑牢基础。

　　（三）革命路径的创新探索

　　安源工人在武装斗争领域实现了从经济抗争向武装支援的战略转型。北伐战争爆发后，纪律严明、斗争经验丰富的安源工人成为革命军队的重要力量。1925年冬至1926年5月，在善后委员会和党团组织的动员下，上千名工人积极响应号召参军投身革命。1926年2月至3月，两批成建制工人队伍分别前往广东，其中一批120余人、另一批300余人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分人员进入黄埔军校深造，另有部分转赴新的工运区域继续开展斗争。同年9月，北伐军进抵萍乡，大批安源工人踊跃加入第三军；9月底至10月初，一批矿工凭借专业挖掘技术参与武昌攻城战，负责开挖地道突破城防，战后部分人员被编入叶挺独立团，实现了工矿技术向实战能力的有效转化。招兵工作持续开展，1926年10月，革命军第十二师与叶挺独立团在安源设立招兵点；至1927年3月，原安源工人、叶挺独立团招募员刘春生一次性动员同乡130余人参军，新兵在武昌第四军新兵训练营受训后，多数补充至卢德铭领导的警卫团。与此同时，安源路矿工会全力维持生产与运输，为北伐军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其高效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执行力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的推进和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折后，安源工人迅速转型为武装骨干，与农民自卫军共同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作为主力参加秋收起义，先后攻占醴陵、浏阳县城，首次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大规模实践，为后来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四、精神永续：血火淬炼的革命智慧与传承启示

　　历史的烽烟虽在时光中淡去，但安源九月惨案的深刻记忆与路矿工人运动的奋斗征程，仍清晰留存。这段于挫折中奋起、在困局中开拓的壮阔历程，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战略智慧与政治品格。由其孕育的革命精神，历经岁月沉淀愈加璀璨，为后人留下了跨越时空的宝贵精神遗产。

　　（一）彰显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坚韧不拔的政治品格

　　安源革命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体察工人诉求，在复杂局势中灵活制定斗争策略，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务实作风。面对艰难困境，他们以“勇于创新”的胆识开辟新路，创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在矿区建立党支部，构建起扎根基层的组织堡垒。即便遭受九月惨案的重大挫折，他们依然信念如磐、不屈不挠，将悲痛转化为继续斗争的力量，展现出“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这三种品质交融互映，深刻塑造了安源斗争的政治品格，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重要源泉。

　　（二）展现逆境突围、战略调整、探索规律的实践智慧

　　面对残酷镇压与革命低潮，安源党组织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推动战略转型，突破单一工人运动的局限，实现向工农联盟的伟大跨越；超越经济斗争的范畴，开启武装斗争的新路径。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摸索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这种在逆境中校准方向、于危局中奋勇突围的实践智慧，正是安源斗争经验的精髓所在。安源“胜利—受挫—重整”的斗争历程，深刻揭示了革命道路曲折性与前途光明性的辩证规律，其蕴含“从实践中学习、在挫折中创新”的方法论，至今仍是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指引。

　　（三）铸就“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安源革命精神

　　安源革命精神在血火斗争中淬炼成型。共产党员黄静源在刑场高呼革命口号，以生命诠释“义无反顾”的忠诚信仰；工人们在罢工中团结一心，以“秩序、齐心、勇敢”，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安源更是开创了我党历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第一个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等，以“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魄力丰富了中国革命精神内涵。这种精神不仅是安源斗争的独特印记，更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动力，与今日航天攻坚、扶贫一线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

　　这段用鲜血与生命写就的历史，是安源工人运动史上的关键转折，更是读懂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生动教材。其中的战略智慧、革命精神仍然指引我们在新征程中保持定力、勇闯新路。铭记安源九月惨案的历史教诲，才能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李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