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是偶然发生的吗？——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系列事件综述

　　华北地区，简称华北。是中国地理区划之一，面积大约100万平方公里。抗战时期的华北东临渤海和黄海，西邻青藏高原；北至中俄边境，南靠秦岭淮河。辖区内包括北平、天津、山西、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山东的广大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为了寻找扩大在华侵略战争的借口，日本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匪夷所思，但实属蓄谋已久、居心叵测、精心策划的重大事件。这一系列事件的包括：山海关事件、长城事件、香河事件、冀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丰台事件、华北自治事件等等。日本人通过策划和实施上述事件，逼迫国民党政府签定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将四亿多中国人民绑上日本人的战车，推进了烽火连天、背景离乡、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深渊，让中国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和上万亿的财产损失，才换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整理了日本扩大在华战争前夕制造的一系列事件，奉献给读者，让大家能够了解华北事件的缘起，永远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告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

　　一、榆关事件

　　榆关，又称山海关。榆关是万里长城东段的第一个重要关隘，背山临海、地势险要，是连接关内外的交通要道，被日本看成是控制满蒙的支点，是稳定“满洲”进而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的新起点。

　　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其后，日本将侵略矛头直指华北，公然声称：“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当时，驻山海关的守军是东北军何国柱独立步兵第九旅。日军为控制山海关，对何柱国多次威逼利诱，策动何柱国背叛张学良，取缔排日抗日活动，实行“独立自治”。在遭到何柱国的拒绝后，日军于1932年12月8日，炮击山海关，逼迫何柱国就范。

　　由于诱降不成，日军于1933年元旦再次制造事端，驻山海关日军守备队向驻守山海关南关外中国步哨射击，反诬中国军队首先开枪。1月2日晨，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撤退南关及城上守军，并以武力相威胁。何柱国为避免事态扩大，答应南关暂由日方警戒，等调查真相后再交涉解决。日军取得南关控制权后，又得寸进尺，再次要求开放南门，被何柱国断然拒绝。日本要求未能得逞，2日上午，悍然向中国守军发起猛烈攻击，并以炮兵火力及铁甲车、兵舰重炮同时向山海关南门城楼的鼓楼和东南角楼等处实施狂轰滥炸。经一日激战，日军的进攻被击退。当晚，日军又从东北急调第八师团铃木旅团增援。次日上午10时，日军重新发动攻击，由铃木旅团担任主攻，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城南猛攻。正午，南门及城东南角为日军所占。下午，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攻进南门，与中国守军展开巷战，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榆关失陷。

　　二、长城事件

　　榆关大战后，日军放弃了由山海关进关的战略，改道由热河进关，加紧分兵进犯长城各口，华北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形势危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被迫调中央军开赴古北口御敌。3月上旬，长城内外集结了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晋军等几十万军队，血战一触即发。

　　中日双方作战的主战场包括东线的冷口、中线的喜峰口和西线的古北口。从1933年1月开始，至1933年5月上旬结束，中国军队与日军顽强抗击5个月，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势头，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妥协停战”的方针，使中国守军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5月下旬，中国军队相继放弃长城各口，日军强渡滦河，进袭滦西，侵占密云、遵化、蓟县、玉田、丰润、唐山等地，平津一带受到严重威胁。5月31日，日蒋双方代表秘密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之线以西以南。确认中华民国与满洲国以长城为界，承认了满洲国的合法地位。

　　三、香河事件

　　1935年，日本为推进“华北自治”计划，由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主导制定暴乱方案，选定香河县作为突破口，利用当地民众对新增土地契税的不满情绪，通过伪满军事顾问之子武宜亭等亲日分子组织“请愿团”制造抗税风潮。10月22日，香河县、昌平等地的土匪、汉奸、地主武装、被煽动的部分乡民及日本浪人，在日本宪兵掩护下攻占县城，胁迫县长赵钟璞交出县警武装并迫使其离开县城，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暴乱成功后，日本原计划将香河事件作为“自治样板”向华北推广，但在各方的压力下，日本驻屯军撤销对暴乱分子的支持，武宜亭率残部逃往天津日租界，香河县城由河北省保安队接管。香河事件中，日本宪兵第一次公开介入地方政务，为日本策划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更大规模的分裂活动提供了经验，标志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进入武装干预的新阶段。

　　四、冀东事件

　　冀东是一个地理概念，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天津东部、北平的通州、顺义、密云等地，号称冀东22县。

　　冀东事件，是日本策划华北各省自治的预演。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通县和唐山分别设立蓟密、滦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殷汝耕、陶尚铭分任公署专员。陶尚铭为日方所排斥而辞职，殷汝耕则由日本推荐兼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冀东地区的大权被殷汝耕一人所掌握。殷汝耕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为配合日本“华北自治”的阴谋，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韩复榘，攻击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日本指使下，分别在天津日租界和通州召集会议，密商“自治”，会后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宣言，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先后将昌平、宝坻、香河、延庆、赤诚、龙门、塘沽、大沽等18县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自任秘书长、主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奉行全面亲日卖国的政策，大肆出卖华北的政治、经济主权，使中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冀东事变”表明，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五、张北事件

　　张北位于察哈尔省北部“坝上”地区，是察哈尔通往蒙古“张库大道”上的重要城镇。“张库大道”南起张家口，经过张北，最终到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张库大道在清朝时期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贸易和交通线路，沿途设有多个台站和驿站，以保障商旅的通行。

　　1935年6月6日，日本特务机关的4名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驻军第29军第132师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日方藉此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6月27日，国民政府指派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为代表，与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谈判，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察哈尔协定”，又称“秦土协定”。国民政府同意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从察哈尔省撤退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聘日本人为军事和政治顾问，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施以及撤销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等内容，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特权及领土主权。协定签订后,大批日军趁机入关,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即侵占了察哈尔和河北两省，为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创造了条件。

　　六、河北事件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指使驻天津的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5月31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6月，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河北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禁止在河北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七、丰台事件

　　1935年11月28日，日军67人由山海关乘火车前往北平，到达丰台火车站后，日军大尉了戒以北宁路货车转平汉路多被中方扣留为由，行使监视权。并强征大兴货栈，作为临时兵营。

　　1936年5月，日本又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从6月21日到30日，日军兵分批进入丰台，并开始在丰台构筑兵营。6月26日，一列满载中国士兵的列车开进丰台站，火车汽笛声惊动了国民党第29军的军马，一匹军马跑进了日本兵营，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要求日军归还军马，遭到日军的无理拒绝，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第二天，日军闯进第37师驻地进行挑衅，与守军发生械斗。事件发生后，日方要求第29军军长宋哲元道歉、赔偿并撤出丰台。宋哲元被迫道歉，又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官兵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

　　八、华北五省自治事件

　　1935年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并加紧对宋哲元的诱降，许诺华北独立后，让宋哲元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由于诱降未能成功，土肥原贤二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意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华北五省自治是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独立的事件。日本分离华北的方法与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武力的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总之，“华北事件”是日本在占领热河，完成对东北地区的实际占领之后，为了扩大侵华战争，迫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而精心组织的系列阴谋，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重要战略步骤，上述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相继签定了《塘沽协定》、《秦士协定》和《何梅协定》三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实际上出让了中国在东北和华北的领土主权。蒋介石集团之所以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包藏着具大的祸心，那就是企图通过妥协退让，换取日本人的同情和协作，以便联手对付中国共产党。殊不知，日本人的“胃口”极大，不但要吞并东北和华北，而且占领中国全境都不是日本人的最终目标，日本人的野心是要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霸主，而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只不过是它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谋划中的一枚小小的棋子而已。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25年8月19日写于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