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这背后是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与招商引资领域，但其代价也巨大，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牺牲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高等教育投资的缺乏，迫使各类大学陷入竞争之中。为了筹集资金用于盖校舍、扩大招生规模，这些大学不得不另寻出路。然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较短，依赖他们捐赠来支持教育的比例，远低于西方社会。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捐赠，大多只是提供几十万元资金，换取一个讲座教授之类的头衔，本质上是为自身企业进行广告宣传。但实际上，办好一所学院 —— 更不用说一所大学 —— 没有数亿甚至数十亿元的投入是难以实现的。
在此背景下，西方的各种基金会、NGO趁虚而入，试图通过资助大学和学者来渗透中国教育界，通过教育影响中国的下一代，从而推动颜色革命，达到颠覆中国政府的目的。我们在2019年的香港暴乱中就见到了港版颜色革命，其根本原因就是香港回归之后，教育界仍被英国乃至美国掌控，而非特区政府掌控，所以导致部分香港青年受到英美势力和香港本地的反贼的蛊惑走上街头对抗警察。
于是，我之前任教过的北京大学率先行动，各大高校纷纷效仿，一方面，接受外国基金会和NGO的资助，另一方面，设置各种以赚钱盈利为目的的培训班，美其名曰EMBA，收取高额学费，还和西方名校合作办学，颁发联合学位，使得学生无需出国，就能获得半个有西方名校背书的文凭。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就连学校的体制与评价标准，也在向西方看齐，尤其是效仿美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学美国搞高考以外的第二条入学途径，又因为许多人希望子女进入名牌大学，由此催生了入学领域的灰色市场，送红包、托关系等现象屡见不鲜。长此以往，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滥竽充数的现象，高校沦为 “论文工厂”，缺乏独立的自主创新，对国计民生有重大贡献的成果也为数不多。这一后果直接导致中国科研管理水平大幅下降。
我在北大工作的时候，就出过一件事儿：学校请美国的教授来讲课，以为能带来西方前沿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没想到美国教授来了以后开始在课上大讲女权主义和美国处理性骚扰的先进经验，当时还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我们明明是来听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你讲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美国作为先发国家，自克林顿把工业外包给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各种新潮的思想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现在广为诟病的LGBT运动泛化问题和极端的女权主义，成为了现在西方社会的一大问题。
提到女权主义，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情人波伏娃，她的名作《第二性》广为人知。萨特与比他小两三岁、资历相当的波伏娃之间，存在着一种极致的平等竞争关系。两人相识后不久便陷入热恋，随后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 “实验合同”。这份合同的内容即便在当下看来也十分前卫，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恩格斯与马克思 —— 恩格斯和马克思只是反对婚姻成为私有制的工具，而萨特与波伏娃则约定：在两年内，双方都可以拥有多个性伴侣（无论性别），且彼此不隐瞒、不妒忌；若能接受这种模式，两年后合同自动延续。
之后，头两年双方尚可忍受，但到了第二个两年，波伏娃便无法承受了。因为为表诚意，波伏娃将自己一位漂亮的学生介绍给萨特，而萨特与这位学生的热恋让波伏娃心生强烈妒忌。无法忍受的她选择报复，与一位美国著名作家陷入热恋。但这位美国作家秉持传统家庭观念，希望波伏娃能前往美国与其结婚、过家庭生活，但波伏娃为了坚守她的女性存在主义信念 —— 不结婚、不生育，最终这段关系也走向终结。
这场实验的最终结局是：萨特一生拥有众多情人，但在他晚年病重之际，这些情人都已离去，唯有波伏娃在其最后的岁月里守在病床前照料。萨特临终前向波伏娃表达感谢，而波伏娃则回应：他死后，两人便再无相见可能，因为不存在所谓的 “另一个人生”。
所以这个问题上我就觉得西方这种女权主义是有问题的，传入中国后导致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因为我当时作为研究生导师，研究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都是上小课，有时学生就需要来到办公室进行讨论，有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甚至需要闭门讨论。但是我当时的学生又绝大多数都是女生，所以女学生来办公室找我讨论问题，我就只能把办公室门大敞开，让所有从门口经过的人都能看到，我是和女学生在办公桌的两边，而且是隔了相当远的距离在讨论问题，根本就没有动手动脚性骚扰的可能，这还只是最直接最表面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时期，但是夫妻之间一直能够相互扶持，例如前不久去世的许倬云，他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肌肉萎缩，要是没有孙曼丽女士的支持，他身为一个残疾人根本不可能做那么多学术研究。但是我就发现90年代我回北大教书以后，我的学生里面，不论男女，几乎离过婚的比没离过婚的多得多。
我讲上面这些故事事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西方这种的女权运动是违背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的。所有母亲生孩子都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但如果所有女性因为风险大就拒绝生育的话，那不是女性个体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就要灭种的问题。
所以波伏娃这种女权主义，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带来的后果不但导致她们自己的家庭不存在，而且对她们的民族和国家来说也是毁灭性的。
现在西方有那么多人，因为没有稳定的家庭，也没有子女的照顾，到困难的时候也得不到家庭的抚慰。我的美国朋友里面，就有非常能干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在自家车库里开枪自杀了。遇到这样的困难，他甚至都没有和妻子倾诉过，就直接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其他更不负责的人，要么就出来报复社会，拿了枪乱打人；要么就是吸毒滥交，进而导致西方社会的腐败分裂和瓦解。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对西方的各种时髦的思潮要有谨慎的批判的态度。但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是过去几十年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轻视了对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希望未来的改革能够注重这个问题，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纠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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