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经历过一个幼年期、童年期、成熟期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失败有曲折有痛苦泪水。
在早期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经历中，有过幼稚和迂腐，有过彷徨和盲动，有过肤浅和动摇，有过逃离和消沉，有的人甚至还当了叛徒当了汉奸来对付自己曾经的同志。
就全党而言，也可以把中国革命的进程看作共产党的觉醒过程，正是挫折教训为党带来现代性。革命现代性只有克服这些局限和思想障碍，共产党才能成熟起来。
就个人而言，也可以看作人的觉醒过程，每一个真心认同共产主义的党员也都经历过提高觉悟不断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委屈、误解，甚至流血牺牲都是难免的。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也不是什么秘密。
近几年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中，有一种论调很能迷惑人：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他们总说还有多少档案没有公布，一旦公布出来你们就清楚了，他们宣称自己是掌握这些档案秘密的人，所以你必须相信他们说的话。
关于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网络上有一些文章，主要是指责现有的材料披露不充分，不是真相。比如指责延安精神研究会编的《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王秀鑫的《延安“抢救运动”述评》、王素园的《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这些指责要么说中央的结论前后不一致，要么说把责任推给当时环境推给康生是避重就轻，要么说一些当事人现居高位是明哲保身。
这些人主要还是发发牢骚，与某些势力还不一样，牢骚的共同特点是把抢救运动看作“自己人整自己人”，“白白浪费了两年时间”。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的不同看法。
而某些势力却不这样看的，从一开始用的就是这套巫师手法，把抢救运动当作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矛盾，当作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们得出结论：知识分子是马列主义的天然敌人，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就是反智。仅就这个结论看，也是偏狭的荒唐的。
且不论当时共产党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海归知识分子。况且延安整风以后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不是缩小了，知识分子也在整风的过程中成长了，并且在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基本事实他们是看不见的。
“抢救运动”这个名词，源于康生的一篇著名讲话。
1943年7月1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千人干部大会。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机关学委主任康生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题目即《抢救失足者》，它准确的含义应该是干部审查。
网络上有一篇抢救运动亲历者的回忆，作者杜惠。她经历了比一般受审查者更多的委屈和挣扎，屈辱和反抗，但却从革命的痛苦中体会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
参与审查的干部有李克农等重要领导，看来当时确实是怀疑她是个不小的特务。某一天，她和其他几个带脚镣的人被拉了出去，她以为是去枪毙了，实际上是去参加一个大会。
“因为轻度近视，主席台上有些什么人我看不清。有人开始讲演，听声音我认为是毛主席，后来我才得知讲演的是徐特立老人。我认真听着，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段话：
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快要到来，我们党需要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而大批从国统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党还不很了解，同时也需要对大家进行思想改造，开展整风、审干就十分重要了。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大家就会理解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了。现在还有人对党抱敌对、抗拒的态度，希望这样的同志跟党站在一条心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冷静地向党说清自己的情况。现在抢救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真真假假，要通过改造世界观，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解决。刘志丹同志曾受过党的怀疑和审查，但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在陕北地区党内身居要职，被怀疑受审查时，有人建议他出逃，有人建议他举兵起义，分庭抗礼，而他却沉着冷静地命令警卫员将自己捆起来，送到上级机关去接受审查。当然，他的问题也就很快弄清了。他为党内审查工作留下了一段光辉的佳话。
这讲话深深打动了我。刘志丹的光辉榜样使我惭愧。我要重新考虑我的态度，重新解剖我自己。被捆绑着押来大礼堂时，我是昂首挺胸，怒不可遏。现在捆绑着走回监狱，我已变得低头深思，平心静气，眼里浮着感动的泪花。我与来时判若两人。走进牢房，我第一次轻轻地安坐在床铺上，心潮翻滚如大海的狂涛巨浪。
我问自己：既然庄严宣过誓，为党的利益，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为什么一碰到怀疑我就如此敌视、对抗、怒气冲天呢？这样做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誓言吗？我问自己：为什么自己的自尊、骄傲、面子就那么强、那么大呢？不就因为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是天之骄子，谁也不敢惹吗？应不应该彻底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呢？这种自问自审，我才发现，自己灵魂里面还有个人主义的脏东西。
晚饭后，我请人拿来纸笔。当晚，我就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直到第二天深夜，写出了万言检讨书。我检查了自己灵魂深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王国，还检查了自己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比如：在川陕路上顺利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骄傲的内心中只看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无畏、随机应变。事实上，没有四川省委、赵大姐的周密安排教导，没有周大姐一家的帮助，没有哥老会侯表叔及其司机的掩护，没有西安三轮车工人的帮助……我怎么能顺利到达?这样一自审，骄傲的王国便不攻自破了。我决心进行思想改造。写出检查，交给领导，自己解放了自己，心平如镜，一身轻松。至于何时走出牢房，这一切都已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中了。从此，我把监狱看成了锻炼自己的课堂。怨气与怒气烟消云散。”
后来她又参加了劳动和学习，身体反而好起来。
“1945年8月的一天，日寇投降前夕，五人专案组向我宣布审查结论：‘杜惠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但杜惠作风不好。’我对后面一句是有意见的，但为了立即迈出监狱之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还我清白，这是最根本的。至于说我作风不好，以后有机会再问清吧。我会用今后一生的思想言行来证明：结论这后一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大家见到我都惊奇地问：‘你哪像从监狱出来的，倒像是从前方打了胜仗回来的，满脸欢笑，又红又健壮了。别人从监狱出来，可是灰溜溜的啊!你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同学说：‘把你们押到大礼堂听报告时，看你那神气，真是个最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咧!今天怎么完全变了?’
我讲述了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之后，同学王演说：‘大家快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了，不容易再相聚。让杜惠给我们题几句话留作纪念吧。’我拿起笔来，即兴写了下面一段话：当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热，奔向真理，奔向革命，奔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路只是开始！……在这里，我们决不能停留，必须迈开大步，突破自我存在的气象，抛弃狭隘的个人优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现的棱角！我们经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阶级的洗礼，我们就开始成长起来了。
这个留言，反映了我经过烈火锤炼后的真实想法。
“1954年夏，中宣部派我搭乘中央专列，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卫生工作会议。在列车过道里，我遇见了李克农。他向我微笑地打招呼，让我到他包厢里落座。
他问我：‘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央怎么发现抢救运动搞错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到处坦白自己是特务达到高潮时，你在西北公学的同学施英也起来坦白说自己是特务。学校向我们汇报后，我马上报告中央，引起极大震惊。你也知道，施英是赵世炎烈士的侄儿，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接触国民党特务机关，他的家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最可靠的秘密据点，他全家都是共产党员，包括厨师、老妈子和看门人。施英从小长大，进出学校，都有人暗中守护，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坏人。他15岁就来延安，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分析了一切条件，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但他为什么承认呢?中央有关同志立即找他来谈话，问他：你怎么也是特务呢?你参加的哪个特务组织?什么时间、地点?谁介绍你参加的?他一问三不知。我们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自己是特务呢?’他说：‘号召说坦白光荣、坦白有功，又给戴大红花，又给发西红柿、老南瓜，还给吃鸡蛋挂面，我当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务啦。’
我大笑说：‘施英这个小鬼太滑稽可笑了!太天真幼稚了!’克农同志也勉强地笑了一笑。接着他的神情变了，看着我苦笑着说，我们觉得问题严重了!又分头找了几个小鬼来问，叫他们说说是怎么成特务的，也是一问三不知。有的和施英的想法差不多;有的说，那么追逼，他逃不脱，大家说坦白了就没事了，他就坦白了。他们说实际上并不知道特务是怎么回事。我们感到问题太严重了!抢救运动搞错了!我们把情况立即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起草指示：运动马上转入甄别阶段。
这时，我和克农同志都沉默下来，陷入了沉思。克农同志说：后来发现，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假坦白、假特务。”
那么，既然抢救运动搞错了，延安整风是不是也搞错了?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各个根据地都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冤枉被错杀的共产党员有名有姓的就达到数千人，那么革命是不是也搞错了?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革命本身的痛苦和失误，这些错误给革命提供了哪些现代性经验教训。
罗荣桓在批评王明左倾路线时说，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
这说明党内高层也在不断进行总结检讨，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提出“不要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整风中，毛泽东又提出“九条政策”，当发现抢救运动出现错误时，毛泽东本人还多次脱帽鞠躬，表示了歉意。错了就检讨，就赔礼道歉，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和行政学院召开大会，向大家赔礼道歉。他把手举到帽檐，说道：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党中央相信大家都是好同志，我请大家原谅，如果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
当时掌声欢呼声哭声口号声响彻礼堂，人们用一切可以表达感情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向群众低头认错，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道歉，消解了挨整干部的情绪，也推动了甄别的进行。这就是延安整风的现代性，它标志着共产党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不惧怕真理更不害怕真相。
延安整风的主题是解决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意识的，意在夺回中共在决定国内方针政策的话语权。保卫工作情报工作理应纳入日常工作的范围，把它变成一个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群众，本身就扩大化了。但不等于说，审干和锄奸错了。
事实上统一战线结成以后，国共两党在调整政策的同时，双方都没有忽视隐蔽战线的斗争，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1942年国民党破获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组织，使南方局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徐恩曾十分得意：
“这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唯一胜利。也是我的全部战斗纪录中经过时间最长，技术上最为成功的胜利。”
同时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40多名特务潜入军委二局、陕西省委、保安处等重要岗位。这个案件当时被称为“戴案”，即戴笠系统的特务案件。如果说“戴案”的侦破左右了整风审干运动，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出现，促使中共更重视在整风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
一般而言有关部门审查干部，都要弄清干部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社会关系。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都有一批参与创建根据地的干部，这些人大多出身工农，生长在当地，根底清楚。对于这些来自根据地的干部，保卫部门一般比较放心。对于一些“外来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保卫部门就相当陌生。这些人大多来自“白区”，大多出身社会上层，有的还有海外关系，本人经历也相对复杂，在审干中就容易受到怀疑。前面提到的杜惠，就属于这种情况。
某些势力为什么能把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转换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矛盾、进而夸大为知识分子与马列主义天然对立呢?因为在时间上整风与审干确有重合，一文一武，延安同步上演着两场大戏：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进入全党普遍整风阶段后，整风、审干、锄奸等工作全都加快了节奏。
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三八节有感》。
3月13日，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
而在5月1日延安召开五一纪念大会的会场上，保卫部门在会场识别了“军统延安组”总联络员赵秀。至此，“军统延安组”的所有联络员都被边保控制。
5月2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23日，毛泽东做“结论”讲话。2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批判王实味。
5月下旬，边保集中搜捕边区各地的“戴案”特务，第一批掌握控制了11人。
正是时间的重合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审干锄奸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是工农干部清算知识分子。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真正的党员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我们下一篇还会谈到。但围绕着延安整风产生的认识，确实检验着每一个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追求的含金量。
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矛盾斗争的产物，是公心战胜私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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