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21年12月28日18点，作家、深圳大学教授曹征路老师与世长辞，享年72岁。曹征路老师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他是大陆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儿》《霓虹》《问苍茫》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师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立场，挺立着知识分子的脊梁。在得知生命即将走向尽头时，曹老师说，“我心情如常，没有多少改变。对于死亡，我没有恐惧，相反还有点向往。人生的任务我已经做到这个样子了，对得起良心，所以没有遗憾。”在生命尽头，无憾、无惧、更无愧，世间得几人？今天推送的这篇旧文，是曹老师的亲身经历，也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另一种知青回忆。本文以及曹老师的诸多其他作品，都为我们重新理解那个红色年代打开了新的视角。当伤痕文学叙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理所应当地将知青下乡讲述为“受苦”、“受委屈”，曹老师却发出另一种追问：“如果不到农村亲身体验，怎么能理解农民？如果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我们这些城里人读书人，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比他们高一等？凭什么受到优待还认为是受罪？”实际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经历本身，而是改革后的高考制度，这个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识，把知青在农村的一切实践贡献归零。谨以此文，缅怀曹征路老师！
“课堂不在学校里”
1967年春节过后，我所在的城市忽然冷清下来。以党委工作组操控群众为特征的“资反路线”已经冲破，以广大师生为打压对象的“白色恐怖”已经消失，该夺的权夺了，该贴的大字报贴了，复课没消息，高考更不可能，对普通中学生而言好像没什么可以干的了。那年我18岁，高中二年级，刚刚进入人生的迷惘期。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开始支左，同学们最追捧的明星也就是身边的解放军，“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举手投足说话做派都被大家仿效。
我们城市的最高首长是某部的副政委，他到学校来座谈，几句话就把同学们说得热血沸腾。他说：“不上课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们正好可以经风雨见世面，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课堂从来都不在学校里。”他把积极参加运动介入社会的同学称作经风雨，把那些外出串联徒步长征的同学称作见世面，而更加鼓励的是主张大家去学工学农，真正深入到社会下层去认识中国。他虽然只有中师毕业，但思想水平极高。在我看来，其学养和胸襟远在今日的多数专家教授之上。
后来我们学校的同学实际上分成了三拨人，一部分搞运动，一部分停止串联搞军训，还有一部分组织成各种学工学农小组。
今天回想起来，他不仅化解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更让我体会到一种老革命的世界观方法论。
对普通人而言，上层离我们毕竟太远，那种把目光聚焦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的方法来理解历史是不靠谱的，往往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那种用个人恩怨当做选择立场、评判历史的标准是不负责任的，往往以己度人不得要领。真正的历史逻辑就在人口的大多数中，从长时段看谁受益谁受损、政策为谁服务才是我们研究历史的钥匙。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和大多数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乐都有关系。
“当干部吃亏”
我参加的是某铜矿学工小组。负责接待我们的是该矿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个ZF派头头。当天我们就领到了工作服胶靴，兴奋得不得了，还把肚灯矿帽借出来拍了集体照。这个头头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有点结巴，一脸倦容呵欠连天，他是刚下夜班就来接待我们的。
他说：“当干部吃亏啊，连觉都捞不到睡。”问他为什么要吃亏？他反问：“你不比工人干得好干得多，谁服你管？”
后来混熟了才知道，他是中专毕业，学采矿的，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起初他还是工作组的积极分子，经常被安排在大会上发言。后来揭发出来才知道，他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工作组列为“内部控制”，于是就参加了造反。那时他是单身汉，晚上下井当掘进工，白天回办公室当干部，在矿里还有点小威信。
那时他的一个小愿望总也实现不了，就是拿下“单人双机”的掘进技术能手。他说：“不服啊，干不过他们我真的不服！”他指的是那些老工人，每个月都比他完成的指标高，而自己正当年轻力壮。
我们下井以后自然知道，一台M56凿岩机加上风动支架就是120多斤，连续几个小时用这样的设备打眼体力消耗非常大的，这还是“单人单机”。有些工人为了提高效率就用两台机器同时进行，体能和技术要求肯定更高。刚开始我们几个人都扶不稳一台机器，更别说“单人双机”了。
在坑口，在派班室，经常会贴出各种“喜报”“光荣榜”，记录着工友们暗中较劲的小小得意。他纠结的就是这个，渴望自己的名字哪天也货真价实。
劳动光荣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领导首先得过劳动关，只会玩嘴皮子得不到群众拥护。我到过的几个厂矿，ZF派头头都是身穿工作服手上有老茧，后来宣传中油头粉面的ZF派形象不符合生活的基本逻辑。即使是两派武斗的时期，也没听说罢工罢市，影响了供水供电邮政交通。
当然，干得多并不意味着收入高，像他这样白天黑夜耗在矿里干，工资还不如一个四级工。唯一不同的就是多吃了一张保健票，两毛五分钱。下井是要统一送饭的，他是脱产干部，跟班干活自然也要吃饭。从这一角度看，他也是吃亏的。
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还碰见他一次。他胖了不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说，“我造了半年反，审查我两年半，你讲句良心话，亏不亏啊？”
“我已经活在天上了”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人是当权派，是该矿年轻的党委副书记，也是工作组的依靠力量，冲破资反路线第一个被打倒的干部。我们见到他也是在井下，黑个脸整天不吱声，别人介绍说他就是XXX，他就点点头。他干活是没得说，早就是“单人双机”了，原本就是省级劳动模范，所以旧党委培养他工作组利用他也合情合理。
打眼过后是放炮，放炮过后是清理“迎头”，这是巷道掘进的整个流程。在这个过程中，放炮工是负责安全的。我们发现，只要他在现场，守住坑道口的人往往就是他，那些放炮工也服他管。他坐在一根枕木上吸烟，炮声够数了，他就搬开枕木离开。如果不够数，放炮工就会过来跟他分析，有没有可能哑炮，他挥手了工人才回到“迎头”上去。整个过程还是不吱声，很少听见他说话。事实上他是有牢骚，内心是不服气的。
我们几个同学原本是要批批他的负隅顽抗的，后来看他也是白天黑夜耗在矿里不回家，看法就有点转变。他是白天下井，晚上就在矿调度室外的长椅上混。调度室是全矿的生产中枢，ZF派夺权以后原先的当权派靠边站了，可工程师都还在，所以运转都是正常的。开调度会的时候，一般他不说话，但他也不走，就在那赖着，后来也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种状态很暧昧，谁也没有承认他，但事实上他存在着。
在井下干活烟酒不分家，扯淡无老少，休息下来躺着坐着都挤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也能跟我们聊几句，翻来覆去都是一个意思：他原本就是工人，根本不稀罕当干部，更不会整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帽子他戴不上。说多了老工人就骂他像个娘们，可见他内心压力还是很大的。
他的命运逆转是三个月后。矿里成立革委会搞“三结合”，第一个结合的革命干部正是他。这样算起来，他离开权力中心满打满算也不超过半年。ZF派们说，这家伙是打他不倒的，不过修理修理他也好。问到原因，竟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矿里精简工人回农村，当时已经是副书记的他带头把自己老婆“下放”了，他老婆现在还在矿家属大队敲石子。
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六年了，群众没有忘记，把票还是投给了他。开大会时，他泪流满面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跟解放前比，我已经活在天上了，我不在乎当干部，我不会忘本，我在乎的是大家不认我这个弟兄······”依我们当时的人生阅历，着实被他感动了一把。
我参军以后又到过几个城市，也参加过一小段支左，各地见到的情况也都差不多，那些真正埋头苦干敢于担当的干部，那些克己奉公不脱离群众的干部，都是第一批参加“三结合”的。群众看到的不是你犯不犯错误，态度怎么样，而是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忘本。相反，那些得不到“解放”的干部，大都屁股不干净，不管他们怎么见风使舵。
“难为人”
我1968年10月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地方接近山区，比较穷，工分值才三毛几。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认为到贫困的地方去改天换地才光荣。那时对农村的想象很浪漫，对贫困的理解也过于简单。
插队第二天队长就来跟我们商量写毛主席语录的事。那有什么呀，写就是了。可是队长吭哧吭哧半天不走，脸憋得通红。他说难为人啊，公社布置下来的，一个字要半人高。他问能不能写小一点？这有什么呀，我们觉得好笑，要多大就写多大要多小就写多小。他这才说，难为人啊，写那么大的字要买多少油漆啊？一下子就要开支好几十啊。这才明白他是舍不得买油漆。这样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在村口的黑板上写粉笔字。没想到这件事震动了好几个生产队，都来参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倒不是因为字写得好，而是因为我们怎么敢这样写。后来直到公社来人才闹明白，原来是一个谣传，传说插队知青都是红卫兵，这方面太落后是要造反的。那个公社干部说，不是你们要刷红油漆的吗？刷就刷呗。其实城市里闹红海洋也不过是少数人一阵风，根本与知青无关。
那时插队知青被认为是“下放”，农村基层干部见到知青都看作是上面来的人，生怕得罪我们，说话做事都谨慎得很。女孩子戴个眼镜就高贵得不得了，被认为特别有学问，就像今天见到明星一样。直到70年代中后期，上大学招工要基层推荐，基层干部才有了权力。所以一些伤痕文学中的胡编乱造是脱离生活逻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时代的氛围。
还一个“难为人”的事是吃饭。刚插队时我们不能自己开伙，是吃派饭，几个人到一家吃几天。尽管家家都穷，还是尽量让我们吃饱。主要是一顿晚饭，早饭是比较稠的稀粥，中午是头天晚饭烤脆出来的锅巴，农民自己则把早晨剩下来的粥在锅里炒一炒。菜是咸菜和辣椒为主，如果有鸡蛋蒸一碗，没有就烧个土豆汤。入冬时节的农活主要是开荒和挑粪，可以想见我们的馋虫是如何蠕动。
有一天一个轮上派饭的农民宣布，今晚上要请我们吃鱼。他说他烧锅的昨晚就回娘家去了，她娘家正在“车塘”。没东西吃啊，难为人啊，赊条鱼来吃吃！他对大家吆喝，令全体男女对他投去羡慕，也令我们肚子咕咕作响。
我们知道他烧锅的娘家在60里外的圩区，一来一去120里就为赊一条鱼。他烧锅的名叫小兰，头两天就到别人家探望，看看都给我们吃些什么，可见她心里一直在打鼓。其实她是对我们最为热情的一个女人，我们进村第一天就拉着女同学的手，左看右看，夸个不停。后来知道，她解放初还当过乡团支部书记，还演过白毛女，想来那是她最荣耀的青春年华了。可那时她已经是六个孩子的妈妈，脸上又干又硬，皱纹从眼角爬到嘴角。
晚上一收工就直奔他家，多老远就看见他家的伢子们又跳又蹦。女生还特意洗了脸，我们几个男生也少有地洗了手。刚坐下，一洗脸盆鱼肉就端上来，看来小兰一分钟也没停，才赶上我们这顿饭。鱼是新鲜的鲢鱼，肉雪白，葱碧绿，腾腾冒着热气。吃啊吃啊，别作客啊，小兰喊道。我们当然不会作客，但才吃一口，全都不吭声。腥，腥气逼人，有个女生差点吐出来。这才觉着，满屋子的热气也全都是腥的。
按理我们早就饥肠辘辘，插队一个多月了，烧得再不好这也是新鲜鱼啊，不应该是这种反应。可真的是腥，土腥逼人。小兰丈夫也愣了，尝一口也喊腥，说还有苦胆味。小兰看看我们，傻傻地愣了一会儿，把大腿一拍，冲了出去。等她回来，手上托着一大勺猪油。奇怪的是，那猪油一放进汤里，还没全化开，腥气就变了，变成淳厚的鱼香。
吃啊，吃啊，屋里这才活过来。我们悄悄议论，可能是水土的原因，也可能是饲料不足，鱼太瘦。谁也没把话说出口，仅仅是缺了一点点猪油。我注意到，小兰一直躲在灶后，再也没露面。很多年过去，这故事也跟亲戚朋友说了无数遍，可还是意犹未尽。
如果不到农村亲身体验，怎么能理解农民？如果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我们这些城里人读书人，凭什么就认为自己比他们高一等？凭什么受到优待还认为是受罪？我妻子也插过队，她的认识是，错就错在没有说清楚，如果说清楚还能回城里，人人都应该下去。可说清楚了，又怎么能同呼吸共命运？
“好大个事哎”
有一天队长宣布下午休息，晚上男劳力由他儿子带队去割湖草。他不说去偷，他说是割。我们队没有湖，哪来的湖草？可是从他们的无比神秘的眼神中，我们还是看出了严重性。这样女生是不答应的，这么刺激的战斗她们怎么可以缺席？队长想想，答应了。他儿子说，去可以，不要贪多，要跑好几里地呢。于是就磨镰刀，找扁担绳索，临出发队长还亲自帮我们几个扎了裤脚。
说白了就是没柴禾烧。那时已经分灶吃饭了，知青点柴禾不够。而湖湾公社有好几百亩芦苇，他们富得流油，捕鱼捞虾，我们这边却连水都舍不得烧热，太不公平了。追求公平正义是天然诉求，不需要书本知识，我们个个摩拳擦掌。
走了十几里，还没到湖边，就嗅到那股腐湿的腥气。身边是一人高的芦草，草上是轻薄的白霜。我们钻进苇子深处去割，队长儿子交待，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让人家看出来。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人家被剃了瘌痢头，少了一块也心疼，怎么能看不出？尽管苇草不值几个钱，但毕竟是人家的地界。这气氛于是就剌激起来，身边只有沙沙的镰声和粗重的喘息，谁也不吭声，转眼就把能源掳掠到手。
队长儿子说，差不多就行了，快走!于是一人一担，鱼贯而出，飞快奔上小道。按他的说法，只要我们跨过公路，战斗就结束了，就是被人家追上也白追，他还能把苇子喊答应了？可问题就出在这三里多的小道，出在两个女生身上。她们的担子轻，可也有百八十斤。苇草是竖起挑的，用那种兜底的绳扣，扁担直接插进草里，挑起来不晃悠。这些都没错，看样学样，起初也像那么回事。但她们到底是力气小，草捆扎得不结实，半道就露馅了。特别是被发现以后，有人在后头撵，铜锣咣咣响，火把手电筒晃得心都跳出来，眼看上公路了，担子散了。队长儿子让她们把担子扔下，人跟上就行了。但她们又舍不得。就这样连拉带扯磨磨蹭蹭，大家都过公路了，她俩成了俘虏。
开头还好，听说她们是插队知青，加上哇哇大哭，对方也没动手，只是吼叫着要把她们带回去。这时悲壮的一幕出现，队长儿子返身回去。他说自己是队长，要对方把知青放了，要杀要剐他一个人顶着。好大个事哎，不就割几担草么？他说。
人家想想也对。这样，两个女生顺利脱险了，一人怀里抱着一把草，凄凄惨惨往回走。我们刚上公路，背后队长儿子的惨叫就传过来。“啊哟啊哟！你们真打啊！妈哎妈妈哎，打死人噢，啊哟！”
他的哭叫在深夜里分外嘹亮，每叫一声大家的肩头就抽一下。等我们灰溜溜回到队里已经后半夜了。第二天，队长从公社回来说，没事了，人家听说是知青，也不想闹大。只是他儿子吃了点亏，还躺在卫生院。
湖草偷回来堆在稻场上谁也没去动。本来为公平正义而战，落了个不圆满的结局，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倒是队长没当回事，他本想年底给各家添点柴禾，他到公社担保说是为了给知青解决困难的，湖湾公社才不追究了，可现在又不好改口。他本来就没把自己当英雄，所以也不在乎你们是不是狗熊。柴草后来还是分了，这事也再也没人提起。
其实农村里搞械斗的事经常有，大都是为争地、争水、争肥，各种时髦口号也拿来借用，WG中也不例外，谁都知道那是外包装。现在有人把械斗说成WG罪证，只有那些专家教授想得出来。
“真正的大事”
快到年底分红了，一村人忽然都严肃起来，连妇女们的笑都不自然。因为我们也要参加评工分，实际上是要切生产队的一块蛋糕。早几天队长就唉声叹气，没法子啊，公社布置下来的啊。他儿子也算回乡知青，跟我们解释说，这才是农村真正的大事，其他都是假的。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理论书籍无数，耀眼头衔无数，其实农民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不就是谁占多谁占少吗？这世上财富只有那么多，为了占有才产生了各种政治主张。小到一个生产队，大到全球经济秩序，道理都是相通的。
评工分规则是自报公议，每个人都要说说自己能评几分。那时不知天高地厚，觉得开荒挑粪这种活知青跟老农民差不多，男生都报10分，女生胆怯只敢报7分。现在想来我们不过是表示自己能干，已经是整劳力了，不应该小瞧我们。可农民不这样想，他们还要养家活口，一口锅里抡马勺，你吃多了别人吃什么？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我们队长别看平日里吭哧吭哧话都说不全，这时候脸板下来就有了政治家派头，三下五除二就摆平了。很显然能评10分的都是各方面农事的尖子，知青显然挑不起这个头。他说，学生子年轻气盛，能不能评10分要到明年再看，今年就这么定了。男生给9分女生给8分已经够面子了，于是皆大欢喜，老农们也都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便是开仓，碾米，一片节日气氛。小孩子们都活跃起来，麻雀似的蹿来蹿去。碾的是秋晚稻，还没下锅，村里就飘荡起一股清香。学到的知识是：秋晚好吃但产量低，不出饭，所以当地农民都以种植籼稻为主。米是按人口分，我们每人100斤，和整劳力相同，妇女80斤，小孩子50斤。这些米说是要吃到开春，加上以前公社拨的安家口粮，根本不够。好在知青都要回城过年的，所以也都不在乎，有好米就放开吃。
还有就是分碎米糠，分柴草。我们明确表示不要米糠，肚子里本来就没油水，谁还吃那个。他们说，碎米糠做粑粑，好吃！好吃我们也不吃。
那些偷来的湖草我们还是要的，队长决定一半给我们，剩下的也按户平分。于是，一个戏剧性的仪式出现了。米糠和湖草被分成几十份，排成一长溜。队长问，好了没有？都说好了。队长就用一根细麻绳飞快的在手上揪出一个个绳环，然后让每户出一个人来勾那个绳扣。我们这才明白是拈阄，而且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然后两手一搓把次序打乱，然后每户上来一个人伸出手指勾住扣子，然后绳头一拉，顺序就出来了，各家也就按序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也许这算不上一种知识，在他们是经常要采用的法则，但的确耐人寻味。平等和正义不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境界吗？为此人类不是付出几千年惨烈的代价吗？可在这样一个贫瘠偏远的小山沟里人们嘻嘻哈哈间就完成了。这是仪式，也是日常生活。和贫困有关，更和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愿望有关。而粮食的分配就不能绝对平均，这和需要有关，也和主义有关。
我离开农村早，但参军以后一直和插友们保持着联系。知道他们后来还参与了各种农副产品的分配，更是知道所谓工分值并不是他们收入的全部。那个时代的农村，大部分收入并不是以交易方式实现，更没有货币化。是实物分配、劳动互换和亲情互助支撑着农村社会，进而支撑了我们这个贫弱国家逐步工业化。
今天使用的GDP不过是统计方法的改变，把经济活动货币化。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远不是GDP可以描述的，更不是GDP可以抹黑的。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换个新名词就虚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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