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战略迷途

——论乌克兰国家命运的颠覆性错误

　　概要： 本文以2022年全面爆发的俄乌武装冲突为分析背景，旨在深入探讨乌克兰自1991年8月独立以来，在国家战略设计与选择上所犯下的一系列根本性、颠覆性错误。老包认为，乌克兰的国家悲剧根源并非全部源于外部势力的干预，其内部统治精英与国家统治集团在历史认知、国家认同构建、安全战略抉择、地缘政治定位以及与大国关系处理上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战略错误，导致了其沦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与牺牲品。

　　本文将从历史遗产的认知谬误与治理短视、历史虚无主义与价值体系的自我颠覆、自废武功的安全悖论、地缘政治的定位迷失等核心维度，深入地剖析乌克兰如何从一片得天独厚、潜力无限的欧洲沃土，演变为今日满目疮痍的欧洲焦土，并试图为其他有类似战略错误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一份战略借鉴警示录。

　　一、从“欧洲粮仓”到“欧洲战场”的战略之殇

　　乌克兰，这片位于东欧平原的黑土地，以其占全球四分之一的黑土储量而被誉为“欧洲粮仓”。其国土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位居第二，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更继承了苏联时期留下的雄厚的工业基础——从哈尔科夫的坦克制造厂到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台，以及通往黑海的战略要地——克里米亚半岛和敖德萨港等等。1991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作为其第二大加盟共和国，所继承的遗产之丰厚，足以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艳羡不已。

　　这份遗产包括：一支规模超过70万、装备有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和先进战机的现代化军队；一个规模惊人的核武库，拥有约1900枚战略核弹头与2500多枚战术核武器，使其一跃成为世界第三核大国，具备了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肩（甚至超过）的战略威慑能力；此外，还有完整的航空航天、精密仪器、船舶制造等尖端国防工业体系。可以说，独立之初的乌克兰，手握的是一副足以确保其长期安全与独立发展的“王牌”。

　　然而，不过三十余年，这个曾经的巨人并未如预期般崛起，反而深陷于自2014年开启、2022年全面升级的战火之中。国土四分五裂，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事实独立，数百万国民流离失所，成为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遭受毁灭性打击。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纵观其独立后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乌克兰政治精英阶层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做出的一系列战略性、系统性、颠覆性错误，是将其国家推向深渊的根本内因。

　　二、历史根基的认知谬误与国家认同的战略短视

　　一个国家的长远战略定位，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历史经纬的清醒、客观与全面认知之上。然而，乌克兰在1991年8月建国之后，其政治精英阶层出于短期内快速“脱俄入欧”、融入西方世界的政治目标，普遍采取了选择性忽视甚至刻意曲解历史的做法，从而在国家认同构建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埋下了长期分裂的祸根。

　　从历史、民族与文化渊源上看，基辅罗斯被公认为东斯拉夫文明的共同摇篮。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历史交织与融合超过了三百年。1654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开启了乌俄合并的进程。此后数百年间，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双方在语言、文化、宗教（东正教）和经济上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现代乌克兰国家的版图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时期的行政划界所决定的。1922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后，先后在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将原属于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领土陆续划归乌克兰管辖：1922年将顿巴斯地区划入，1939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占领西乌克兰（原属波兰），1945年吞并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原属捷克斯洛伐克），1954年为纪念《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署300周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半岛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乌克兰。这一系列操作在苏联强大的中央集权框架下仅具行政意义，但其遗留的隐患在苏联解体后彻底爆发。

　　这意味着，独立后的乌克兰是一个在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上存在巨大内部张力的“拼盘式”国家。东部和南部地区俄语人口占多数，在情感、经济和文化上与俄罗斯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则更倾向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上曾受波兰、立陶宛、奥匈帝国影响，对俄罗斯抱有深刻的不信任甚至敌意。这种深刻的内在分歧要求建国后的领导层必须运用极高的政治智慧，推行一种包容、渐进的国家认同构建策略，可以通过高度地方自治等形式给予东部俄语地区足够的尊重与安全感，同时通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融合政策来强化所有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然而，乌克兰的精英们恰恰选择了最危险、最激进的道路。他们未能构建一个超越东西差异的、包容性的“公民国家认同”，反而将身份认同问题高度政治化、工具化。急于“去俄罗斯化”的政策接连出台：强行提升乌克兰语在国家生活各方面的绝对地位，削弱俄语的空间；在历史教育中片面强调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而刻意淡化与俄罗斯的共同历史与二战中的共同牺牲。这种政策极大刺激和疏远了东部地区的民众，这是其战略失败的起点。

　　三、历史虚无主义与价值体系的自我颠覆

　　更进一步的危险在于，在“向西看”的过程中，乌克兰执政集团陷入了一种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为了与苏联历史彻底切割，他们采取了一种“颠覆性”的历史观重建方式。具体表现为：大规模地推倒列宁、朱可夫等苏联时期的历史人物雕像，将苏联时期的一切英雄符号污名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评价上出现了可怕的颠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事中，苏联红军作为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主体，其英勇牺牲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数百万乌克兰儿女也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保卫祖国而献身。然而，1991年8月独立后，尤其是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4年“广场革命”后，官方的历史记忆开始发生扭曲。那些在二战中与纳粹德国合作、对抗苏联的乌克兰民粹主义组织（如“乌克兰起义军UPA”及其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被乌克兰官方重新包装成为“民族英雄”和“自由斗士”，为其树碑立传。而真正为抗击外侮、保卫家园而牺牲的苏联红军和健在的老兵倍受冷落甚至侮辱。

　　这种“认贼作父”、颠倒黑白的历史观，彻底扰乱了国民的价值取向和国家的稳定根基。撕裂了社会的集体记忆，使得国家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共同历史坐标和道德罗盘。一个无法在历史评价上达成基本共识的国家，必然难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力量。这种价值体系的自我颠覆，不仅激化了与俄罗斯的矛盾，更在国内制造了深刻的精神内战，使得国家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教训和团结的力量，反而因为内部的价值混乱而使国家民族精神支离破碎。

　　四、自废武功与“政客祸国”的治国体系

　　国家安全是立国之本，尤其是对于身处地缘政治断层线上的国家而言，强大的、自主的自卫能力是维护中立与主权的最后保障和底气所在。独立之初，乌克兰手握的王牌中，最硬的一张莫过于其庞大的核武库。然而，这张王牌却被其领导层主动废弃。

　　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压力与诱使下，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战略误判。1994年，乌克兰与美、俄、英三国签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乌克兰承诺放弃其境内的所有核武器，将其运往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销毁；作为交换，三国“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现有边界”，并“避免对乌克兰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这一决定充满了天真与幻想。它本质上是将国家安全的基石，寄托于其他大国，而非自身可控的、可靠的威慑力量。它使乌克兰从一个令人敬畏的、拥有终极发言权的强者，瞬间变成一个可以被轻易勒索、威胁甚至宰割的弱者。当时，乌克兰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但主政者被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和国际认可所诱惑，主动选择了自废武功。在西方的忽悠下，除了核武器，对大型武器装备如大飞机等也进行了拆毁卖铁。

　　究其根源，在于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始终缺乏深谋远虑、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的战略型政治家，充斥政坛的是追逐短期利益、被民粹主义和外部势力左右的政客。他们缺乏独立自主的战略思维，极易被外部议程所“俘获”。《布达佩斯备忘录》签署后不过二十年，其脆弱的承诺便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201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亲临现场鼓动的“广场革命”，导致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

　　乌克兰独立30多年来，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寡头垄断掠夺、老百姓几近饥寒交迫。本来工业门类齐全、农业土地肥沃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乌克兰，却沦为了“欧洲的子宫”——年轻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沦为代孕母亲。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乌克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反面教员。”

　　五、地缘政治的定位迷失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法则：与大国为邻的小国，其生存之道在于审慎，绝不可主动以邻居大国为敌，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地理位置是无法选择的，国家的邻居也是无法选择的。小国的生存艺术在于如何以智慧和韧性，与毗邻的大国共处，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谋求最大限度的自主空间，而非心甘情愿地成为远方大国的战略前哨，去挑战身边巨人的核心利益红线。

　　历史上不乏成功案例。冷战期间的芬兰，面对强大的苏联，奉行“芬兰化”政策，对外政策上对苏联保持高度谨慎和中立，成功维护了自身的主权与繁荣（但芬兰2023年4月加入北约为自身埋下了巨大隐患，犯了乌克兰多年前犯下的错误）。东南亚的东盟国家，通过在大国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不与任何一方绑定，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反观乌克兰，其地缘战略在“亲俄”与“亲西”之间经历了剧烈而摇摆的、零和游戏般的钟摆运动。每一次剧烈摆动，都伴随着巨大的国内撕裂和外部反噬。2004年的“橙色革命”与2014年的“广场革命”，其本质是政治精英试图通过激烈的街头政治运动，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实现“一边倒”式地倒向西方。

　　这一系列行动彻底无视和忽略了俄罗斯的利益。对俄罗斯而言，一个中立的乌克兰是其安全的底线，而一个加入北约、部署西方军队和武器的乌克兰，则是其国家安全绝对无法容忍的红线，是其战略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们，出于理想主义和自身私利，甘愿被西方提供的“民主”、“自由”和“欧洲选择”的美好愿景所俘获，严重低估了地缘政治的力量和残酷。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获得了西方的道义支持、有限的经济援助和军事培训，就可以无视身边巨人的存在。

　　而美国和欧盟出于地缘战略竞争、削弱战略对手俄罗斯的目的，持续对乌克兰进行“鼓励”与“拱火”：提供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和军事培训，不断释放未来必将接纳其加入北约和欧盟的“画饼”，成功地忽悠乌克兰冲在了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让乌克兰独自承担了与巨人邻国正面碰撞的全部风险。

　　最终，乌克兰完美地扮演了西方地缘政治棋局中“棋子”角色，精英们对此欣然接受甚至主动寻求。这场代理人战争的残酷性在于：西方出的是钱和武器，而乌克兰付出的是国家基础设施的彻底摧毁、经济的倒退数十年、以及一代青壮年人口的死亡与流亡。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在战前未能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规避战争，而是顺从于拜登等西方政客的蛊惑。在战争中完全将国家命运寄托于西方持续的援助上，缺乏独立自主的战略决断。事至如今，乌克兰已经死伤（失踪）170多万青壮国民，而泽连斯基还继续沉迷于西方的“拱火”之中不肯清醒。未来的乌克兰史学家们对泽连斯基的定性很可能为：“国家罪人”，不被雕塑跪像就可能是他的万幸了。

　　六、颠覆性错误的苦果与沉重启示

　　乌克兰的悲剧，是一部关于国家战略全面失败的教科书式案例。其错误不是战术性的，而是系统性、根本性和颠覆性的：

　　1.历史认知与治理错误： 未能客观审视历史，未能以包容性政策妥善处理复杂的历史遗产与民族认同问题，反而采取激进的“去俄罗斯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导致国家内部长期撕裂，为外部干预创造了条件。

　　2.安全战略错误：主动放弃核威慑这一终极安全保障，天真地将国家命运寄托于不可靠的西方承诺，犯了“自废武功”的致命错误，失去了维护主权的最后底牌。

　　3.地缘政治错误：严重无视“不与毗邻大国为敌”的现实主义生存法则，在大国博弈中采取了投入西方怀抱的“一根筋”、“一边倒”错误政策，沦为战略棋子而不自知，甚至主动寻求，最终引爆了地缘政治地震。

　　4.领导力错误： 国家长期被短视的政客、寡头和民粹情绪所主导，缺乏具有远见卓识、能够平衡内外矛盾、为国家谋划独立自主道路的战略型政治家。

　　今天的乌克兰，黑土地布满弹坑，城市化为废墟，一代人流亡海外。其自然禀赋是欧洲最好的，而其现状却是世界上最惨烈的。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国家战略的全面迷失与一连串的颠覆性错误。

　　乌克兰的遭遇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身处大国夹缝中的国家提供了极为沉重的启示：国家的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保持战略自主与独立性，避免成为他国的马前卒或代理人。任何被西方幻想迷惑而采取激进的、理想化的、天真的、完全倒向西方的战略选择，在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中，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主权与和平，需要用实力和智慧来捍卫，而非寄托于他国的承诺或幻想。

　　对于乌克兰而言，走出当前困境的道路极其艰难。持续对抗意味着更多的流血与毁灭，或许其走出深渊的唯一长远希望，在于未来能否诞生真正具有战略眼光、敢于直面现实、并能超越民粹情绪、为本国人民谋求真正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家。

　　从历史渊源、经济联系、地缘现实和当前战局来看，击败俄罗斯并恢复1991年边界已被证明是极不现实的幻想。寻求一种基于现实的政治解决方案，甚至考虑与俄罗斯重构一种新型的、平等的睦邻关系或联盟关系，回归到斯拉夫大家庭的怀抱中，虽充满争议且痛苦，但不失为一种停止流血的智者选择。

　　乌克兰人民已经为他们领导人的战略迷途付出了惨痛至极的代价，这份代价应当被世界所铭记，并转化为所有小国治国理政的深刻镜鉴。尤其是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更应深刻汲取其教训。（老包202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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