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并非一时兴起的口号，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精髓的深刻揭示，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高度凝练，更是指引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真正理解这一论断的深邃内涵，就必须从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复杂的现实必然性两个维度进行剖析。

　　一、理论来源：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真理

　　斗争哲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凭空创造，其理论之根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沃土之中，是唯物辩证法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质的集中体现。

　　1.马克思与恩格斯：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同旧哲学、旧世界观的彻底决裂和伟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将阶级斗争置于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位置。它揭示出，社会形态的更替、历史的向前推进，并非温情脉脉的和谐演进，而是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被压迫阶级与维护旧生产关系的反动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来实现的。从奴隶对抗奴隶主、农民对抗地主，到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每一次历史的飞跃，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革命和斗争。因此，承认阶级斗争，并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立场。

　　2.列宁：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他深刻地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这就将“斗争”提升到了宇宙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其中，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过程向着其对立面转化。这意味着，发展不是平静的、均衡的进化，而是通过矛盾双方不断斗争所实现的飞跃和质变。这一原理应用于社会领域，就必然要求通过坚决的革命斗争来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3.毛泽东：《矛盾论》对斗争哲学的系统化与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是“斗争哲学”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者和系统阐发者。他的巨著《矛盾论》，是斗争哲学走向成熟和系统化的标志。在这篇光辉文献中，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并极其强调斗争性的绝对意义。

　　斗争性的绝对性：毛泽东明确指出：“矛盾的斗争性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无论是在矛盾发展的量变阶段还是质变阶段，斗争都始终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斗争形式的多样性：他特别强调了斗争形式的区别，将其区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如敌我矛盾）需要通过外部冲突的、剧烈的斗争形式来解决；而非对抗性矛盾（如人民内部矛盾）则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协商等“团结—批评—团结”的非剧烈斗争形式来解决。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它使斗争哲学从一种革命理论，发展为同时适用于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科学方法论，避免了斗争的简单化和扩大化。

　　回应与定位：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回应“斗争哲学”的提法时，其回答充满了历史的辩证智慧。他首先承认斗争哲学是统治阶级最先发明的，将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置于一个“后发”但“正义”的位置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正是被压迫人民在数千年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的、高级的斗争哲学形态。这不仅赋予了斗争以历史的合法性，更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一切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

　　综上所述，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实基础之上的。它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斗争是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手段。它既是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更是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为什么还要强调斗争？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些人存在一种天真的幻想，认为一旦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斗争就会偃旗息鼓，天下就会大同。然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风险反复告诫我们，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远不是斗争的终结，而只是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继续展开的开始。

　　（一）国外：帝国主义围堵与遏制的外部压力从未消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给我们展示了帝国主义对待社会主义新生的必然反应：疯狂的武装干涉和围堵。对于新中国，这一幕再次重演。

　　政治与军事上的全面对抗：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两大阵营冷战格局，到朝鲜战场上的直接兵戎相见，再到东南沿海的军事威胁、国际空间的极力封堵，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未放弃过颠覆我国政权的企图。即便在今天，这种斗争形式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地缘政治围堵、在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这种外部压力的长期性和严峻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斗争警觉，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经济与科技上的封锁与打压：从早期的“巴统”组织对华禁运，到如今某些国家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无理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企图掐断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其目的就是要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经济领域的斗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没有丝毫温情可言。

　　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与腐蚀：这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却同样至关重要。帝国主义通过多种渠道输出其价值观，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就，诋毁中国英雄模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们的思想根基，让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隐蔽、更加复杂，更需要我们发扬斗争精神，夺取话语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国内：旧阶级势力的残余与反扑时刻存在

　　“人还在，心不死。”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判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斗争的复杂性。虽然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但其残余分子、思想流毒并未自动进入历史博物馆。

　　“夺回失去天堂”的妄想：那些被打倒的阶级中的顽固分子，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蠢蠢欲动，试图里应外合，配合外部势力，颠覆人民政权。这种威胁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初期尤为明显，但其思想残余的影响则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滋生：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小生产就像一片汪洋大海。而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只要还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只要私有制的观念还没有彻底根除，追求私利、投机倒把、剥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就会自发地产生出来。这种自发的势力是资本主义得以复辟的温床和土壤。

　　（三）党内与政府内的严峻挑战：蜕化变质的现实风险

　　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斗争最为尖锐、最为深刻的领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阶级异己分子与党内集团势力：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和势力总会想方设法向党内渗透。一些怀着不纯动机的人混入党内，一些党员干部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思想发生蜕变，他们可能在党内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或宗派势力。他们的政治纲领和行动方向，与党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其目标就是试图改变党的性质，篡改党的路线，最终配合内外反动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内部出现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集团。

　　腐败分子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时，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官僚主义者是“反革命的亲兄弟”。政府机关内的腐败分子，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鲸吞国家财产，他们实质上已经蜕变为寄生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反腐败斗争就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官僚主义与新贵族倾向：即使不是赤裸裸的贪污腐败，但那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追求特权、讲究排场、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样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这样的官员，已经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由人民的“勤务员”异化为新的“官老爷”。他们所追求的“待遇”和“特权”，本质上是对社会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一种隐性的剥削，如任其发展，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背叛。

　　（四）认知的局限与斗争的长期艰巨性

　　最后，还必须认识到主观上的局限性大大增加了斗争的艰巨性。

　　“心中无数”与“缺乏识别能力”：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老一辈革命家大多擅长于军事斗争和群众动员，但对于经济规律、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复杂问题，确实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探索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难免会出现认识上的模糊和分歧。更重要的是，对于伪装起来的错误思潮，如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资本主义思潮等，缺乏及时的识别能力和有效的斗争手段，这往往会使正确的路线受到干扰，使斗争形势趋于复杂。

　　对“反动知识分子”危害的认识：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其队伍构成复杂。其中极少数人，深受旧社会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其知识作为资本，散布怀疑党的领导、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充当错误思潮的吹鼓手。他们的危害在于其欺骗性和迷惑性，能够腐蚀青年的心灵，扰乱人民的思想。与这些隐藏在知识外衣下的反动思潮作斗争，需要极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智慧。

　　结论：永葆斗争精神，走向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在国际环境、国内遗留问题、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内建设与国家治理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复杂挑战。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所面临的斗争形态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武装对抗不同，这一阶段的斗争往往呈现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敌对势力或错误思潮可能渗透于社会结构内部，甚至存在于某些体制机制或思想观念中，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识别难度。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风险与考验，必须在不断克服阻力中前进。苏联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肃反运动，以及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均可被视为社会主义早期探索中，面对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所采取的激烈反应。它们反映了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政权蜕变这一根本问题上所作的艰难尝试。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斗争长期性的深刻认识，以及不断要求进行自我革命、防止形成脱离群众的官僚化倾向的政治决心。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团结和依靠人民，坚持开展具有原则性、策略性和建设性的斗争，反对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只有在持续的斗争中，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和群众组织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也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的重要保障。反之，任何丧失斗争意志、放弃斗争原则的行为，都将背离党的初心使命，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