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深刻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衍生的无序竞争被扬弃，当社会资源能够按照人的真实需求而非资本逻辑进行配置时，“生存斗争”这一动物界的残酷法则将被超越，人类将真正进入以协作、共享与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的生存条件”。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自这一论断提出147年来，尽管人类生产力水平已实现指数级跃升（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从机械化到智能化），但全球范围内“生存斗争”的阴影却并未消散，反而在某些领域呈现加剧态势：战争与冲突频发、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如食物安全、医疗教育）仍面临威胁。为何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从动物界最终脱离”的历史任务仍未完成？共产党人又该如何肩负起“消除生存斗争”的历史使命？这需要我们穿透现象迷雾，直指矛盾根源，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找答案。
一、当代“生存斗争”加剧的现实根源：多维压迫下的系统性困境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存斗争”，本质上是垄断资本对全球剩余价值的无度攫取、霸权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操控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极度失衡的集中体现。其矛盾根源可从国际与国内、宏观与微观的多维视角展开剖析：
（一）国际层面：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与全球剥削体系的延续
自列宁揭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来，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催生了以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文化霸权为支柱的全球剥削体系。当代帝国主义并未因科技进步而放弃剥削本质，反而通过更隐蔽、更暴力的手段维持其统治地位：一方面，北约东扩、中东战争、亚太军事围堵等行动，本质上是控制能源命脉、抢占市场空间的“搅局”逻辑——通过制造地区动荡，迫使资本回流垄断资本母国，同时低价掠夺资源与劳动力；另一方面，“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等意识形态渗透，旨在颠覆不听从其指挥的主权政府，扶持亲西方傀儡政权，从而将第三世界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底端（如非洲的矿产、拉美的农产品、东南亚的低端制造）。这种“战争-掠夺-再战争”的循环，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发展陷阱”中，民众被迫为帝国主义的霸权成本买单。
（二）国内层面：垄断资本与本土代理人的双重压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外国垄断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输出控制关键产业链（如巴西的农业综合企业、印尼的矿业集团、印度的制药巨头），形成“资源-生产-销售”的全链条垄断。这些跨国资本与本土政治精英勾结，培植代理人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土地特权、政策倾斜等方式攫取超额利润，而将环境破坏、劳工剥削、公共福利缺失等成本转嫁给本国人民。以巴西为例，该国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可耕地（约27亿亩），但超过40%的粮食产量被跨国粮商控制，农民被迫低价出售农产品，而城市贫民却因食品价格被操纵（如垄断资本囤积居奇）长期面临饥饿威胁——这种“富国囤粮、穷国民饥”的荒诞现实，正是双重剥削的典型注脚。
（三）社会内部：治理失效与价值异化的叠加效应
在国家治理层面，官员腐败与公共资源私有化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压力。当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民生领域被权势集团绑架（如“医疗市场化引发看病贵”、“教育商业化导致学校乱象”、部分非洲国家“疫苗分配黑市”），尤其是高房价使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成本被人为抬高；财富通过权力寻租向少数人集中，形成“1%vs99%”的极端分化。在政策导向层面，“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如过度强调“市场化”“私有化”“个人奋斗”）催生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无序扩张——小农经济被大资本兼并（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流转”失控风险）、工人技能贬值（自动化替代下的结构性失业）、社会原子化（社区互助体系瓦解），最终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实用主义”理论思潮（如“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片面解读）被异化为对逐利行为的道德豁免，有毒食品、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问题背后，本质上是资本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突破人性底线的结果，而普通民众却不得不为这种“生存压力下的疯狂”承受健康与安全的代价，私有经济与自由竞争极大地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促使人性向动物性靠拢。
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终结生存斗争的逻辑
面对上述复杂矛盾，共产党人必须清醒认识到：当代“生存斗争”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冲突——当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并控制分配规则时，“人的生存”必然服从于“资本的增殖”。因此，消除生存斗争的根本路径，在于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通过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计划性取代无政府状态、人的全面发展取代物的奴役，最终实现“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历史跨越。
（一）经济基础：全面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心，在于将生产资料（土地、能源、关键产业等）收归社会共同所有，从而消除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垄断性占有。计划经济的本质，则是通过科学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方式，将资源配置从“利润导向”转向“需求导向”——不是根据资本家的账本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如粮食安全、医疗普及、教育公平）制定生产计划。历史经验已证明：当中国（1949-1978）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计划经济时，仅用30年就完成了工业化奠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消除了大规模饥荒（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亿吨增至1978年的3亿吨）、普及了基础教育与公共卫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而当某些国家盲目推行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时（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拉美债务危机后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却普遍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公共服务萎缩、底层生存权受威胁的严重倒退。这深刻说明：只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并存”“资本狂欢与民众苦难共生”的资本主义痼疾，化解人类的生存斗争，更使人们的心灵净化。
（二）思想武器：回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共产党人的“真经”，在于其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提供了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论。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这些思想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指导共产党人破解生存斗争问题的“金钥匙”——它要求我们始终以人民的需求（而非资本的利润）为政策出发点，以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以阶级分析（而非精英视角）为认识工具。例如，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统购统销”虽需结合时代改进，但其“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防止土地兼并”的核心逻辑至今仍有启示；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理念（如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正是对“人的生存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坚守。
（三）实践路径：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全面深化
共产党人的使命不仅是理论阐释，更是实践担当。这需要我们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破除一切阻碍人民解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坚决打击腐败与权力寻租，确保公共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普及、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劳动者的主体性与抗风险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塑社会价值观——不是鼓吹“丛林法则”的竞争至上，而是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助共赢；不是渲染“个人奋斗”的孤立无援，而是倡导“集体力量”的温暖可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的全部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摆脱“为生存而挣扎”的动物性状态，真正享有尊严、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活”。
结语：回归是为了更高的超越
从恩格斯的预言到当代的现实，从资本主义的困境到社会主义的曙光，历史反复证明：生存斗争的终结绝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先进阶级自觉斗争的目标。共产党人作为“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先锋队，必须清醒认识到：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倒退，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回归；不是复古，而是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最终实现恩格斯所描绘的“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伟大飞跃——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更是对全人类的庄严承诺。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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