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搞得大家这么卷这么累？

　　当清晨的第一班地铁里挤满啃着面包刷手机的年轻人，当深夜写字楼的灯光依然成片亮着，当家长们为孩子的补习班排到凌晨——这种集体性的疲惫与焦虑，早已不是个体问题，而是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要理解“卷”与“累”的根源，需跳出情绪层面，从历史逻辑、制度设计与价值导向中寻找答案。

　　一、发展阶段的必然与失衡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赶英超美”的口号背后，是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警醒。教员那代人推动的工业化建设，本质上是用集体主义的力量弥补发展差距。

　　彼时的劳动强度虽大，但目标清晰——通过全民积累夯实国家基础，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愿景，让劳动者的付出与共同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累”，带有明确的价值锚点：个人汗水与民族复兴直接挂钩，且基本生活保障（公费医疗、集体福利、教育普惠）构成了底线支撑，累得有方向、有底线。

　　改开后，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分配逻辑，让社会产生了达尔文主义，优胜略汰之下，人民开始为生存疲于奔命。

　　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资本逐利、效率优先——也逐渐渗透到社会运行的各个环节。

　　当“发展是硬道理”被简化为“速度是硬道理”，当GDP成为核心考核指标，社会评价体系逐渐走向单一化：企业以利润论英雄，个人以财富分阶层，甚至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也开始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

　　这种转变的初期确实激发了创造热情，但长期来看，“效率至上”挤压了“公平”的生存空间，如同列车不断提速，却忘了给乘客设置缓冲带。

　　二、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教员始终强调“人民主体论”，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是防止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社会分化。

　　土地革命让农民获得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都是为了避免少数人垄断资源。

　　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物资匮乏，但资源分配的“普惠性”特征明显：住房靠分配，教育医疗低收费，城乡差距虽存在，但流动渠道相对畅通（如工农兵学员制度）。

　　当下的“卷”，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城市区块，一套学区房的溢价相当于普通家庭数十年的收入；

　　医疗资源向三甲医院倾斜，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薄弱，导致“小病大治”“跨省求医”成为常态；就业市场上，“名校光环”“家庭背景”的权重超过实际能力，阶层固化的风险逐渐显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规则设计中的隐性偏向：资本收益（房产增值、股权分红）与劳动收益（工资薪酬）的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对灵活就业者、农民工的覆盖不足。

　　这种失衡使得多数人陷入“存量竞争”——蛋糕分配不均，只能在有限的份额里争夺，自然会“卷”得头破血流。

　　三、价值体系的迷失与重构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异化”——当人被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所奴役，劳动就从“人的本质活动”变成了生存手段。教员毕生追求的“人的解放”，正是要打破这种异化，让劳动回归价值本身。

　　在集体主义语境下，个人价值通过奉献体现，如“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本质上是对“工具化生存”的超越。

　　而现在，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明显的“物化”倾向。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被“稳定”“高薪”绑架，很少有人能纯粹为兴趣而工作；职场中，“996”被包装成“奋斗”，透支健康成为“成功”的代价；甚至婚恋、社交也被简化为“条件匹配”，情感价值让位于物质考量。

　　这种价值迷失导致了深层的精神疲惫：人们在无休止的竞争中获得了物质提升，却失去了对“生活意义”的追问。就像陀螺被不断抽打，旋转成了存在的唯一证明，却不知道为何而转。

　　当资源分配从“向精英倾斜”转向“普惠共享”——让普通人的努力能得到对等回报；当劳动价值从“金钱衡量”回归“意义本身”——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自我实现的途径，“卷”与“累”才会从根本上缓解。

　　说到底，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让劳动者“累有所得”，让奋斗者“劳有尊严”。

　　当“不卷也能活得好”成为常态，或许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