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十堰17岁职校中专生，被逼在深圳工厂实习、不堪压榨跳楼的事才发生不久，另一起湖南职校学生实习期间发生的悲剧又被报了出来：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职业中专三年级学生@小鹏失眠睡不着，9月3日在网络上发帖称，今年1月（原帖中“去年”为笔误）被“学校强迫去实习，然后到实习的过程中遭受意外”，“那时候我的手卷进了机子，手被压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食指和中指伤得太严重，慢慢的坏死了，还是截肢了。”
一次手术之后，其后续治疗和赔偿费用遭工厂和学校相互推诿。小鹏被迫选择在网络曝光此事。“到了现在，视频和我的事情发出来，被更多好心的网友报道。公司和学校已经愿意给我再去长沙检查，然后进行二次手术。”
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正在临武职中计算机专业读三年级的小鹏，被学校安排距离学校一公里的湖南久森新能源有限公司“实习”，底薪1300元。
1、微博又成了鸣冤堂？
不过，从媒体记者对各方的采访看，各方对于事件的细节各执一词，这让事件的细节陷入“罗生门”。
小鹏称，学校要求必须到这个公司实习才能拿到毕业证。
而校方则声称，学生的实习是必要的课程，会提供部分企业供学生选择，然后会统一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如果有学生不选他们提供的企业，要自己找实习企业也是可以的，但该企业需要通过校方的安全检验。“不存在什么利益勾结，没有强制实习”。
小鹏称，一次手术后食指和中指被截肢，在后续康复中他手的功能恢复不是很好，需要到上级医院进行二次手术，但公司和学校却一直拒绝为他进行二次手术。小鹏曾告诉记者，校方曾和他说，还可以带他去长沙做一次手术，但这是最后一次手术，不管结果怎么样，最后都按照工伤赔偿。
校方声称，小鹏因为受伤一直情绪比较低落，可能误解为校方就是不想给他治疗了。“这是他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是说治疗如果有效果就接着治，没有效果就以后就没办法治了。”湖南久森新能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则对记者称，该公司一直在按照正常的流程进行，“他（小鹏）这就是一个工伤，我们也一直积极地在处理，此前治疗的费用也一直是企业支付的。”
小鹏说他的手被绞入后，公司为保机器没有直接拆滚子，也没有报消防队寻求帮助，而是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将机器倒开，造成二次伤害、且严重感染。
而企业方辩解称，倒转机器是最快的解救方式，而拆除机器要先拆除厂房，会耗费更长时间。
首先，校方“没有强制实习”的说法与小鹏向记者提供的班级群里班主任的发言有很大出入：
第二，对于这类机器，如果报消防队是可能直接暴力破拆的，但的确会损坏机器，小鹏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
第三，尽管企业敢对媒体声称“协商好了”，学校敢对媒体声称“治到他满意”，小鹏在入职时仅提交了一份实习申请，媒体报道并未提及企业、校方与学生是否签订了关于实习的三方协议，更不用说劳动合同了。没有劳动合同，至少劳动仲裁部门不会出面认定“工伤”，不被认定为“工伤”，就没有法律强制的一定时限的补偿，也没有可以领到退休的伤残津贴，企业最多只要承担治疗费，再给一笔慰问金。
法律常识是一种情形，司法实践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别说是“实习的学生工”，就是珠三角、长三角那些“正式工”，一旦遭遇工伤事故，想拿到足额的赔偿也是很艰难的。
只是事件在新浪微博曝光之后，企业才告诉记者，已对小鹏及其家长承诺，在养伤完成后，继续安排小鹏到公司任职，将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培养，给他未来就业提供保障。
“微博治国”是一种病，为什么众多的事件都要搞到“上热搜”才能解决呢？说白了，还是普通工农群众权利丧失的体现。微博又成了鸣冤堂，这种病得治！
我们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这件事其实并没有因为校方和企业面对媒体的“拍胸脯承诺”而划上句号。
2、《管理规定》真是一纸空文？
2010年《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统计，富士康有近五分之一的工人未满18周岁，有的生产线上的学生工竟达到了50%以上！企业和职校打着“安排实习”的名义强迫使用学生工的现象由来已久，为此，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但这样的规定在现实执行中几乎变成了一纸空文。
教育部再三严禁职业学校顶岗实习、强制实习，为什么这样的现象屡禁不止？小鹏的班主任在群里声称，“外面的实习报告不做毕业证明，只有统一学校安排的才可以……”这不是“强制实习”又是什么？
《管理规定》要求不得安排学生加班或夜班，然而，按照小鹏的描述，每天的连续工作时间超过11小时！从早上7:50上到晚上8:00，中午和下午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施行轮岗制，吃饭超过半小时要挨骂。
《管理规定》对学生实习岗位的工作性质、负荷、安全保障都有明确要求，可是小鹏的实习为什么要安排如此有危险性的工作岗位，而且操作还是“一个小一届的学弟教的”……
《法治日报》前不久刊文说，《遏制强制实习须补上监督制约的短板”》，那么，谁来监督制约？
文章称，“《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对劳动监察部门如何监管几乎没有作实质性的规定，应当说这是管理上的短板，应当补上。”对此，笔者并不抱太大希望，无论是程序员群体的996，还是传统加工企业流水线工人存在已久的超长工时，还是大量出现的劳务派遣现象，这些都是在赤裸裸地违反劳动法，劳动监察部门又在哪里呢？
3、“职校”何以变成“劳务派遣公司”？
2005年10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
（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
这样的教育模式设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实上，被污蔑为“废除高考”、“荒废教育”的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改革也是类似方向。
1958年8月，江西宣布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刊出前，毛主席还为这篇报告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明：“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此后，除了城市原有的高校恢复招生，为社会主义培养高层次人才，大量面向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需要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到工厂和农村，其性质就类似今天所说的“职业学校”。
从1968年到1976年，新中国的工业产值连年获得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农业领域的良种改良取得了巨大突破，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领域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泽东时代全新的教育路线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才。
但是，毛泽东时代面向工农的“劳动大学”与今天的“职业学校”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教育事业变成了教育产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12期刊登的《职业院校顶岗实习现状调查》显示，由学校安排实习单位的占44.7%；近三成的学生实习与专业不相关或不对口，近二成学生的实习为“打工”；学校实习指导老师经常临场指导的不足占35%；还有13%的实习单位未提供实习工资；实习期间从事过劳动强度特别大的体力工作的达50.1%，加班情况所占比例也达到50.1%。
私有制环境下，职业教育必须安排“顶岗实习”的规定，反而为一些职业学校充当“中介”，依靠廉价学生工牟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有些职业学校甚至勾结劳务派遣公司、血汗工厂，形成了一条利益链，为了丰厚的利润，漠视甚至还未成年的学生的健康与生命，以毕业证做要挟、用极其廉价的劳动报酬、残酷压榨学生工。
这样的现象在2016年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出台后并未收敛，屡见于报端。
2018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京东在“双十一”物流高峰期间，将数百名来自职校的学生招到北京、昆山的仓库来，从事收货和打包的工作。在那里，学生每天必须完成每次12至16小时的轮班，有时甚至要上夜班。但他们拿到的工资仅仅为时薪14元，这比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要低得多。
2019年2月，界面新闻以《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为题，详细报道了四川宜宾三所私立中等职业学校以廉价吸引农村生源，然后再以“实习”的名义往深圳、东莞输送廉价学生工进行残酷剥削的“灰色生意经”。
2019年8月30日，重庆某中等职业学院把500名学生安排惠州、东莞、深圳、厦门等地的工厂实习，校方规定未按要求实习不发毕业证。学生反映，正式工时薪21元，而干着同样工作的学生工时薪只有13元，还经常被拖欠。
2020年7月，广东某“民办”职业技术大学大三学生学生自行在网络爆料，他们在暑假被指定到惠州的某电子厂实习，日工作时间11.5小时，还有很多义务加班；而实习工作只有1500元，比正式工底薪还少一千多。更绝的是，学校得到了工厂的回扣，还要从学生身上收取每年3万的学费。
4、焦虑的“双减”、鸡肋的“职校”
7月份，教育“双减”政策落地，限制课外辅导班，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笔试，小学三年级到初三不公布成绩……
这样的举措本来是好的，既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又大大降低了工薪阶层的子女教育成本，然而，广大家长却完全高兴不起来。富人阶层仍旧没有停止“鸡娃”，媒体报道，某些城市搞起了变通的“住家家教”，年薪高达30余万。
一边是中小学“双减”，一边是中考高考升学模式不变，很多家长“焦虑的情绪”远大过“欣喜的情绪”，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一半的学生要被分流到“职业学校”。
而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中等职校，普遍存在且被广泛诟病的问题就是专业与工作无关、学业松散、老师不负责、设施简陋，在私立职校身上这些问题要更加严重，且私立职校的学费并不便宜，动辄上万。说白了，同样是“花钱买文凭”；而职业学校的定位就是把学生塑造成新一代廉价劳工，学生能否学到真正的技术，并不是学校真正关心的。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拥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315所，其中民办（私立）就占到了1985所。如果说公立职校还是校方搞腐败，从实习企业吃回扣；那么，作为私人老板角色的职校主办者，他们则更是热衷于办生意、不是在办教育。于是职校本身就扮演了介绍学生工进厂的劳务中介角色，从中抽取丰厚的“佣金”。
这样的局面不过是这些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而更令家长焦虑的是，职业学校出来之后的身份是产业工人，也就是所谓的“蓝领”。本来，劳动者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蓝领还是白领。然而，资本对人的异化不仅造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内部同样造成了阶层的分化，从而造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并且借着这样的不平等塑造出一整套“奋斗成功学”的价值观和“鄙视链”，将无产阶级分化成各自对立的群体。在考试机器的筛选机制下，成绩好的就进正规大学、上升为所谓的白领阶层，成绩差的就进职校、下降为蓝领阶层，即廉价劳工。
私有制在制造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巨大鸿沟的同时，也在劳动者阶层内部制造出了不平等。不解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教育“双减”所期望的教育均等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资产阶级照样有能力请“住家家教”，反而扩大了阶级鸿沟。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大学”，到如今的“职业学校”，其教育的形式是相近的，却因为所有制的根本变迁而导致了本质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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