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是文明冲突，还是社会矛盾激化？

　　钱昌明：是文明冲突，还是社会矛盾激化?

　　——从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遭“恐怖袭击”说开去

　　2015年新年伊始，人们对未来普遍怀有美好的期盼。然而，“恐怖袭击”不期而至：

　　1月7日，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在巴黎的总部遭袭，致12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4人是重伤。法国一些知名漫画家在这场灾难中丧生。9日，巴黎再次发生“连串恐怖袭击”事件，至少有一名女民警丧生，一人遭枪击受重伤，另有4名超市顾客被劫持为人质后死难。三天中共有17人丧生，3名恐怖分子均被击毙。

　　巴黎“恐怖袭击”牵动了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神经：

　　英国负责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负责人8日警告说：“基地”组织正在策划对英国发动巴黎式的恐怖袭击。虽然近几个月来已挫败了三起恐怖袭击阴谋，但“我们不能指望阻止每一次袭击。”(见《参考消息》2015年1月10日)

　　西班牙的安全部门随即紧急动员，迅速提高反恐警报等级。

　　美国“外松内紧”，立马派司法部长赴巴黎，要与法国进行“反恐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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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欧西方世界，虽拥有高科技的全球“反导”安全系统，却保证不了它们的安全，已把自己置于高度惶恐与不安之中。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什么时候恐怖分子会搞新的“恐怖袭击”?什么时候恐怖分子还会搞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日本奥姆真理教徒制造的沙林毒气袭击)进行恐怖袭击?!

　　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不妨也听一下恐怖分子的声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我们已为先知报仇!”“安拉至大!”这是袭击巴黎《查理周刊》总部恐怖分子的喊出的口号。

　　“别管我们穆斯林!”“你们会永无宁日!”这是巴黎“恐怖袭击”罪犯库利巴利，在被击毙前录音中留下的理直气壮的“抗议”。

　　从《查理周刊》曾因多次刊登有关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遭致伊斯兰教团体抗议，到从恐怖袭击者呼喊的口号与“抗议”来看，这应该是伊斯兰教同西方基督教长期对立，西方一些人亵渎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的尊严所引发的政治报复事件。

　　如果仅从现象看问题，人们似乎确实隐约地感觉到：文明冲突!

　　人们只要认为：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产物，那么，人们就一定会拥护“反恐战争”;只要人们拥护“反恐战争”，其结果一定会进一步引发伊斯兰世界的更深的仇恨;——如此恶性循环，必将永无终结。

　　“文明冲击论”的荒谬

　　一种错误的理论，也许能引导毁灭一个世界。

　　人类具有群居的特性，这就决定人类必然会有一种“羊群效应”。在羊群中，只要头羊在前面走，群羊就会在后面跟——不管头羊走向何方。

　　羊群效应的正面效应，可以让人们团结一致，“力往一处使”，克服困难，使人类走向光明;其反面效应，则是它的盲目性，尤其是当头羊把人类引向毁灭时，甚至还不知其害。

　　羊群效应可使一些谬误变成“真理”，也会把一些真理当作谬误。比如，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鬼神，事实上人这一辈子谁也没有见到过。尽管如此，但当社会主流相信其存在的时候，于是你就很难推翻它的存在。反之，明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然而，当剥削阶级主政时，在它们掌握着政权、控制着舆论的情况下，真理就很难立足，谬误仍能统治世界。

　　比如，中国传统上有一种封建迷信的“祖坟风水论”。认为：祖坟风水攸关子孙的兴旺发达。皇家祖坟如果坐落在“龙脉”上，就能“江山永固”，皇位就能在子孙中代代相传;反之，如果祖坟风水遭到破坏，王朝就会立马崩溃。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朱家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祖坟风水论”。

　　1635年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凤阳，掘了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此后，明王朝果然一蹶不振，加上天灾，民心思乱，很快衰败。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农民军以封建迷信的“祖坟风水论”，破了能维护王朝统治秩序、同样是封建迷信的“天命论”——歪打正着，成了明王朝垮台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明冲突论”，就是这么一种邪恶的谬误理论。如果听其流行，信以为真，不批判这一谬论，必将祸害世界，永无宁日!

　　“文明冲突论”，是已故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研究成果”，他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

　　亨廷顿认为，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文明，均一一消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至少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现存的只有七至八种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儒教文明、日本神道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按：这种概括完全缺乏历史的科学性，更多的反映了他的主观随意性)。

　　亨廷顿断言：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是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儒学文明的兴起(按：暗示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成为世界的“祸害”);只有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按：所谓“先进的”基督教现代文明——即美国霸权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证。

　　这是一种把现实国际政治问题宗教化、民族化、意识形态化的谬论，目的是要掩盖社会阶级矛盾和霸权主义对外侵略、控制世界的实质。小布什当初发动的“反恐战争”(他一度就喊出了“开展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口号，后又被迫收回)，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亨廷顿是一位资产阶级学者，尽管中国的公知精英把他捧上了天，但他的所有学术成果，无一不是为美国大资产阶级服务的。他的“文明冲突论”——说白了，就是为掩盖美国国内的社会阶级矛盾，为对外发动霸权主义侵略战争提供理论依据，是彻头彻尾地为美国的世界霸权统治服务的。

　　有了这种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词，就可以残酷镇压国内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如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镇压“黑人抗暴运动”等);对外“爱打谁就打谁”——只要打出维护、推行“先进的”“普世价值”文明的旗号，从而可以为它的霸权主义侵略政策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变非正义战争为“正义”。

　　当今恐怖主义的根源

　　恐怖主义自古有之，根本不是现在的新鲜事。听说过“荆轲刺秦皇”的故事吗?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像这类“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说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都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因刺杀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所引起。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政敌暗杀，难道不是一起典型的“恐怖袭击”吗?

　　恐怖主义是一种畸型的、极端的政治斗争方式。它是斗争弱小的一方，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同时对正常的政治、军事斗争丧失信心所采取的一种无奈的、绝望的政治手段。当今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实质上是二战后西方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也是“巴以冲突”长期斗争的恶果。

　　西方世界的基督教，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均源于巴勒斯坦古老的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历史上，先是有基督教同犹太教之间的矛盾——这完全是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造成的，导致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反犹主义，并延续到近现代。及至11世纪末发生十字军东征(欧洲封建主打着“宗教”旗号所进行的掠夺东方的战争)——此后断断续续历经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这才有了伊斯兰教同基督教的矛盾，但仍不存在阿拉伯民族同犹太民族的矛盾。

　　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失去民族国家、在中世纪屡遭迫害、排斥的(主要靠经商存活下来的)犹太民族得以浴火重生，重新崛起。其后虽又历经了纳粹法西斯反犹主义血与火的锤炼，但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不可阻挡，在美英等西方犹太人——主要是犹太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产生了“犹犬复国主义”，到1948年5月以色列终于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巴勒斯坦地区)重新建国。从此，巴以冲突形成。

　　在巴、以冲突的斗争过程中，美欧西方世界出于控制中东战略要地的现实政治需要，长期推行偏袒以色列一方的政策。经过五次(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中东战争，巴勒斯坦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反使巴、以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这就是现今伊斯兰世界同西方世界之间真正的深层次矛盾。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背后有整个美欧西方的全力支持)强势高压面前，至今仍未能真正建国，更谈不上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家园与解决难民回归问题。在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面前，越来越感到无奈与绝望，这使他们更多地采用了以恐怖主义手段进行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这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极大悲剧。

　　巴以冲突只能通过公正的国际政治方式——在1947年“联合国的181号巴、以分治决议”基础上，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进行解决。不切实有效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仅仅靠谴责恐怖主义，或是靠霸权“反恐战争”是不可能化解伊斯兰世界同西方世界的矛盾的。

　　其实，所谓的“人体炸弹”，实质上何尝不是当年日本“顺风敢死队”的翻版?一味谴责巴勒斯人搞“恐怖袭击”也是不公正的。早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同样搞过恐怖主义。1946年8月，后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的贝京，就专门领导过一个恐怖主义团体，并策划炸毁了耶路撒冷最大的高层建筑——达比都国王饭店大厦(英军司令部所在地)。犹太人的恐怖活动把英国统治者搞得焦头烂额，1947年2月，英国才把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交给了联合国，一走了之。

　　不是文明冲突，而是社会矛盾激化

　　巴以冲突，从政治矛盾演变成为民族矛盾、宗教意识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美欧西方世界渲染“文明冲突论”误导的苦果。在这一荒谬理论主导下，2001年，小布什发动了入侵阿富汗战争，其后，又是入侵伊拉克战争、入侵利比亚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在“反恐”、“人道”、“民主”、“文明”的旗号下进行的。其结果却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数以十万计生命的死难，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无法估量的财产损失。更为恶劣的是进一步制造了国家分裂、民族仇恨，刺激了恐怖主义的流行，随之恐怖袭击越来越多，形成“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的局面。

　　“9。11”事件之前，全世界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纯属偶然;如今，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是“每天、必然”。从表象看，这似乎在证实“文明冲突论”的预言;实则，掩盖了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

　　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所以不断蔓延，“恐怖袭击”不断增加，归根结底，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世界范围各国社会矛盾不断尖锐、激化的结果。

　　从世界历史看，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时，社会矛盾必然激化。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缓和阶级矛盾与斗争，资产阶级政府总要想方设法制造民族矛盾，发动对外战争，以便转嫁危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经济危机形势下，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霸权，不断挑起对外战争的结果。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很快波及至整个世界，各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至今仍未走出困境。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税收下降，政府财政危机，这些都促使当今世界各国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

　　以美国为例，银行倒闭，经济衰退，失业人口不断增加，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为维持世界霸权，美国政府穷兵赎武，致债台高筑。2014年联邦政府债务已高达18.01万亿美元，已超过该国名义GDP的103%!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为15.1%，贫困人口达到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与此同时，社会财富高度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少数富有的美国人集中。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

　　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很快波及美国120多个城市，参加人类达到数十万人，成为席卷全美规模巨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爱达荷州博伊西，一个人口只有20.5万人的小城市，也举行了示威活动。受美国影响，包括布拉格、法兰克福、多伦多、墨尔本、东京和爱尔兰科克等城市，也组织了支持活动。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地也都分别举行了各自规模不同的“占领活动”。资产阶级政府出动警力实施强制清场，最后以演变成为流血事件、抓捕7000多人而告终。

　　欧洲国家境况不比美国为好，许多国家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形势更为严峻，已频临破产边缘。社会动荡，罢工不断。

　　拿欧洲核心国家之一的法国来讲，截至2013年2月底，法国本土登记失业人数连续22个月上升，达到318.7万(已逼近1997年1月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319.55万)。政府的公共债务已升至1.95万亿欧元，占GDP之比升至95.1%!

　　像英、法、德这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个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是人口老化，面临劳动力缺乏，离不开外来移民(就像美国早期需要黑人奴隶、现今仍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移民那样，欧洲资本同样不能缺少奴役剥削对象——外来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又引发排外情绪，致使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化。欧洲极右势力，则在扮演大资本家打手角色，不断鼓吹排外民族主义，促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力图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

　　民族斗争实质是阶级斗争

　　法国有穆斯林人口约600万，约占总人口的1/10，英、德两国也有260万与400万，总人口占比要比法国为低，但也在1/23与1/20之数。这些欧洲穆斯林移民，大多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们在就业、教育及住房等方面，普遍遭受歧视，其平等权利并无保障。

　　当经济危机来袭的时刻，穆斯林移民首当其冲地遭到冲击。失业，民族歧视，权利受损，生活下降，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往往会引发穆斯林青年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极易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直至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据有关资料显示，当前至少有2000名法国年轻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与“伊斯兰国”的行动，在英国也存在约600名伊斯兰“圣战分子”。

　　“恐怖袭击”活动，反过来又促使欧洲极右政治势力不断坐大。从德国的新纳粹主义、法国的“国民阵线”，到英国的独立党，无一不鼓吹排外民粹主义，主张对移民“开刀”，迫使政府收紧移民政策，这些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当前欧洲人最大的危机已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而是右翼极端势力彻底撕裂多元社会带来的危害。据英国卫报报道，法国已发生了多起针对穆斯林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在德国，反移民和伊斯兰教影响的大型集会在东部城市德累斯顿举行，集会人群自称是“反西方伊斯兰化爱国欧洲人(Pegida)”。

　　1963年8月，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指出：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在剥削制度的社会里，民族内部是分阶级的。不管是什么民族，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共同遭受着资本的剥削与奴役，他们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才是根本对立的。统治阶级所以要挑起民族矛盾与斗争，目的是要分裂被统治阶级的团结，以利于他们的反动统治。

　　历史早已证明，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不管是前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内从来不存在什么民族矛盾与斗争。为什么?因为人们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民族关系完全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是不会出现像《查理周刊》杂志那样去干侮辱、亵渎伊斯兰教先知这样的事情的)，因此，民族关系是和谐的。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因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因而，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的关系都是和谐的。在西藏尽管出现过一次达赖农奴主的叛乱(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却没有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只要推行剥削制度，只要存在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就一定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不会停息。在当今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特别是在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主导下，在“文明冲突论”的鼓噪下，这种斗争终将把人类引向毁灭。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唯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本国的私有剥削制度，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人类才会有光明美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