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新中国：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历史考察

　　作者：黄玲，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

　　[摘　要]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政治优势。作为党的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干部队伍践行密切联系群众的成效直接决定党群关系优劣。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系统完善的群众工作体系，通过开展整风运动筑牢思想根基、坚持廉洁自律树立公信力、倡导共同劳动深化情感联结、着力改善民生赢得群众拥护，构建起“鱼水情深”的和谐干群关系。这一时期不仅培养造就了大批深受群众爱戴的优秀干部，更为党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干部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党群关系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作为党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干部作风直接关系党的形象、政策落实以及群众对党的信任，不仅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效能，更决定我们党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系统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在实践中，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考察这一时期干部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发展历程、实践探索及成效，总结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发展成熟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对密切联系群众的探索，就深刻融入革命与建设的时代洪流。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正式将“密切联系群众”确立为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优良作风在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等工作中持续发展、不断完善。

　　（一）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原因

　　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和严峻的生存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逐步形成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一优良作风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历史实践中的反面教训、群众智慧的启发以及现实生存的压力，是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自我革命、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必然结果。

　　第一，脱离群众付出惨痛代价。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曾因脱离群众而遭遇重大挫折，这些教训成为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形成的直接动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一度盛行，部分领导人照搬苏联经验，忽视中国具体实际，将革命依靠力量集中于城市工人，忽略了最广大农民群众，导致革命力量在中心城市斗争中损失惨重。例如，在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出现了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甚至欺骗群众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情况，导致党群关系紧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暴露出脱离群众、依赖军事冒险的致命缺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通过发动群众、宣传土地政策，逐渐赢得沿途百姓拥护。这一转变使我们党意识到，只有扎根群众才能生存发展，逐步认清了处理好党群关系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另外，当时国民党统治官僚腐败、特权横行、漠视民生，导致其政权丧失民心，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毛泽东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

　　第二，认识到群众最有智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革命胜利的源泉。1927年，毛泽东根据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为提出：“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最有智慧的，只有认识到群众智慧，充分发挥、信任、依靠群众智慧，革命事业才能成功。例如，在抗战时期，群众在反“扫荡”中发明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正是群众智慧与军事战略结合的典范。延安时期，群众为解决粮食短缺创造的“变工队”“扎工队”等互助劳动形式，被推广为“组织起来”的集体生产模式，生产效益大为提升。毛泽东专门在讲话中提到，“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经过在江西和陕北综合这些群众经验并加以提倡，“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为发展了”。劳动英雄吴满有开荒增产的经验，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样板。正是依据革命实践中群众智慧的展现，毛泽东反复强调，“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重要结论。

　　第三，革命实践面对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生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外部被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围剿，内部各方面革命条件不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生存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在极端艰苦环境中，我们党必须依靠群众才能生存，这加速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形成。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对我们党具有天然引力，二者形成一种“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实践也验证了这点。例如，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推动我们党团结带领群众发动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王震率359旅开垦南泥湾的实践，不仅缓解了物资匮乏，更拉近了党群关系；面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进攻，我们党通过“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土改、剿匪、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始终强调要依靠群众，通过诉苦会、公审大会等形式发动群众参与建设巩固新政权，群众的支持成为新生政权站稳脚跟的关键。总之，革命的具体实际，决定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处于敌强我弱、极端恶劣的困难环境，我们党推动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就是在应对各种严峻挑战的历史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

　　（二）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发展成熟

　　从历史文件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已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理念。例如，1922年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一表述体现了我们党早期对群众路线的初步认识。然而，在革命实践中，党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尚未广泛深入农村农民。随着革命进程推进，特别是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这一转变不仅源于革命形势的实际需求，也是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不断深化对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认识的结果。

　　第一，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走向成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思考已经产生。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和1933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文章中，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政策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而中国共产党正确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进而疾呼，一定要到群众中开展实际调查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贯彻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逐渐走向成熟。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针对军民关系的处理提出，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是要“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1939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并提出具体工作方法。1941年，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1943年，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明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一是明确干部的标准之一就是要联系群众。二是强调工作准则，指出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三是阐述联系群众的具体方法，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些论述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思考逐渐成熟。

　　第二，上升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随着革命推进，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联系群众”成为党的领导人重要讲话和党的文件中的高频语词。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群众路线的要求不仅在生产劳动中要体现，在文化工作中也要不断加强，毛泽东指出，文化工作者必须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到1945年，我们党对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党的七大报告对为何联系群众、如何联系群众进行完整阐述，“明确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一是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坚持为人民服务、从人民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二是指出密切联系群众的科学方法，包括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呼声、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遵循群众自愿的原则，启发群众、组织群众，结合当地内外环境开展斗争。在指出科学方法的同时，强调要避免命令主义、尾巴主义等，既不能超前于群众觉悟（脱离实际），也不能落后于群众需求（丧失领导作用）。三是表明密切联系群众的目的，即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确保党的生存与发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明确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路线应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党的群众路线”，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是首次以党章形式系统阐述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标志着“密切联系群众”从实践经验的总结上升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

　　第三，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正式写入党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革命党，这也带来党、干部、群众之间关系的改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需要进一步发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干部群体主体责任更加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强调干部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要发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模范作用。1950年，朱德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指出，当前干部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程度，官僚作风也进一步滋长起来，贪污腐化的现象也日益增多，这些都违背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原则，必须加以纠正。党的八大报告也对这一现象加以批评，提出好党员、好干部的重要标志就是，“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二是从战争胜利、夺取政权转向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明白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完成新生政权巩固、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毛泽东一再告诫提醒全党：“一定不能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能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三是首次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贯穿群众路线精神，但并未直接写入。到党的八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着重说明了这一修改。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他提醒：“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他详尽阐释了什么是党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问题，以及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的措施。

　　二、推动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探索

　　密切联系群众，关键看干部。历史实践证明，干部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发挥示范引领效应，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巩固新生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保障。在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了干群关系良性发展。

　　（一）开展整风运动、筑牢思想根基

　　干部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发展。为推动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探索以转变作风、整顿内部的整风运动加强党的队伍建设。1941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思想教育与作风整顿运动，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方式，推动干部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专门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是极坏的作风，干部应经常到群众中调研了解情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群众支持。整风运动不仅统一了全党思想，更是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党员干部出现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新问题，一些干部在进城后出现享乐倾向，甚至贪污腐化、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损害了党的形象。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军中开展整风运动，并明确此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是要“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重点整顿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强迫命令等问题，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整风运动推进中，结合“三反”“五反”运动，震慑了官僚主义与贪污行为，也让群众看到中国共产党敢于从严治党的决心。通过思想与组织整顿，干部队伍中铺张浪费、特权思想等得到遏制，使党员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保持革命本色，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

　　（二）坚持廉洁自律、树立公信力

　　“公生明，廉生威”（明代《官箴》），即官员办事公道就能让民众信服，自身做到清正廉洁就能树立威信。对党员干部来说也是如此，只有以身作则，做到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才能获得群众信任与支持。在延安时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要求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身作则，穿补丁衣服、吃粗粮野菜，与普通战士和农民无异。中国共产党干部艰苦朴素的作风给来延安考察的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林祖涵，“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描述朱德，“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领导干部们正是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赢得了群众的支持。美国记者斯坦认为：“据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农民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过着简单、洁净和正常的生活。”干部的清正廉洁也是我们党特别强调的，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严惩贪腐行为，树立了“干部不搞特殊化”的鲜明导向。斯坦在延安观察到：“在行政方面，最大成就是腐败现象真的消除了。我在边区4个月来所问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同意共产党所说的话：行政是绝对廉洁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部分干部进城后出现的享乐主义、贪污腐化倾向，党中央发起“三反”“五反”运动，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等贪腐分子，彰显了对贪腐腐败零容忍态度与敢于严惩腐败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干部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作风，不仅塑造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形象，更通过制度约束强化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成为我们党赢得群众拥护和支持的重要因素。

　　（三）倡导共同劳动、深化情感联结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注重发挥体力劳动对锻炼干部党性修养和政治信仰的积极作用，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促进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摆脱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1939年，为克服经济封锁、根据地物资紧缺的困难，党中央发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开荒种地，干部与群众一起纺线、垦荒，形成“官兵一致、干群同劳”的独特实践，给人民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员干部是与群众共同行动的实践者，这就增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团结。干部通过参与生产劳动，深入了解根据地建设中的问题，拉进与群众的距离，大大减轻群众负担，也让干部在劳动中锻造群众观念和工作作风。到延安参访的塞尔登记录道，“其他军队都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共的军队则通过共同抵抗日军的侵略和共同战天斗地、改善生活来建立军民鱼水情”。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进一步将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要求领导干部定期去农村、工厂，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毛泽东说：“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系列文件，1957年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1958年印发《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实际行动支持推动此项工作，亲自带领大批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体力劳动，激发干部的劳动热情。通过对干部体力劳动的制度化要求，强化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使干部在劳动中深化了对国情民情的认知，巩固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们党对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坚持，也有力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巩固了执政基础。

　　（四）着力改善民生、赢得群众拥护

　　赢得群众信任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能够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取福祉。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有利于群众的政策制定、执行，关键在干部，这就要求干部牵头制定政策，必须将群众所需放在首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普及教育等政策切实改善民生。例如，为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边区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将部分土地归还贫农、雇农，后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组织互助合作社，减轻农民经济负担，使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为改变根据地落后的文化现状，我们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构建了覆盖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高等教育以及干部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打破千百年来教育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让广大群众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解决当地医疗资源紧缺、医疗设备落后、群众生病无处就医而死亡率极高的问题，我们党采取健全卫生制度、建立卫生机构、创办卫生学校等一系列举措，提高群众健康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政策进一步系统化：一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封建剥削，惠及3亿多无地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农村生产力。二是为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保障188金宝搏网，开展一系列针对卫生健康、卖淫嫖娼、赌博等社会问题的专项治理运动，包括1952年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1949年开展的禁娼运动，1950年开展的禁毒运动等，这些运动对肃清旧社会遗留顽疾、树立新风尚起到重要作用。三是推动教育卫生事业改革，通过一系列重大改革，迅速建立起面向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扫盲运动使全国文盲率大幅下降，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大幅降低传染病死亡率。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更以实际成效赢得了民心。

　　三、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实践成效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始终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路线，在与群众的紧密互动中营造良好干群关系，涌现出一批优秀干部，有力推动了党的各项事业发展。

　　（一）干群关系显著改善

　　一是实现干部与群众关系从疏离到信任的转变。在长期封建专制、官僚腐败和社会制度不公的压迫下，广大群众对官员普遍存在不信任甚至敌视的情绪。在旧中国，官僚体系剥削人民已成常态，官员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官员往往只顾自身利益，对灾荒、战乱等民生疾苦漠不关心，军阀和警察随意抓丁、勒索百姓，甚至滥杀无辜。这导致民众不信任政府宣传和政策，普通百姓与官员都保持上下阶层的远距离，甚至到了阶级对立的程度。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作风要求下，我们党通过整风运动、严惩腐败、与群众同甘共苦等一系列举措，塑造了干部与群众互相信任的新社会。群众遇到事情第一时间会愿意寻求党员干部的帮助，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书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二是建立干部与群众互动的制度。在干群关系紧密依存基础上，我们党积极推进干群互动的制度化建设，将朴素情感依赖转化为刚性制度支撑。例如1951年颁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机关设立信访机构，毛泽东亲自批阅群众来信，激发了群众主动联系干部的热情。

　　（二）涌现一批好干部

　　干部是政党组织中的“关键少数”。作为具有高度集中组织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对其事业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斯大林曾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及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干部始终是中坚力量，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关系是双向塑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动态过程，这种关系既体现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干部对群众具有示范、服务与引领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对干部产生着监督、反馈与推动的作用。最终，干部通过服务群众提升能力，群众通过参与党的事业增强信任，二者在革命事业推进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互促共进”，这正是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独特成效。由此可见，密切联系群众的成效不仅是服务群众，让群众有获得感，也有力促进了干部队伍建设。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涌现大批优秀干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党和国家事业鞠躬尽瘁。延安“五老”以身作则，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徐特立年过六旬仍步行千里深入农村办学；吴玉章在根据地推广教育，让普通百姓也能读书识字；谢觉哉主持司法工作，坚持“司法为民”，严惩贪腐；董必武参与制定法律，保障人民权益；林伯渠主管财政，精打细算，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人民需要的地方。在基层一线，像李顺达这样的村支书带领群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使西沟村从贫困山区变成模范村；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兰考治理风沙、盐碱，即便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用生命践行了“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誓言。无论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还是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抑或服务基层的李顺达、焦裕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不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而是坚持深入人民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做好“人民勤务员”。

　　（三）党的工作好开展

　　党的政策能否有效落实，取决于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需求，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并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在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紧密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都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在革命战争时期，赢得战争胜利、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军队的建设就尤为重要。据当时外国记者在延安的观察，每当共产党军队经过，老乡们都像迎接自己亲人一样，在路旁摆满茶水和食物，给战士们戴红花，就像欢迎荣归的自家子弟。1938年，当合众社记者王公达采访毛泽东时问到八路军是否有被日军驱逐或歼灭的危险，毛泽东回答：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无论是共产党的征兵活动还是征集粮食，群众都积极响应，父子同时入伍、兄弟争先入伍等场面时常发生，农民主动开展送公粮早入仓的竞赛，妇女自发组织为军队洗衣做饭。有群众回忆，“各地群众买肉、沽酒、赠地、赠钱、赠物，热烈欢送参军的亲友和同乡”。由此可见，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全心全意的。在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不断成熟的同时，实践探索也不断深入，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在解放战争期间，数百万群众主动为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可以说，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尤其土地改革是动摇上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为更好发动和引导农民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党对干部开展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是要求县以下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农协成员及农协党组成员身份参与实际工作，通过组织渠道强化与农民群众的直接联系；二是组建由5至9名干部构成的工作组，采取分批驻村方式直接领导村级土地改革工作；三是建立严格的工作组层级请示报告制度，通过定期检查和工作汇报机制，实时掌握各村土地改革进展动态。正是依靠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土地改革工作得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推进，成为巩固新政权的重要基石。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净化思想、以廉洁自律树立威信、以共同劳动密切干群关系、以民生改善凝聚人心，构建了一套系统化群众工作方法。这些实践不仅体现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立场，更通过制度化探索为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论断，绝非抽象的口号，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标识。它要求干部以“小学生”的姿态向群众学习，在“蹲下去看蚂蚁”的躬身实践中发现真理。历史证明，干部作风与群众路线的有效结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破解时代难题、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密码。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治理挑战，面对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种种问题，唯有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激活群众智慧，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顺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