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汉奸，我们都会想到秦桧汪精卫，汉奸有很多，其中清初时有一名汉奸，不仅在传播甚广的《康熙王朝》电视剧中有他，而且也在《施琅大将军》电视剧中专门播他，不错，他叫施琅，这两部电视剧，为施琅攻下台湾明郑集团，为他树立了“收复台湾”，实现“中国统一”的美名，翻了两百多年来的汉奸恶名。不懂历史的人，是很容易被电视剧迷惑，毕竟现今的历史电视剧对历史歪曲的地方很多。
施琅，明末清初人，早先是郑芝龙的部属。清廷入主中原后，郑芝龙父子在福州拥立南明隆武帝反清复明，郑芝龙儿子郑森由隆武帝赐国姓，改名“成功”，这便是郑成功名字和称呼郑成功“国姓爷”的由来。不久郑芝龙降清，施琅跟随降清，郑成功则坚决反对父亲降清，继续拥戴隆武帝抗清。后来施琅又投到郑成功麾下任左先锋，做了郑成功很信任的得力将领。因曾德事件，施琅与郑成功关系决裂，被郑成功通缉之下降清。郑成功得悉，斩杀了施琅的父弟。施琅遂与郑成功不共戴天，死心塌地效命清廷。施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向清廷上疏攻台湾，经鳌拜未允，罢职留京师。郑成功病逝台湾，儿子郑经袭延平郡王，继续沿用南明永历帝年号反清复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瞄准了台湾，经汉臣李光地等保荐，起用施琅，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以图攻克台湾，剿灭南明最后一点残余势力。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军攻下澎湖，台湾门户大开，时郑经已逝，其子郑克塽无力保台，于八月十三日归降施琅。至此，台湾岛纳入大清统治版图，最后的南明势力荡除。
施琅攻克台湾，被今天某些人称作“收复”台湾。“收复”一词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当年郑成功攻克台湾，是从荷兰殖民者揆一手下收回到中国人手中，是将台湾收复，而施琅攻克台湾时，历史事实是台湾不在外族人或者外国殖民者手中，而是在中国人手中，尽管明郑集团统治的台湾还未归到大陆满清统治者的统治下，但明郑集团也从未有过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历史事实，反而他们从郑成功收复台湾起直到郑克塽归降，一直打的旗号是“反清复明”，奉南明永历帝为正朔，郑氏沿袭的封号是南明永历帝赐封的延平郡王，虽然永历帝已于康熙元年即永历十六年(1662年)被吴三桂勒死于昆明，但台湾一直沿用永历年号，用到三十六年。明郑时期，台湾也从未有独立和想独立出中国的历史事实。
满清入主中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清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不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不是民族政权的性质，清朝便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政权入主中原后，其民族统治是相当残酷的，它的“剃发易服”令，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下，屠杀了无数的汉族人口。而谁能想到清朝的“剃发易服”令，竟出自一个叫孙之獬的汉族败类。
清不着撰人的《研堂见闻杂记》载：
“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薙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至丁亥岁，山东有谢迁奋起，攻破州县，入淄川城，首将之獬一家杀死，孙男四人，孙女、孙妇三人，皆备极淫惨以毙。而之獬独缚至十余日，五毒备下，缝口支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宗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孙之獬向满清献上表忠心的一策，砍落了千万汉人的头，金钱鼠尾的辫子就这样种在了汉族人头上二百多年，而电视剧里无论早清还是中清，都被一律化为了剃一半留一半的阴阳头，有谁知清代早期剃发留下的只是脑后一片金钱大小的头发，中期是四五个金钱大小的头发呢?头发代表了男人的尊严女人的节操，即使今天，两月前有新闻报道说一名学生因被老师剃成寸头竟走上了绝境。剃发不只是一种外饰，它打击和摧毁的是汉族的民族精神，让你在精神上接受被彻底的征服、被彻底的奴化。那种马蹄袖的满服，在跪下双手拄地的时候，如同两个马蹄子着地一样，人就像牲口一般了。
所以明清之际，满清入主中原是作为征服者来到中国，靠着野蛮的杀戮推行残暴统治，用满清发服征服了中国，中国人做了亡国之人，然而心理上却又不甘心，视归降的汉人为汉奸，“反清复明”的口号内涵是复杂的，“复明”并不能证明人们多么留恋明朝，也不能证明明朝有多好，而是代表了汉族人民不接受异族统治，不做亡国奴，反抗剃发易服的一种无奈的心声和民族气节。
投靠了的汉官，满清在使用上绝不重用，一切大小重要职务，皆由满洲人掌握，只有不重要的官职才允许汉官担任，而且还要处处戒备加倍防范，所以由此一些汉官为表对清廷的忠心，往往在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中，比满洲人还要卖命和狠毒，唯恐这样还不得满洲朝廷的信任。南明政权最后一朝永历帝朱由榔，是被汉奸吴三桂从缅甸押回昆明，为示忠心，吴三桂亲自上手，用自己的弓弦将永历帝勒死，砍杀了十四岁的年幼太子朱慈煊。反而是台湾的延平王郑经为永历帝上了谥号——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
施琅也是一位极力表忠心的汉官臣子，攻下台湾消灭明郑势力，就是他表忠心的最好献礼，因为他不仅熟悉福建水师事务，而且也了解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水情气象，也曾是明郑的部属，所以康熙皇帝在选择人选的时候，施琅有别人没有的优势，更何况施琅与郑氏有家仇之恨。不能不说，施琅几次上疏攻台，这几个因素不能说是没有的。
施琅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内，不能简单地说是“收复”，实质是他不过是替康熙皇帝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是替清朝卖命的马前卒而已。这是从施琅一方而言。
至于说施琅收台被说成是完成“祖国统一”的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有清一代，从清朝历代皇帝而言，中国是他们统治的一个区域，他们自始至终从未把自己和满洲旗人看成是与汉族等中华地区的民族是一家的人。有很多论文论述清朝皇帝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大清即中国”的思想，这是只看外而不看内的片面之论，清朝皇帝作为异族最高统治者，要想在中国站稳统治地位，是很懂得内外有别之道的，这是一种策略，对外是广泛深入地宣扬“大清即中国”，主要是为了宣扬“主中华者即为正统”“得天下之正”的政权合法性和强化政权稳固性，而在内部，从清入关到清灭亡，则是时刻不忘“满洲政权必须是满洲政权”的唯一性，如禁止满汉通婚，禁止重用汉臣，打压和监视汉臣，禁止汉人出关外。清早期，官方语言文字是满文，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圣训中不忘对子孙的告诫：
“我朝旧典,断不可失,朕幼时所见老先辈极多,故服食器用皆按我朝古制,毫未变更。今住京师已七十余年，居此汉地，八旗满洲后生，微微染于汉习者，未免有之。唯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时时训诫，昔金元二代，后世君长，因居汉地年久，渐如汉俗，竟如汉人者有之。朕深鉴此而屡训尔等者,诚为我朝之首务，命尔等人人谨记。著意仅遵故也。”从中能看到满汉一家之意么?
再从一个英国人的口中，看看他觐见乾隆皇帝看到的中国是怎样的中国，他就是马戛尔尼。马戛尔尼在回程写的《纪事》中说：
“……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杀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
说到八旗兵的暴行，明末吴嘉纪《过兵行》，描写了扬州浩劫后的惨状，诗曰：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
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所以，康熙皇帝决心荡平台湾，是台湾的明郑集团代表明朝的最后一支公开反对势力，而且是汉族的儒冠峨服的最后一块残留，它存留一天，就对满清统治的地区公开威胁一天，就有让大陆的反清力量以重启的可能，也让满清政权经营多年的在中国的正统合法性时时受到威胁和动摇，它就如一盏摇摇将熄的灯苗，虽弱但毕竟还亮着，所以必须剿灭它，必须让它彻底消失，熄灭。而台湾的明郑呢?现用延平王郑经的一首《悲中原未复》为证：
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
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逖舟。
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
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
至于施琅，并不重要了，没有施琅，康熙皇帝也会另用他人来做这项任务，而且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我们中国人，秦皇以来两千多年，重统一，反分裂，但重统一也不绝对，对入侵打着统一旗号的，是不能无原则地赞成的，蒙元如此，满清亦是如此，更不能将明郑势力说成是分裂中国，反认施琅做民族英雄。如果施琅是民族英雄的话，那么施琅是哪个民族的英雄呢?他是汉族的民族英雄还是满洲的民族英雄呢?肯定都不是，他至多可以是英雄，但好似也不够格，至多是一位悍将而已。他只是满清朝廷的忠臣和悍将，在当年的历史中，他又反成了汉族的汉奸。
或有人说，施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里历史不能错乱，“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出现是在民国初年提出“五族共和”之后了，而古代没有这一概念。这一错误说法是有例子的，在《康熙王朝》电视剧中，在演到吴三桂昆明起兵反清的情节时，云南巡抚朱国治赶来反对责骂吴三桂的背叛，朱国治对吴三桂谋反有这样一段台词：
“回平西王的话，当今皇上虽是满人，但是他上守天道，下拜孔圣，说我中华语言，书我中华文字，奉行中华体制，奉养中华黎民，实际上，并非汉人化入满族，而是满人化入了我中华的千古文明啊，更何况，明末诸皇昏聩腐败，忠奸不明，早已到了改朝换代的地步，大清入关以来，天下初定，人心思安，而大人你却以反满为名祸乱天下，你谋求的是一己之私，受苦受难的却是各族百姓，你虽是汉人，却是个汉贼，是中华民族的祸害。”
巡抚朱国治这段的话，用的完全是今天的话语概念，既没有“中华语言”和“中华文字”这一名词概念，也没有“满族”这一称谓，当年的历史事实是他们说满语，写满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用满文、俄文和拉丁文书写，而没有汉文，即是证据，民族称谓是“满洲”，满洲贵族和八旗既没奉养中华黎民，也没让人心思安，事实而反是中华百姓奉养了满洲贵族和八旗子弟(他们是不劳动的)，人心是思汉复明，只是迫于暴力镇压和文字狱钳制，只将这一秘密深藏于心底而已，实则有清二百多年，反清运动始终都未能间断，直到辛亥革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推翻了清朝统治为止。之后才有“中华民族”的名词出现，而电视剧却穿越时空，硬是将“中华民族”搬到了电视剧里的巡抚朱国治的口里。前边已经提到，康熙皇帝训诫子孙要严防被汉化才是真实的历史。
也不能简单地将清廷认作了是中央政府，就武断地将明郑集团看做是分裂势力。今天有些人出于某种需要，顺势在中央政府的概念下，就有了某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列《水浒传》为禁书，他的理由即是说水泊梁山好汉破坏和谐稳定，反对大宋中央政府，从而肯定宋徽宗对梁山众人的捕杀是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分裂活动的正义行为。这对今天的教育是非常不益的，是荒唐至极矣。如照这样的历史观，那么历朝反官府的各种群众反抗或者历次农民起义，都将必须恢复成历史上对他们的惯称——匪、贼、寇了，如此，则我们的革命史又该如何定位呢?我们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又该如何定位呢?
再有《福州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说到长乐琴江的满族村有个清朝水师营，乾隆五十一年前往台湾镇压“台独”林爽文。林爽文者，是台湾天地会的领袖。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1788年)，领导了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乾隆中叶，台湾“贪婪之吏，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脂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天地会领导广大人民对清王朝统治日益不满。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清政府下令解散天地会，到处搜捕会员，并借机烧杀抢掠。林爽文揭竿而起，号召百姓“剿除贪官，以保民生”。台湾的农民起义也成了某些人污蔑的对象，甚至污蔑为“台独”。可见这些错误的历史观在制造怎样的思想混乱。
这些错误的历史观，产生于他们用当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看待和处理历史问题，将概念僵化，将现实和历史相混淆，完全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必须明确强调的是，历史上的满洲不等于现在的满族，现在的满族也不等于历史上的满洲，历史上的满清政权是异族政权，我们在肯定和批判满清政权的好与坏的时候，不会针对于今天的满族而言。而今天的满族，是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平等一员，不分民族地说，我们相互都是同胞。因此，让现实的归于现实，让历史的只能去归于历史，这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思想。
至于今天的台湾问题，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也决不放弃使用武力。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岛内有分裂势力制造台独的危险，我们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最可靠的保证，即使将来不得不武力统一的话，施琅也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因为现在两岸分离的状态是不能与明郑与满清的对立相提并论的。坚决地反台独反分裂实现祖国统一，才是我们两岸同胞共有的历史责任。
2019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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