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嬴学

　　大家可以发现，全球都在搞嬴学。美国赢科技、韩国赢文化、印度赢潜力，好像每个国家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所谓“赢学”，本质是资产阶级掌握社会话语权后，为维护等级化社会制度而打造的意识形态工具。当资产阶级凭借资本积累获得超然地位后，需要一套叙事来证明现有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无论社会现状如何，无论底层群体是否面临困境，都必须通过“赢”的表述，将一切成果归因于“精英们的高超智慧”和“制度的稳健高效”，进而固化“强者恒强、弱者自弱”的阶级认知。

　　在这套叙事里，所有“失败”的个体，都被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失业者被归咎于学历低、竞争力不足，负债破产者被冠以社会认知低、跟不上时代。就连是否拥有苹果手机，都被扭曲为是否为上等人的标准。底层的困境全是个人问题，与资本垄断、资源分配失衡等结构性矛盾无关。

　　在国际层面，赢学的叙事更具迷惑性。有的国家赢GDP增速，有的赢在工业产能，有的赢在环境优美，有的赢在自由民主。与此同时，它们又会刻意放大其他国家的短板，嘲讽印度卫生差，日韩不生育，中东人傻钱多，却对自身的社会分裂、贫富差距、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视而不见。他们几乎只谈自身赢、不谈自身困，只揭他人短、不看他人长，正是赢学叙事的典型特征。

　　赢学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本质属性与权力的合法性需求。这两大逻辑共同支撑起“必须赢、只能赢”的叙事刚性。

　　资本的核心诉求是“扩张—增值”，一旦停止增长，资本体系便会面临崩塌风险。这是赢学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的存续依赖持续的利润增长，而利润增长又往往与债务链条、金融泡沫深度绑定。以美国为例，2023年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已达13.3万亿美元，政府债务更是突破35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债务体量，必须依靠“持续赢”来维系，金融市场需要“永远涨”的预期吸引全球资本，实体经济需要“持续增长”覆盖债务利息，科技产业需要“颠覆式创新”维持高估值神话。

　　一旦“赢”的预期破裂，后果不堪设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本质就是房地产嬴学破裂后，债务违约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对资本而言，“赢”不是选择，而是生存必需，只有不断用“赢”的故事说服市场，才能让债务循环继续，让泡沫不被戳破。

　　这种逻辑还渗透到社会消费层面，华尔街投行要通过长牛叙事吸引普通人入市，硅谷巨头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口号推动产品消费，快消品牌都要标榜“销量第一”、“全球领先”，本质上都是资本借“赢学”刺激需求、实现增值的手段。

　　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套“说服民众”的叙事体系，而“胜利”无疑是最具蛊惑性的合法性来源。赢学的权力逻辑，本质是“用胜利证明统治的正当性”，一旦“赢”的叙事崩塌，政权合法性便会动摇。

　　历史上，希特勒的纳粹政权，通过宣扬“雅利安人优越论”和“生存空间扩张”，将对外侵略包装成“种族的胜利”，以此凝聚民粹、压制反对声音;苏修时期的苏联，通过重工业和军事投入创造了一个奇迹，将政权合法性绑定在“赶超资本主义”的胜利叙事中。尽管这些“胜利”背后，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个体权利的牺牲。

　　在当代民主政体中，这种逻辑变得更隐蔽。美国将自身塑造为“自由民主的终极胜利者”，即便经历阿富汗撤军、金融危机、疫情混乱等挫折，仍能通过媒体将“自由”、“人权”等抽象价值包装成“隐性胜利”。这种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将权力合法性从“具体治理成效”中剥离，转化为“价值优越性”，从而规避民众对实际问题(如贫富差距、种族歧视)的关注。

　　赢学之所以能在全球蔓延，关键在于大众传媒与资本的深度合谋，媒介成为赢学的“放大器”，资本则为媒介提供生产动力，二者共同将局部事实夸大为整体现实，将阶段性成果神圣化为历史必然。

　　在资本主导的媒体生态中，“赢”的故事天然具备强大的传播力，核心原因在于它精准契合了资本、媒体与民众三者的需求逻辑，形成了一套自我强化的叙事闭环：

　　对资本而言，“赢”的叙事是天然的“价值载体”。它既能通过“国家强大、未来向好”的图景为民众制造希望，消解对现实困境的焦虑;又能将这种信心转化为消费动力，比如暗示“购买某类产品就是支持国家产业、分享发展红利”，从而刺激市场需求。当媒体聚焦于“赢”的成果时，民众对贫富差距、就业压力等结构性矛盾的关注度会被转移，为资本扩张规避了舆论阻力。这些特质，恰好构成了资本最需要的“内容产品”，既维系了自身合法性叙事，又能直接撬动消费市场。

　　而媒体的生存逻辑，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叙事的传播力。多数媒体依赖广告收入维持运转，而广告主的核心构成正是掌握生产与消费链路的资本集团。资本自然更倾向于为“积极、正面”的赢学内容买单。“国家繁荣”的叙事能间接提升民众的消费信心，让资本的产品销售更顺畅。

　　对普通民众而言，这种叙事也极易产生共鸣。一方面，谁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处于“优势地位”?赢学叙事带来的认同感，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满足。另一方面，在宏大的国家发展叙事中，个体往往难以直接参与核心建设，消费便成了最直观、最易触及的“参与方式”。买一部国产手机、选择国产家电，似乎就能与“国家强大”产生直接关联。而资本恰恰抓住了这一点，通过营销话术将“消费行为”与“爱国情怀”绑定，让民众在为赢学叙事买单时，也为资本创造了利润。

　　这种合谋在各国都有具体体现：

　　美国福克斯新闻持续渲染“美国例外论”，一边播放美军装备的“硬核画面”，一边强调“美国科技领先全球”，保守派受众既贡献了电视收视率，又为本土企业贡献了利润。

　　韩国通过打造“文化胜利”的叙事，既推动娱乐资本扩张，又将文化输出包装成“国家软实力的胜利”，甚至被韩国政府纳入“国家战略”。

　　印度近年大力宣传“5万亿美元经济体”目标，尽管2022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其基尼系数已达0.62，但媒体仍聚焦于孟买金融中心的摩天大楼、班加罗尔的科技园区，用“增长奇迹”掩盖农村贫困、基础设施落后等结构性矛盾。

　　这种逻辑并非资本主义国家专属，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凝聚民心，也会刻意放大“赢”的一面：比如强调“某领域突破国际封锁”、“某指标进入全球前列”，却对民生短板、产业失衡等问题轻描淡写，本质上仍是借赢学叙事规避矛盾，而非解决问题。

　　过度依赖赢学叙事，看似能短期维系资本扩张与权力稳定，长期却会引发系统性危机。一旦发现赢不了，从国家到个体层面都将面临崩溃。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赢学叙事崩塌的典型案例。1980年代，日本凭借制造业优势宣扬“日本第一”的赢学叙事，媒体充斥着“东京房价永远涨”、“终身雇佣制是最优制度”的声音;但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后，GDP增速长期停滞、终身雇佣制瓦解、少子化老龄化加剧，“努力就能赢”的神话彻底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低欲望社会”，年轻人放弃买房、结婚、生育，因为他们意识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达到赢学叙事中的‘成功标准’”，最终导致日本社会活力持续衰退。

　　美国的两党极化，同样与赢学的“赢者通吃”逻辑有关。民主党标榜“多元包容的胜利”，共和党宣扬“保守价值观的胜利”，双方都将“妥协”视为“失败”，将“对方执政”等同于“国家输了”。这种叙事导致两党在基建、医保、气候变化等民生议题上相互否决。2023年美国政府因两党预算分歧陷入停摆，本质就是“谁都不愿承认对方的‘赢’，谁都想独占‘胜利’标签”的结果，最终让治理体系陷入瘫痪。

　　赢学将“赢”定义为唯一的成功标准，使得“失败”不再是试错的机会，而是被污名化的“耻辱”。这种压力传导到个体身上，便催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日韩年轻人产生大量“四抛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育、购房，高房价、高竞争让年轻人意识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赢学叙事中的‘成家立业’标准”，最终选择“放弃所有需求”;当年轻人发现“天天996也无法晋升”、“考遍证书也找不到理想工作”时，大多选择“躺平”。

　　最后，赢学的本质，是资本与权力为维护自身利益构建的“海市蜃楼”，它用“胜利”掩盖矛盾，用“叙事”替代现实，最终将国家与个体拖入“为赢而赢”的异化困境。要打破这一陷阱，关键在于跳出“资本叙事”，回归“人民叙事”：

　　不再用GDP增速、科技排名等单一指标定义“成功”，而是关注个体的真实需求。底层人民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可负担的住房、公平的教育机会;不再用“赢者通吃”的逻辑制造对立，而是构建“共同发展”的社会氛围，让失败者有重新尝试的空间，让弱者能获得制度性支持;不再用抽象的“价值优越”规避问题，而是直面贫富差距、产业失衡等结构性矛盾，用实际治理成效证明制度的合理性，而非依赖叙事包装。

　　毕竟，一个抽象符号的“赢”，终究只是少数人披在身上的华丽袈裟;而一个集体真正的“赢”，从来都要靠集体中每个个体都能有尊严地生活、都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