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一直在普及，为何农村和社会的迷信却愈演愈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常常会遇到一种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学校从小就教导我们科学，教我们牛顿的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在乡村小学里，也能听到“要相信科学，反对迷信”的口号。

　　另一方面，走进农村，走进工人和普通百姓的日常，却会发现迷信的影子比比皆是。择日修房，迁坟请先生，孩子生病请神婆，婚嫁祭祀求符咒，甚至在城市写字楼里，也能看到老板摆放貔貅、八卦阵。科学像是课堂上的东西，而迷信却主宰着许多人真实的生活选择。

　　这种矛盾看似不可理解，但细想却并不难明白。学校灌输的科学，多半是碎片化的知识点，化作考试分数，却很少真正帮助人们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同时，在农村里，科学教育是“外来的”，而迷信是“土生的”。比如小孩在学校背诵牛顿三大定律，回到家里却看到大人因为修房子要择黄道吉日，因为丧事要“过阴改忌”，因为孩子生病要找神婆“驱邪”。孩子自然会感受到一种撕裂：学校的科学和生活里的实际经验并没有交集。久而久之，他会认为科学只是“为了考试”，而迷信才是“生活必须”。

　　孩子们在课本上记住了公式，却在生活里看不到科学如何与命运相连。当他们面对疾病、贫困、债务、孤独时，科学那套冷冰冰的知识并没有给出出路，于是他们只好转向迷信，去寻找某种心理寄托与“控制感”。

　　更关键的是，农村的很多集体活动、仪式，本身就是迷信包装下的“社会纽带”。比如办丧事，超度、请道士、烧纸，这不仅仅是“信神鬼”，更是村庄里维系人情的方式。

　　一个丧事办得隆重，意味着家族体面；如果只靠“科学”方式，比如去殡仪馆简单火化就埋了，反而会被认为“不孝”。谁家婚嫁若不择吉日，就会被人说“不懂事”。于是，人们不论心里是否相信，也不得不去遵守这些繁琐的规矩。在这种情况下，风水不仅是信仰，也是一种现实中的社会关系，更是一种“面子秩序”，它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个体紧紧捆住。让科学在课堂里显得高大，但在人情社会里，却显得无力。

　　再看看农民遇到困难时的反应。有人家欠了债，孩子又病了，他们知道医院能治病，但花不起钱，于是转而去求菩萨，烧香拜佛。不是他们不知道科学，而是科学在资本主义逻辑下成了“有钱人的科学”。医院是科学的，但要钱；菩萨是虚幻的，却便宜，还能带来心理安慰。这时候，迷信就显得“更现实”。

　　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环境本身。农村集体经济被瓦解，村民变回了一个个孤立的小农。孤立的人，缺乏组织、缺乏集体的科学实践土壤，容易在精神上依赖“超自然的解释”。

　　科学如果不能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就只能成为空壳。毛主席时代，科学教育与群众实践紧紧联系在一起：赤脚医生走进农村，农技员教大家改良土地，科学成为改变现实的工具，那时迷信大大退潮。而在今天，科学教育更多成了考试的机器，成了为资本输送劳动力的手段，与群众生活日益脱节。科学被阉割成“知识外壳”，而迷信却在“精神寄托”的领域攻城略地。

　　风水的流行，正是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农民修房，还是商人开业，官员调任，几乎人人谈风水。看似荒唐，但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释：家族兴衰，不是因为制度和阶级，而是因为祖坟方位、宅基地朝向。这样一来，不平等就有了“合理性”，贫困的人只会怪“风水不好”，而不会去追问社会制度的问题。风水因此成了维系统治的工具，把可改变的社会矛盾包装成不可改变的“天命”。

　　在许多村庄里，几乎没有一户人家不与风水打交道。有人修房要请先生看朝向，有人迁坟要挑日子，有人做生意要布置“旺财阵”，甚至孩子考试前，也要去求一张“开智符”。这种现象蔓延之广，不仅仅是农村，连城市里的写字楼、机关办公室，往往也摆放着所谓“吉祥物”。风水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迷信”，而是整个社会潜移默化的共识。

　　然而，越是风水流行，越能显露它的虚妄。真正的权势阶层在安排身后事时，往往反而最“去风水化”。不少富豪、高官的遗体，直接火化后撒入大海，或树葬、草坪葬，从不讲究什么“龙脉宝地”。

　　难道他们不怕“骨灰漂到坏地方，子孙失去庇佑”吗？他们当然不怕，因为他们清楚得很，所谓的风水不过是一层装饰，真正保佑子孙的不是什么祖坟的方位，而是手里掌握的资本、股权、关系网和制度。他们继承的是真实的权力与财富，而不是虚幻的“气脉”。祖坟冒不冒青烟，对他们的阶级延续毫无影响。

　　现实中的“气”是生产资料与社会权力的流动，“脉”是组织与制度的通道。只要阶级关系不触动，他们的“好运”便是可复制的社会事实。

　　这恰恰揭穿了风水的阶级功能。对于底层群众，风水是解释贫富差距的“理由”，是转移矛盾的幻象。有人家穷困潦倒，就归咎于“祖坟没选好”；有人家子孙发迹，就被传说“祖坟冒青烟”。不平等于是变成了天命，而不是资本系统造成的。

　　对于统治阶级，风水则是一个收割器。择日、迁坟、看宅、布阵，都是收费的“技术”，把底层的血汗钱源源不断抽走，让他们既承担经济负担，又背上心理枷锁。

　　在农村，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农民本已收入微薄，却常常为了丧事、迁坟、择日，耗费大量金钱和人力。修路要看风水，结果耽误了农时；盖房要请先生，结果债务压身；孩子生病本可以去医院，却因“撞了煞”，转而去找神婆驱邪，错过了治疗时机。

　　科学知识并非不存在，而是与他们的生活彻底脱节。课本上的公式无法用来解决眼前的困境，而风水却能立刻给出一套“解释”和“步骤”，哪怕只是虚幻，也让人觉得“可依赖”。

　　风水为什么会显得“灵”？一方面是幸存者叙事。成千上万的例子里，总有人在“改门换向”后赶巧生意好转，这些被不断放大传播，而那些没用的、反而破产的例子则被忽视。

　　另一方面，是复杂的现实被简化。贫困的原因可能是政策、市场、疾病，但人们更愿意相信是“犯了煞”，因为那样简单、直观，还有解决办法。于是，风水构建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既能安慰人心，又能不断收割财富。

　　然而，真正决定命运的，从来都不是风水，而是阶级地位。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世代延续，并不是因为“祖坟冒青烟”，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资本和权力。倘若有一天群众组织起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推翻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好运”会立即终结。那是阶级斗争的胜利，真正改变命运的，是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墓地的朝向，更不是他们祖上的骨灰漂到了不好的地方。

　　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每一次王朝更替、政权的更迭，后人总能从风水中找到一些“印证”。比如说某位帝王的陵墓在某处，山川水势如何，便被解释成“天命所归”。可问题是，王朝更替的真正原因从来不在于山川风水，而在于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旧的统治瓦解。风水只是后来人们给现实政治披上的一层玄虚外衣，用来自圆其说。

　　再放到当下看，许多官僚、富人们死后火化，撒海。他们自己内心很清楚，所谓的风水根本无法真正保佑他们的子孙。真正能保佑子孙延续地位的，是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本、权力和制度安排。风水不过是他们巩固既得利益时，拿来掩盖阶级关系的一件外衣。

　　而在底层，群众之所以对风水深信不疑，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教育割裂于生活，成为一种书本知识，未能真正和群众的实践结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治空间被压制，阶级斗争的声音被消解，群众无法用阶级斗争的语言解释现实，就退而求其次，用风水、命运这些玄虚的说法来理解自己的困境。于是，就出现了看似“风水决定政治”的错觉，实际上，“政治是决定了风水”。

　　风水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它有改变命运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帮助统治秩序，把本可以改变的社会问题伪装成天命。它让群众在无力时获得廉价的解释，却付出昂贵的代价。真正能庇佑子孙的，是实实在在的教育、健康、组织、合作、技术与制度。祖坟不冒青烟，阶级才定命运。命运不靠方位，出路来自斗争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