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吗？

　　毛主席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想必大家很熟悉了。在我们常见的历史叙事中，“十月革命”意味着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开辟了短二十世纪“革命与现实社会主义”的时代。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明确宣布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判断也得到了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托洛茨基所著《俄国革命史》这两部“经典”的一致认可。

　　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对这一论断的反思和质疑也越来越多。国内外某些作者质疑十月革命的正当性，认为其为“早产”的革命，并把二月革命视作“历史正道”。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为了克服二月革命的局限性，它内在于二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政治形势之中。以往历史叙事的问题在于，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愿景简化为自觉的“社会主义革命”，忽视了俄国革命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历史特征。

　　本文要介绍的是国内学者曹浩瀚和北美学者拉尔斯·李赫（Lars T. Lih）的相关研究，两位学者将十月革命放在列宁更长时段的革命构想里来评价，并对列宁的革命思想提出新的见解。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并不是在1917年才开始设想俄国革命的，这一思考始于19世纪九十年代，并紧紧围绕着俄国社会的历史特征：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无产阶级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但是俄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这既体现为农奴解放的不彻底，更体现为沙皇的专制统治。推翻沙皇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俄国革命的首要目标。这场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意味着人民反抗专制主义，而“资产阶级”又说明了革命本身的限度，也即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

　　这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共识。在第二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构想中，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需要政治自由的保障，也需要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在十月革命之前，作为考茨基及其《爱尔福特纲领》的坚定支持者，列宁为俄国革命规定了两个阶段的任务：首先通过民主革命扫除封建专制的障碍，再在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1905年的革命浪潮中，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士兵哗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立宪民主党却表现出软弱妥协的态度，满足于沙皇的立宪改革。这让列宁更加坚信，只有由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联合起城乡小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摧毁君主专制，为后续的社会变革铺平道路。

　　由于资产阶级无法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甚至满足于沙皇的立宪计划而反对革命，那么民主革命的前途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但是列宁又认为，这个工人联合农民的专政并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在革命形势归于平静之后，工农临时政府很可能让位于资产阶级执掌的议会共和国，这是由革命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的。

　　然而到了1917年，沙皇退位和临时政府宣布政治自由以后，革命形势尚未平息。一方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和平和土地问题表现出的无能，让群众对其逐渐失去了信任和耐心，这使得列宁开始借鉴巴黎公社经验（全民武装、直接普选和随时撤换代表等等），提出直接超越“民主共和国”的新型国家构想；另一方面，新兴的苏维埃得到工人和士兵的支持，它能够即时灵活地反映群众的政治情绪，基于工作场所的直接选举方式也使其具有强烈的阶级性。面对“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列宁果断提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并成为指导十月革命的政治口号。

　　表面上看，列宁的政治构想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但是应当看到其中的连续性：

　　第一，苏维埃作为新型国家的组织形式，本身是民主共和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简单否定，所以列宁称赞其真正实现了群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第二，苏维埃的内容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尤其考虑到很长时间内苏维埃主导的政党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列宁对农民苏维埃的大力支持。

　　第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此时并未放弃民主革命的最终口号，即召开立宪会议、确立共和国。列宁甚至一度愿意和苏维埃政党达成妥协，只要苏维埃政党掌握临时政府、立即召开立宪会议。

　　在十月起义的筹备中，如何为夺权提供足够的合法性，并以此团结苏维埃的大部分成员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接受列宁在九月的“立即夺权”的指示，而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包括组建名义上防范反革命事件、实际上领导了起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也体现了苏维埃的多党特征），在起义的同时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苏维埃决议的形式宣布政权交接。在1918年之前，布尔什维克还致力于寻求农民苏维埃支持、组建社会主义联合政府以及兑现立宪会议选举的承诺，应该说十月革命依然处在民主革命激进化的延长线上。

　　农民问题

　　列宁看来，在俄国这个农民国家，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在于土地问题，民主革命也首先是一场农民革命。早年与民粹派的争论中，列宁主张俄国农业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认为民粹派所倚赖的农民村社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撕裂。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看到，由于封建残余深厚，农民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富农和贫苦农民，但在反对沙皇专制和地主阶级这一共同目标上，全体农民有着一致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农村的阶级斗争首先是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僚的斗争。

　　1905年革命前，列宁针对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遗留问题提出了“收回割地”的主张，主张剥夺地主土地，将其收归村社，由农民委员会处理，以此消除农奴制残余，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1905年革命后，列宁进一步提出“土地国有化”。他认识到，不仅地主土地，连农民份地也带有封建属性，土地国有化被视为最彻底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方案：它将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消除绝对地租对资本流动的阻碍，但列宁也强调，这一方案并非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国有土地上长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农业。

　　俄国农民

　　列宁的农民政策与民主革命的愿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要依靠农民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建立共和国的同盟者，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此外，也只有在土地问题上解放农民，才能使俄国资本主义摆脱封建残余的束缚。在农民问题上，列宁明确提出了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的分野，将农民状况与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绑定在一起。如果社会民主党人需要在更加政治自由和形式民主的环境下组织工人运动，那么就必须更彻底地解放农民，使之成为未来“农民共和国”的坚定经济基础。

　　十月革命后，列宁颁布的《土地法令》接受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方案，将社会革命党人的《农民土地问题委托书》作为土地改革的指南：在坚持“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是全民财产的同时，布尔什维克承认地方农民苏维埃和土地委员会全权平分土地。这一转变既是基于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盟的政治考量，也是对二月革命以后农民运动和村社复兴这一既定事实的承认。可以说，《土地法令》和立宪会议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优的结果，充分说明了十月革命的经济限度。

　　“国家资本主义”

　　在1917年之前，列宁的民主革命方案并未涉及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改造，而仅限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改良诉求。然而，在1917年回国后，列宁提出一套全面国家调控方案，要求国家没收大银行和辛迪加组织，并实行对全国产业的监督和计算，并强迫资本家加入合作组织。

　　列宁在经济调控方案上的构想并非全新创见，其核心要素在战前及临时政府时期已有迹可循。早在沙皇政府应对一战的粮食危机时，就已尝试通过固定价格、粮食垄断等手段干预经济，临时政府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都在依靠国家权威整合资源、通过登记和监督实现生产分配协调的思路上达成一致，这些与列宁主张的“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在实质上是类似的。即便是列宁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调控模式，其核心的集中化、计划化逻辑，也与西方战时经济中国家对垄断企业的管控思路相似，并非独特创见。

　　但列宁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用一套通俗直白的阶级斗争话语，将这些复杂的经济调控方案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政治行动。他将经济困境简化为“资产阶级破坏”与“富农囤积居奇”的结果，把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等问题归咎于“寄生虫式的资本家”“投机的中间商”，用“无情打击富农”、“向寄生虫夺权”等口号，让普通民众将国家调控理解为捍卫自身生存的斗争。这种叙事把抽象的经济政策转化为具象的“阶级对抗”，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国家调控，而是在于如何调控：是以“反动官僚”的方式，还是以“革命民主”的方式？

　　一抓就灵

　　这种通俗话语成功动员了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也推动了国家资本主义方案的落地：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便在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支持下顺利实现了大企业的国有化，粮食垄断政策获得了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支持，甚至普通市民也因“反对投机者”的口号而支持政府对市场的垄断。尽管这些调控措施在内容上与前人方案有延续性，但列宁通过将其包裹在“为劳苦大众抗争”的叙事中，让民众不再将国家调控视为遥远的行政命令，而是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行动。

　　战时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并非俄国革命的结束，之后持续三年的国内战争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与接合的战场。在传统观点看来，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的压力下逐渐激进化，将应对危机的战时举措和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愿景结合起来，于是产生了荒诞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国民经济全方面的危机视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契机，并把危机管控措施视作长期化的新制度。当然，列宁、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的言论加深了这一印象。

　　当然，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的确进一步采取了“激进化”的方针，比如以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权代替了多党制苏维埃政权，全面推进国有化，以及在农村发动“第二次十月革命”。然而，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918年6月内战爆发之前，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所能遇到真正称得上政治危机的事件，也就是布列斯特和约问题。除此之外，无论是全俄铁路工会罢工，还是立宪会议，都被布尔什维克挟苏维埃之威轻松解决。

　　也就是说，在相对和平的喘息时期里，布尔什维克开始沿着他们的线性历史图式，尝试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在政治领域，布尔什维克所做的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苏维埃立宪主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的背景下，从事反对派活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小资产阶级政党被识别为反动力量，并被开除出苏维埃、视作非法，苏维埃多党制也以失败告终（尽管内战中两党短暂恢复活动，但后来又被镇压）；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经济政策更多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延续。

　　国家资本主义方案自诞生始，就被视作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此并不讳言。沙皇政府-临时政府最支持粮食垄断和登记监督的经济学家格罗曼，就把推行这套政策视作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当时认为这些举措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但“革命民主＋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距离社会主义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建立粮食垄断专政，进而将自由贸易国有化，本身是国家资本主义方案试图达到的主要目标。在1918年夏，布尔什维克将其与农村阶级斗争的动员话语结合起来，通过粮食垄断部门和贫农委员会的配合，试图通过登记和征集富农藏匿的余粮，同时实现国家垄断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一方式激起农村的激烈反抗，也使得粮食征收工作陷入混乱之中。

　　内战爆发之后，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放弃粮食垄断政策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将这种让步称之为“中立化中农”），转而实行沙皇末期推行的“粮食摊派制”，也就是确定各地摊派定额加以收购。尽管在中文教科书中，粮食摊派和粮食专政往往混为一谈，但前者显然是对农村形势的让步。与无偿的垄断征收相比，粮食摊派遵循工农业品等价交换的逻辑，但考虑到工业的状况，布尔什维克只能给农民以未来才能兑现的承诺，这也使得摊派本身遭到农民的仇恨。但总体来说，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避免失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退回到了土地社会化的政策，维持“工农联盟”的平衡，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在1920年内战即将结束之时，布尔什维克试图重新巩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包括追认已经进行的全面国有化和打击作为粮食供应补充的地下黑市，引发了城乡广泛的恐惧和反抗。事实证明，一旦越过应对危机的范畴，国家资本主义就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做出让步，恢复自由贸易。在新经济政策的转向中，农村资本主义得到了默认，国家资本主义则失去了1917年的激进含义，成为了对国有经济的代名词。这也蕴含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转变：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相比于应对危机的国家调控，需要更加深厚的民众和经济基础，于是国家资本主义引领下的电气化/工业化成为了后世更加熟悉的过渡模式。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概念并不真实（其实这是列宁在俄共十大上打击政敌的术语），因为内战胜利依靠的不是“共产主义”政策（相反依靠的是对农民所有权的承认），而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政策出现在和平时期。新经济政策的转向，恰恰说明了国家资本主义失去了民众基础，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诉诸更加曲折和间接的道路。为什么会这样？这需要重新讨论十月革命的性质。

　　十月革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长期以来，列宁1917年回国后发表的《四月提纲》被视作其革命思想急剧转变的标志。列宁提出革命要进入第二阶段，一切政权转归代表工人和贫苦农民的苏维埃，这被大部分人解读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然而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构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深深植根于他长期以来的“民主革命”方案，并因应二月革命以来的社会危机形势和群众力量对比，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和推进。

　　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追认不同，在革命推进的过程中，列宁始终拒绝将“社会主义”视作革命能够达成的直接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大工业中心被农民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而且革命动力也是复杂多样的：既包括中心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也离不开反战的士兵水兵、在农村自发起义分地的农民以及渴望稳定和秩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承认“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超出民主革命的范畴，这不仅表现在新型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调控的构想上，而表现在列宁越来越强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开始大量谈及“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甚至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说，十月革命既非单纯的民主革命，但也不能直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

　　拉克劳在《论民粹理性》中指出，俄国革命围绕着“土地、和平、面包”的口号展开，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民粹主义（或曰“领导权”）政治实践。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可拉克劳的判断？

　　首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民粹政治方法来动员群众，通过划分社会对抗（贫困的人民和发财的投机破坏分子）来塑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敌我划分”，这套话语源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但并不能和社会阶级分析划等号。

　　其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政治承诺并不是单纯的破坏和解构，而是有效地克服危机、建立起新的政治权威。这既表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政权”二字上，也表现在十月革命后最为知名的政权组织“契卡”的全名上——“全俄肃清反革命、破坏和投机特设委员会”。

　　最后，十月革命的革命力量与其说是某一代表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不如说是认可布尔什维克政治纲领的“革命人民”，也就是在这里，列宁的“民主革命”构想以“领导权”的方式转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发动打破了传统革命阶段论的限制，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阶段压缩到了一系列群众斗争中，两种革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呈现出异常丰富多彩的图景：工业中心的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运动，前线士兵的自发复员和起义，外省农村激烈的农民分地运动，以及帝国各民族的自决尝试。二月革命开启的自由权利并没有止步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秩序，反而帮助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权之下塑造出一个大写的“革命人民”。

　　托洛茨基很早便预言了俄国社会“综合不平衡”的特征必然导致民主革命的激进化，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通过“不断革命”来清除民主革命的“杂质”（也即被认为没有政治能力的“小资产阶级”），以实现纯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这一观点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以及激进工人阶级（后者正是推进国有化的主力）的共识。正如前文所述，国家资本主义得以落地所依靠的“革命民主”意味着“我们”（广泛的贫苦大众）与“他们”（从事破坏和投机的大资本家和官僚）的对立，“纯粹的革命”不仅意味着削弱“我们”，还使得对“他们（敌人）”的划分也变得摇摆不定——随着主要产业都被收归国有，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也被归罪于原来属于“革命人民”的一员——藏匿粮食的富农和村社、纪律松懈的工人以及不断被踢出“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政党。

　　在此过程中，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失去自己的领导权基础，危机之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因此变得“名副其实”，朝着集中化和官僚化的趋势变动，比如恢复一长制、总局垂直管理甚至直接军事化管理。当然，这一变化加剧了政权和各方面力量的对抗。到了内战结束之时，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已经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农民起义、工人罢工、水兵叛变，自己越来越成为了人民眼中的“他们”。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修复工农联盟，恢复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布尔什维克的挫败不仅是没算好经济账，而主要是没算好政治账。

　　革命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

　　我们无法设想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但指出十月革命本身的复杂性是必要的。拉克劳认为，领导权的维度并不仅仅发生在十月革命中，而是二十世纪各种“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共同特征：反资本主义与其说是革命的动力，不如说是革命的效果，革命依靠的是各路复杂的社会力量通过政治操演而形成一个“人民主体”。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的爆发开辟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道路，但这不代表十月革命是沿着一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公式进行的，相反，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成功的领导权实践所致。与此同时，十月的教训也告诉我们，以一种“纯粹革命”的先验姿态去对待“杂多性”的现实政治，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败。

　　最后可以说的是，一切革命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其中充满了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而不只是从一个环节推演到下一个环节。革命不会假定某一个先验主体去作为历史行动者，而是各种历史行动者在政治实践中产生某种“主体效果”。在我们看待革命历史的时候，更应该注意的不仅是其内在的复杂性，还有革命的合力如何作为“结果”，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运作中锻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Lih, L. T. (1990).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h, L. T. (2011).Lenin. Reaktion Books.

　　Lih, L. T. (2024).What Was Bolshevism? Brill.

　　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拉克勞：《論民粹理性》，群學，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