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表达了一个生命政治的后果:资本家昂首前行, 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 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 畏缩不前。从这一生命政治的结果去追溯《资本论》与生命政治的内在关联, 我们会发现:这种规训是通过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两种方式实现的, 从而造成了对现代社会中雇佣工人这一生命基质的剥夺。生命政治与劳动力概念密不可分。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 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和管控;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把劳动力本身由“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生命政治的两种权力技术在《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论》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关键词：生命政治;劳动力;惩戒肉体;调节生命;《资本论》

　　“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一词发端于福柯对“生命权力” (bio-power) 的研究。福柯于1976年3月17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中首次明确使用了“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生命政治成为研究思潮甚至被称为政治思想中的生命政治转向则出现在阿甘本对生命政治阐释之后。在福柯和阿甘本的语境中, 生命政治意味着掌控生命的权力, 政治权力不是对“天赋人权”之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命权的有效保障, 而是对生命权的宰制或决断, 其实质是“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生命政治作为对生命和人身的支配与控制虽然由福柯明确提出并加以使用, 但究其思想内核而言并非是现代性的产物, 而是“最初就已镶嵌在人类共同体之结构当中” (阿甘本, 译者导论, 第22页) 。

　　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作为生命政治表现为直接作用于肉体的“惩戒权力” (disciplinary power) ———“使你死”、对死的管辖;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在于通过安全技术“使你活”、扶植生命。这就是在现代社会新的生命政治所实施的新的权力技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语境中, 生命的统治以资本权力对劳动力 (实指生命) 的支配与规训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指向的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规训和惩罚, 内在地蕴含着福柯所指认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即生命政治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对自然生命赤裸裸的控制和奴役, 而是以资本为中介来实现对雇佣工人的规训和惩罚, 这是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的巨大转变。现代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现实场域主要是企业工厂体系, 而它的理论场域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中。

　　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生命政治后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处写道:“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 ———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 ———就会看到, 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 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 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 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 畏缩不前, 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 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205页) 离开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 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的面貌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流通领域, 货币占有者以等价交换 (买者) 的身份与面貌出现, 劳动力占有者以等价交换 (卖者) 的身份与面貌出现, 两者是平等的市场经济交换主体。一旦进入生产领域, “原来的货币占有者”成为了资本家, 而“原来的劳动力占有者”则成为了“资本家的”工人。资本家昂首前行, 工人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建立在资本支配权的基础上, 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支配关系, 于是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生命面貌:一个笑容满面, 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 畏缩不前。

　　这里所描绘的两种“新面貌”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 这种面貌产生巨大变化的根源并非由于工人的剩余价值被剥削, 因为剩余价值的掠夺是隐而不显的, 劳动力的买卖在表面上看是一种等价交换;这种面貌变化的根源在于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和资本所具有的支配力。资本家通过货币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工人自由出卖的劳动力商品, 并拥有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基于这种支配力, 资本家通过工厂的各种规章制度形成了对工人的规训力。资本家通过资本所具有的购买力、支配力和规训力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支配和控制工人的微观权力体系。这正是生命政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中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种面貌的变化正是一种生命面貌的变化, 一种生命政治的后果。因此, 《资本论》中不仅包含着商品拜物教批判和剩余价值批判, 它还隐含着第三种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劳动力成为商品, 不仅意味着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更意味着雇佣劳动的生命政治内涵:资本家对工人人身的支配与控制。

　　劳动力成为商品, 不仅仅体现货币具有购买力这一简单的、基本的经济事实, 而且彰显了资本有权力支配劳动者这一实质性的政治内容。资本支配力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已经越出了经济权力的界限而具有政治权力的属性。“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 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 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 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 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同上, 第611页)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 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 也不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而且是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 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展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权。

　　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 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具体展现为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这一存在样态的生命“基质” (substratum) 的剥夺。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中, 马克思强烈地批评资本家缩短了工人的生命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 将人类社会的生产欲望膨胀到极致。资本增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因而对剩余劳动、无酬劳动的榨取也表现为一种无限度的贪欲, 对劳动力本身的支配也将大大突破道德和法律的限度。对无酬劳动支配的欲望最终表现为对劳动力生命基质剥夺的现实。马克思批评所谓纯产品的生产“只不过是无情而正确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 从而创造剩余价值, 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第534页)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 资本家完全不顾工人的死活。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 “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 这是赤裸裸地偷窃工人时间 (如吃饭时间、休息时间等) 。“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 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 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 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306页) 工人的活体 (living body) 是劳动力的基质。突破“纯粹身体的极限”直接表现为工人寿命的缩短 (如未老先衰、过劳死亡) , 表现为对劳动力生命基质 (工人活体) 的剥夺。

　　结合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初始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现象, 马克思作出的基本判断是:车间 (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能够反抗政府 (资本主义统治的既定秩序) , 也只有车间有勇气反抗政府。诚然, 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 为了减少工人被迫在工厂内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 工人阶级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开始进行罢工、示威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8小时工作制被1919年10月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以后, 资本主义各国被迫陆续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规训、对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夺减轻了。时至今日, 虽然二战后世界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但资本家对工人的规训并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愈演愈烈。

　　在现时代, 现代企业成为了劳动组织的主导形式, 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区分日益模糊, 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生产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安德森 (Elizabeth Anderson) 发现, 现代企业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有着等级制体系的独裁政府。在这里“没有法治。命令可能是随意的, 并会随时更改, 毫无先行通知和申诉的机会。上级不对他们所指挥的人负责, 他们不能被其下级所任免。除少数特定情况之外, 下级既没有对他们所遭受的待遇的申诉权, 也没有对被给予的命令的协商权”。(Anderson, p.37) 现代工业公司的治理, 实质是一个任意独断和不负责任的“私人政府”和“专政”体系。这种统治不仅能够控制人们在工作时的行为, 而且也控制人们在非工作时间的行为。“通常, 这些独裁者 (指企业老板———引者注) 有合法的权力来规范工人的业余生活———包括他们的政治活动、言论、性伴侣的选择、娱乐性药品的使用、饮酒、吸烟以及运动等等。” (ibid., p.39) 绝大部分工人受到私营企业合法化的、专断、独裁的干涉、监管和支配。劳动合同以及劳工法进一步使资本家对工人事无巨细的监管、支配和管理变得公开化、规范化和合法化。可见,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和支配状态一直延续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学的建立, 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规训日趋完善。

　　资本对工人人身支配权的形成显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资本不仅仅以购买力呈现为一种经济权力, 更重要的是以支配力成为实质性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在《大纲》中指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但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 资本主义社会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前资本主义社会体现为人的直接的依附性, 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体现为人的间接的依附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依附性。“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 如果他不愿饿死, 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717页) 从表面上看, 工人依附于资本家, 是因为资本家能够给工人提供工资;而实际上, 工人对资本家的依附性是奠基在物的依赖性 (资本) 的基础上的, 换言之, 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力 (政治权力) 奠基于资本的购买力 (经济权力) 。

　　《资本论》所揭示的生命政治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资本家对工人 (自然生命) 的规训。资本家监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 并以立法的形式将这种支配合法化、规范化。二是资本对工人 (自由本性) 的规训。资本具有了主体性和独立性, 而工人则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性。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 而是被资本所支配的机械劳动。资本的支配力使“有意识的活劳动”转变成“有意识的机件” (死劳动) , 生命存在样态的这种转变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生命的支配和奴役, 而且更广泛和更普遍地体现为对生命发展的规训和压制。

　　二、《资本论》中的双重规训

　　由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主导形式及其运作方式所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在传统的专制社会, “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 他身上掌握着的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 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利。” (福柯, 1999年, 第227页) 以消灭生命为目的, 将他人的生命占为己有的特权是这种权力发展的顶峰。“君主必须通过使用或暂停使用杀人的权利实现他对他人的生命拥有权利;君主施加生命的权力是通过他有权置死来表现的。这个所谓‘生杀大权’, 实际上是‘处死’或‘放生’的权利。总之, ‘利刃’是它的象征。” (《福柯集》, 第372页) 但在今天, 这种直接掌握人生死的传统权力运作形式早已日渐淡化, 而被全新的生命政治的控制方式所取代。在福柯看来, 在生命政治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新的权力技术, 分别是“惩戒肉体”的技术和“调节生命”的技术。

　　“惩戒肉体”的技术是一种直接作用在人的肉体之上的微观权力, 它通过纪律等手段直接控制人的肉体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 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 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 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 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 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柯, 2012年, 第156页)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这种惩戒肉体的终极目的或中心观念是“驯顺性”, 通过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肉体, 达到驯顺肉体的目的。因此, 现代社会的惩戒肉体不再以整体的方式控制人, 而是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规定人的动作和行为方式, 通过训练来强化人的某种功能, 最终将人生产为驯顺的肉体。“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 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 通过所选择的技术, 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 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 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 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 ‘驯顺的’肉体。” (同上)

　　资本所具有的对劳动的支配力、对工人的支配力, 事实上首先只能通过一套“惩戒肉体”的技术发挥出来。这种支配力绝非一种生杀予夺的传统权力, 工人所出卖的也并不是对其个人的全部的支配权, 而只是对其劳动能力的支配权, 工人并没有使自己完全变成资本家的奴隶。因而, 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这一商品时, 事实上他拥有的只是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的支配力, 而不可能像君主 (或领主) 对奴仆那样有生杀予夺的全方位的支配权力。如果说资本家只拥有对劳动能力和劳动行为的支配力, 那么就意味着, 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 实现更大限度的资本增值, 资本家就只能在工作时间和工作领域内采取措施, 这些措施就是所谓的“纪律”。“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 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 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 (同上, 第155页) 与奴隶制不同, 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 而仅仅是基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关系。因此, 资本家对工人肉体的惩戒绝对不可能是专制体制下的“生杀大权”, 而只能是模仿军队、医院等的“规训管理”。资本家制定各种各样的工作纪律, 监督工人劳动, 制定生产时间表, 提升工人的生产技能, 通过一系列“零敲碎打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工人的肉体以期提高生产效率。相对于君主的杀人权力, 纪律的高雅性在于, 它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相对于传统社会“生杀予夺”的强暴力, 现代社会“惩戒肉体”的纪律只是一种弱暴力或软暴力。在这一过程中, 资本家绝非想要征服工人, 他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资本家最终将工人打造为驯顺的肉体, 并成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实现了资本的增殖。

　　“调节生命”的技术构成了生命政治语境下不同于“惩戒肉体”的另外一种新的生命权力技术。在17、18世纪, 惩戒肉体的技术就已经诞生, 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才逐渐形成。二者的诞生虽然在时间上有着先后顺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权力技术形式是互相抵触或具有取代关系。调节生命的技术“不排斥第一种, 不排斥惩戒技术, 而是包容它, 把它纳入进来, 部分地改变它, 特别是由于这个惩戒技术已经存在, 在可以说固定在它上面, 嵌入进去的时候利用它。这个新技术没有取消惩戒技术, 仅仅因为它处于另一个层面, 它处于另一个等级, 它有另一个有效平面, 它需要其他工具的帮助。” (福柯, 1999年, 第229页) 惩戒肉体针对的是肉体的人, 调节生命针对的则是活着的人, 二者运行在不同的层面之上。“一个是惩戒的技术:它围绕肉体, 产生个人化的后果, 它把肉体当作力量的焦点来操纵, 它必须使这力量既有用又顺从。而另一方面的技术不是围绕肉体, 而是作用于生命;这种技术集中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的后果, 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试图控制 (可能改变) 其概率, 无论如何要补偿其后果。这种技术的目标不是个人的训练, 而是通过总体的平衡, 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相对于内在危险的整体安全。” (同上, 第234-235页) 其实, 两种权力技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叠的。

　　“调节生命”权力技术的运行在表面上显得极具合理性, 它不再谋求控制人, 而是谋求保障人的整体安全。“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物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制度机关的整体:如果你们同意, 即制度的惩戒机关, 另一边是生物和国家的整体:国家进行的生命调节。” (同上, 第235页) “惩戒肉体”的技术将人作为“肉体”来规训, 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将人作为抽象的人口来对待。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概念, 来调节总体的平衡, 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安全。这种生命调节实质上遵循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法则。

　　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 产业后备军就是过剩人口的相对量。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 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马克思将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积累的力量越大, 资本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 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就越大, 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 现役劳动军的压力也就越大, 作为现役劳动军的就业工人就越容易被规训。“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 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 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 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733页) 一旦就业工人反对过度劳动, 不听从资本摆布, 他们就立即会被产业后备军所取代。过剩人口看似游离在资本的控制之外, 而实际上它随时可能被吸收, 并且它成为了规训现役劳动军最为有效的潜在手段。“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 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 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 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 (同上, 第728-729页) 无论是现役劳动军, 还是产业后备军, 都从属于资本, 在两者的动态平衡中, 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平衡和安全。

　　三、“劳动力”概念与生命政治

　　无论是在惩戒肉体的意义上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 还是在调节生命的意义上资本家通过产业后备军对工人的胁迫, 两者都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 生命政治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密切相关。借用保罗·维尔诺 (Paolo Virno) 的话, “要想理解‘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理性内核, 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概念开始, 一个来自哲学观点的更复杂的概念:劳动力 (labor-power) 的概念。” (维尔诺, 第104页) 劳动力就是劳动能力, 马克思明确将其“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195页) 。维尔诺在马克思对劳动力理解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作为最多样化的人类能力 (讲话、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在能力) 的总和同时包含了“生产的潜力”, 而潜力就是“天资、能力、活力”。维尔诺更看重的是劳动力所蕴含的潜能。劳动力作为一种潜在的劳动能力, 具有诸多可能性。然而,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却设定着劳动力自由发展的界限, 过滤掉了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等质的差异性, 同质化为可以加以衡量的量的关系。所有的劳动力都转变为了劳动量, 劳动力劳动的多样性和潜能性被抹杀了。“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 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 (同上, 第201页)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 劳动能力最终转换成了同质化的劳动量。这种同质化, 正是通过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以及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这一前提而实现的。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实质就是把具有潜能和创造性的“活劳动” (自由劳动) 规训为丧失生命潜能和活力的“死劳动” (机械劳动) 。

　　我们在此重新赋予了“活劳动”和“死劳动”这一对范畴以全新的含义。“活劳动”指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 体现了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死劳动”指的则是被资本控制的工人的机械劳动, 丧失了人的生命潜能和活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是死劳动, 它像吸血鬼一样, 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 吮吸的活劳动越多, 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同上, 第269页) 在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中, “死劳动”指的是资本, “活劳动”指的是工人的劳动。马克思旨在说明, 资本本身作为“死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 所谓的自行增殖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幻象, 而创造剩余价值的只能是作为活劳动的工人。“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 所谓的工人的“活劳动”也是“死劳动”, 因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所支配, 它体现的不是工人自己的意志, 而是资本的意志。资本及其所支配的劳动都是死劳动。“死劳动”就是指机器体系中机械性的、作为机器的零件而存在的工人的劳动。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用“死劳动”指代机器零件式的工人的机械劳动, 但“活的附属物”“有意识的机件”“有意识的器官”“旁观者”等表述无疑隐性地表达了工人劳动的“死劳动”内涵。

　　在机器大工业体系中, 工人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人, 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 工人隶属于机器。从表面上看, 工人是生产过程的参与者, 而实际上变成了生产过程的旁观者, 发挥不了任何主动性。马克思指出:“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 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第196页) 工人作为旁观者并非溢出资本的统治, 而是丧失主动权、支配权、选择权的存在样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场手工业中, 工人利用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中, 工人隶属或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 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 在后一种场合, 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 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 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 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486页)

　　通过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资本权力完全宰治了工人的活劳动, 工人成为了机器体系的“活的附属物”。这种“活的附属物”实质上就是机器体系、机器自动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工人成为机器体系的一部分, 也就变成了资本的一部分, 作为支配和吸吮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本身相对立。此时的工人所壮大的只是资本的力量, 一种异己的力量。工人作为“旁观者”, “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第354页) 与资本的无意识的器官———机器相比较而言, 工人也越来越表现为客体, 而非积极行动的主体, 和无意识器官机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生产领域, 工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出场, 这表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工厂制机器体系的生产模式把活劳动已经同质化为简单的、纯粹的机器零件或机器运转的某一环节。作为机器死机构的一部分, 工人的劳动成了没有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死劳动”。

　　资本规训力对活劳动的宰治远远超出生产领域的工人界限, 延伸到了社会的全部领域, 尤其是体现创造性和潜能的智识领域。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新的权力治理技术, 机器体系巧妙地将智力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中。“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 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487页) 智力及其相应的技术成果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 而体力及其相应的劳动成果成为资本主义监督、剥削的对象。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 都作为劳动力被纳入资本权力体系之中。智力的培养场域被资本完全控制, 高等教育与私营企业对接, 大学一度成为文凭工厂, 为企业培养职业技术毕业生, 专业化、职业化的培养模式与资本主义可计量的合理化原则若合符节。知识成为维护社会权力的工具, 构成规训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 不断被控制、扭曲和纳入“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 (维尔诺, 第85页) 。智力的维度, 应该作为活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 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式的层级结构中。与其说智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合理化社会结构若合符节, 毋宁说智力的生产也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系统筹划中。

　　在与“死劳动”相对立的意义上, 马克思揭示了“活劳动”的表现形态。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537页) 劳动本应该是劳动者自主的、积极的活动。“活劳动”指向有自由意志的、自为的、自愿的、无限定的自由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人的“活劳动”被规训为了“死劳动”。这种死劳动不仅仅表现为机器体系支配下的单一化的、机械的死劳动, 而且呈现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同一化劳动。所谓同一化劳动指的不是同一种劳动, 而是对劳动价值的评判标准趋同———以量化的客观化的指标衡量一切。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以定量化的思维框定了人们的发展前景, 在量化思维的框架内, 个性、能动性、创造性已成为不可能。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 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等“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 是生产工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第417页) 。衡量标准不再是有差异的潜力、能力、资质、亲和力, 而是客观指标的定量测度———多少作品、几场演说、多少片酬、几个课题等等。资本权力通过以量化的方式把活劳动的发展维度纳入资本体系中, 使之臣服、服从工厂管理式的等级结构。

　　从生命本身来看, 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生命的规训是分成两个层次展开的。在《神圣人》开篇, 阿甘本通过词源学对人的自然性生命和社会性生活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zoē’ (近汉语‘生命’义) 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 (诸种动物、人、或神) 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 (近汉语‘生活’义) 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 (阿甘本, 第3页) 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的独特性本质就在于:生命政治不仅以生物性的生命 (种生命) 为对象, 而且也以生活性的生命 (类生命) 为对象, 从而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也更隐蔽的控制。前资本主义社会君主的生杀大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惩戒肉体,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 指向的都是人的肉体性生命或自然生命, 而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指向的则是人的生活性生命或社会生命。在《资本论》中, 调节生命不仅仅是保持“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的生命降低和维持在其生物性生命的水平上。按照马克思的判断, 资本家提供给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其最低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 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 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第201页) 工资的额度仅仅只能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 只能满足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工人没有多余的钱来丰富和实现自己的个性自由, 即使有条件提高自己的技能也是以资本的需求为导向的, 人很难超越资本的统治来发展自己的类生命。在技术和资本的座架下, 人类诗意地栖居是很难做到的。当资产阶级通过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时候, 它就已经剥去了工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生命, 而将其贬低为单纯的生物性生命。最低工资就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而言, 变成了一种调节工人阶级生命的技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惩戒肉体”与“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 不仅是对人的种生命的规训, 更是对人的类生命的宰治, 两者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