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海疆战略的重要思想

　　海疆问题是关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作为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争取解放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中国海疆安全、海疆维权、海防建设、海疆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和谋划，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海疆战略的重要思想。系统研究和总结毛泽东关于中国海疆战略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提升我国海疆治理水平和更好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陆海统筹的战略高度思考中国海疆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海疆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部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出发的，体现出显著的全局性与战略性。1939年冬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但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多次侵略战争，“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此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中华民族近代遭遇的海疆危机在毛泽东心中留下深深烙印，成为毛泽东思考中国海疆问题的重要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仍长期面临严峻海上威胁。国民党当局溃逃并据守台湾，不断加大对大陆沿海袭扰，破坏东南沿海海上交通。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企图通过美日、美韩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逐步构筑从北到南全面遏制中国的军事体系。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海疆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对海疆、陆疆的总体认识和对海防、塞防的战略统筹，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海疆战略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一根主线。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坚决保卫海疆，拒绝“南北分治”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包括海疆地区在内的国家疆域安全的考虑，是以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和人民的全面解放为目标的。1948年底，毛泽东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跨过长江，意味着解放军要适应水上、海上作战，甚至可能要与不甘心退出中国内河、近海的西方列强进行直接战斗，但中国共产党坚决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惧帝国主义干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仍不甘心其失败，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企图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拒绝“半个中国”，而要“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发起渡江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态度。

（二）稳固北方，经略东南，加紧解放东南沿海岛屿

　　1949年6月，毛泽东客观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北部陆疆稳定与苏联关系，在东南方向集中力量解放海南、台湾及其他沿海岛屿

　　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经过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第一条指出：“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处于战争状态，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两国还同时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上三份文件的订立，既解决了中苏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将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毛泽东稳固北方、经略东南打下重要基础。

　　在东南海疆方面，1949年8至11月间，解放军就已经陆续解放东南地区和部分沿海岛屿，但在金门和登步岛两次渡海作战中失利，此后暂时停止了进攻。1950年2月以后，上海、南京、广东沿海等地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空军协助上海防空。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中国取得了上海防空保卫战的胜利。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1955年2月，浙东海面岛屿全部解放。

（三）“两个拳头打人”，应对海上、陆上两个“战争边缘”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及整个6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都较为严峻。在东面，美国对华战略包围圈部署完毕，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并仗势叫嚣反攻大陆。在南面，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构成对中国西南的直接威胁。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尼赫鲁谈话时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在北面，伴随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亦逐步显现。多重挤压之下，中国不得处在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海疆和陆疆两个方向同时对抗的艰难境地。

　　1957年，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领导进行了保卫领海领空主权的斗争。1958年7月，中东事件发生后台湾海峡局势进一步紧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把握国内国际局势，作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期间，美国从其本土及其海外军事基地调遣军舰、军机集结台湾海峡，并试图通过核讹诈阻止中国收复东南沿海岛屿。

　　那一时期，台湾海峡局势几度接近“战争边缘”，但中美之间始终没有正面交锋。在此情势下，毛泽东一方面确立“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方针，另一方面通过发布12海里领海声明，并指示“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不与美国正面冲突。毛泽东说：“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从1957年莫斯科会谈到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激烈论战。毛泽东曾努力将论战控制在两党关系的范围之内，但苏联方面步步紧逼，不仅“搞边缘政策，一步一步压。撤走了专家，再来一个封锁经济，这还不够，还要公开指名批评中共”。为此，毛泽东提出“一破二拖，达到边缘”的应对策略：“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

（四）缓和对美关系，释放南部海疆安全压力

　　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美国作出了一系列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姿态。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航。而对于苏联实行全球霸权的野心和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提议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研究一下国际问题”。7月和9月，他们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这两份报告提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在当时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1970年前后，中美双方开始通过秘密渠道进行接触。伴随中美接近、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中美矛盾地位下降，中国海上防御压力相较于来自陆上可能的军事威胁也降为中国战略防御的次要方面。

二、坚决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彻底退出中国，而是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企图继续维护它们的非法利益。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为维护新中国海疆权益作出巨大贡献。

（一）收回领水驻军权，维护中国主权

　　领水是主权国家内水和领海的水域，领水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领水主权被列强长期侵犯，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不仅侵犯我国领海，甚至获得在长江等内水航行的权利。1949年初，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中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被正式确定下来。这个方针要求彻底肃清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把收回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1949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其中第一条即明确提出：“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发起后，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侵入中国长江，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并与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也被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针对英舰侵略行径，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严正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在中国人民的斗争与压力下，紫石英号在经过3个多月的停泊消耗之后逃出长江。

　　紫石英号事件的解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领水主权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推动了毛泽东建设强大海军和强大海防的思考。

（二）拒绝外部无理要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海疆权益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绝不退让。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经过艰难的谈判，中苏两国最终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红军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1955年，中国终于从苏联手中收回旅顺口，结束了旅大地区58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

　　1958年6月，苏联提出要与中国在旅顺口合建一座长波电台，表示“双方共同使用、共同所有”。此举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明确表态：“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7月，苏联又提出建设共同核潜艇舰队问题，毛泽东当即提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毛泽东还当面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并坚决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即使是在遭遇美国核武威胁、对美海上斗争最为严峻的时刻，毛泽东依然坚决抵住了外部介入中国海防的压力。1958年9月底、10月初，赫鲁晓夫两次致信毛泽东，提出苏联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及轰炸机、歼击机支援解放军福建前线，条件是苏方要在战斗中掌握完全指挥权。对此，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明确表示：“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无论是对于所谓“共建合作”，还是“导弹援助”，毛泽东绝不以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屈从大国干涉压力，始终坚决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和海疆权益。

（三）始终心系台湾解放，坚决维护国家统一

　　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位于东南海疆的门户，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和解放台湾，是毛泽东关于海疆战略的思想的重要一环。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坚定提出：“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1949年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毛泽东深思熟虑，一方面与美蒋集团展开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利用二者矛盾，在两岸之间引导确立“一个中国”共识。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胜利”，“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但这年底，美国在排除对大陆沿海岛屿防务义务的前提下与台湾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指向“以金、马换台、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事态的变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1958年金门炮战中，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分歧，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金马台澎最终一起解决”的决策，利用美蒋矛盾，挫败了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这一策略被毛泽东称之为“绞索战略”：“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毛泽东还提出：“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及其前途，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可以让国民党在台湾“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当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断绝时，“我们全部供应”，“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出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反对搞“两个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和后来的“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

（四）维护南海岛礁主权，坚决反击外敌入侵

　　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1951年8月15日，针对公然将新中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以及美国单方面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此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军机、军舰不断侵扰中国东北、华东等地领空、领海。对此，毛泽东作出指示：“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1965年4月，美国军机数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毛泽东明确指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据统计，自1958年9月4日中国发布12海里领海声明至1971年的13年间，美国军机、军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达500多次。而自1958年9月7日中国首次对美军机、军舰侵略行为发出抗议到1971年，中国政府对美国侵犯发出严重警告计497次。同时，针对美国军机、军舰侵略行为，中国代表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交涉。美方每次都表示“会调查”，并声称，“你们宣布的12海里领海，我们是不会承认的，但我们的军舰也决不会进入12海里”。

　　除美国外，法国、日本以及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曾屡次侵犯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和相关海洋权益，其中尤以法国和南越西贡当局为甚。

　　1950年5月解放军进驻永兴岛后，法国曾派一支600余人部队进驻西沙南部岛屿，企图阻止解放军登陆。1953年6月，五艘法国舰艇登陆西沙琛航岛、晋卿岛、甘泉岛和羚羊礁，设立非法航标，并强行登陆永兴岛。南越西贡当局继承法国殖民者“衣钵”，大肆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南越西贡当局军队屡次侵占中国南沙和西沙岛屿，无理撞毁中国渔船，抓捕中国渔民。1974年1月11日，南越西贡当局悍然将中国西沙群岛纳入其版图，南越军舰在永乐岛海域活动更加频繁，意欲侵占整个西沙群岛。为保卫西沙群岛，周恩来、叶剑英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迅速制定相应军事措施。1月19日，南越西贡当局军队向中国驻岛部队发起武装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自卫还击。20日，西沙海战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保卫了西沙群岛。

三、建设强大的海防和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对海权问题有着理性且深刻的认识，一直思索着海防在国防体系中的地位以及海军建设的路径、方针等重大战略问题。

（一）确立海防在现代国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从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高度思考海防建设问题，将海疆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突破了中国近代以来国防建制大讨论中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预见到海防建设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指示叶剑英成立了海防研究小组。解放战争后期，对于美国从海上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准备。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他明确指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事后来看，美国并没有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而是通过国民党代理人进行海上封锁，间接干涉中国海防事务。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7至9月间，前往解放区的外籍商船因国民党封锁大陆海港、航道而受阻返回达12次，遭到较严重劫掠6次，受害船只超过30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面临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封锁。一方面，中国无法与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中国东南海疆被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及其第七舰队紧紧锁死在大陆边缘，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严峻的海上形势，毛泽东更加重视海防建设问题。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考察海军建设，在与舰艇官兵交谈时，他多次感慨：“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并明确指示，“一定要把我国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

（二）把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海防建设的重要方向

　　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海防孱弱、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国家海防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海军建设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提出了很多战略方针。1950年初，毛泽东在为《人民海军报》创刊的题词中写道：“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三亿美元的贷款。3月2日，毛泽东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方式进行了安排：“海军定货，可分两年购齐，均由借款中拨付。1950年可先购入海军武器及一部分海军舰艇，其余舰艇及海防炮可留待1951年购入。”虽然这笔经费的一部分后因朝鲜战争的爆发不得不转作他用，但毛泽东始终牵挂着海军建设问题。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海军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建设强大的海军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非常重视向外国学习引进先进技术。1951年，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的报告时指出：“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毛泽东也持开放的态度：“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在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中国军事造船工业得到快速发展。1961年，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成立，自此，我国开始自主研发导弹驱逐舰等军用舰船。1968年，我国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济南号”正式开工建造，1971年12月31日交船完工，人民海军第一次拥有了自主研发的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水面舰艇。1968年，中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核潜艇开工建造，1970年12月下水，1974年8月1日正式交付中国海军服役。

　　海军是一个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军种，专业化要求很高，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海军人才队伍建设主要采取两个路径：一是对原国民党海军将领及其部队的投诚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再培训，二是从解放军陆军部队中抽调人员，进行专业化知识和技术培训。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当时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加入中国人民海军。毛泽东在嘉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文书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这以后，国民党部队相继发生十余起海军官兵起义投诚事件，为新中国海军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建设打下基础。1949至1955年的6年时间中，毛泽东先后指示创办华东海军学校、大连海军学校、海军舰艇学校等十余所海军院校，为新中国海军建设储备了大量专业化人才。此外，新中国还向苏联派遣了海军留学生。截至1956年，新中国派往苏联海军院校学习的海军干部达294人。这些留苏学员回国后大多走上海军机关和各舰队领导岗位，成为中国人民海军的中坚力量。

四、指导建立海疆治理制度体系，统筹推进沿海地区发展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上特别是近海安全形势依然复杂，海疆治理制度性建设任务的重点，是维护国家主权、海防安全和内河、内海及近海的水域安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统筹指导沿海地区发展建设。

（一）初步构建海疆治理的政策法律体系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改革海关制度”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海关总署。1950年1月27日，政务院第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指出：“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帝国主义者侵犯了我国的海关自主权”，“曾长期地掌握了我国海关管理和关税收支的大权”。《决定》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必须是统一集中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机关。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海关总署的成立，“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海关基本上改变过来，变为中国人民的海关”。

　　自此以后，新中国相继颁布有关航运、海关、海港、禁渔等一系列涉海规章制度。主要包括：船舶管理方面，1950年4月颁布《关于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1957年3月颁布《对外国籍船舶进出港口管理办法》，1964年6月颁布《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海关管理方面，1951年4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港口管理和港务监督方面，1954年1月颁布《海港管理暂行条例》，1950年11月颁布《进出口船舶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海峡管理方面，1956年6月颁布《关于商船通过老铁山水道的规定》;海洋资源管理方面，1955年7月发布《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等等。这些政策、法规的颁布，初步奠定了新中国海疆治理体系的法律与制度基础。

（二）决策制定我国12海里领海制度

　　毛泽东始终关注有关海洋治理方面的国际法的发展潮流。20世纪50年代，“领海”已被世界各国普遍视为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领海宽度，在不同国家中存在较大争论。以英、美为首的海洋大国凭借海军优势竭力维护3海里领海宽度，但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则宣布12海里领海宽度。1957年12月，联合国第一次海洋会议开幕前夕，《人民日报》刊登题为《领海主权与“公海自由”》的文章，对美、英等国3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进行批驳，并明确提出：“按照国际法，各国的领海范围由各国自行规定。”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有关专家探讨领海问题。会上，法学家倪征燠建议设立12海里领海宽度。毛泽东追问：“如果定了12海里领海宽度，那渤海里面还会有公海吗?”倪征燠回答：“渤海中最宽的老铁山水道也不足24海里，这样渤海就成为中国的内海了，我国享有完全的主权。”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为了国家安全和繁荣，应当有个较宽的领海。”9月1日至2日，毛泽东再次召集讨论领海问题。会上，有两位法学专家主张3海里领海线，理由是“如果宣布12海里，搞得不好要打仗”。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时指出：“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

　　1958年9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百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这是新中国维护领海、岛礁主权及相关海洋权益的一部标志性法律。其中关于12海里领海宽度、领海基线采取直线基线法等的规定，关于“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规定，关于“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均是中国内海，“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岳岛、大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在内”均是中国内海岛屿的规定等，成为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出台之前30余年时间里，中国处理涉及领海问题、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权威法律依据。

（三）统筹指导沿海地区发展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中，东、南海上方向一直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和经济封锁压力，加上本已复杂的对台斗争形势，致使广大海疆地区的经济潜力难以被充分释放出来。毛泽东非常重视沿海地区发展建设，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和指导。

　　1956年1月开始，毛泽东多次调研沿海城市建设。他先后视察上海、南京、天津，参观江南造船厂、申新九厂、南京无线电厂、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等，对沿海老工业基地在新中国建设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各部门工作汇报，并形成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关系的重要思想。其中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的关系，均事关海疆地区的发展建设问题。

　　在谈到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提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者充分合理利用。”他说：“上海、天津的企业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并明确指示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1956年3月2日，在谈到沿海工业发展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势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讲到沿海地区工业利用等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毛泽东不赞成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建议，他再次明确提出：“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

　　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毛泽东也多次谈到沿海建设问题。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在沿海工厂生产，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他明确要求：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第二点阐明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综上可见，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海疆安全与发展问题。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和基本国情出发，统筹把握国内国际形势，以深远的战略眼光就我国的海疆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重温毛泽东关于海疆战略的重要思想，对于推进我国海疆治理，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李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