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医药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还直接对中医药工作的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为中医药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度评价中医药的现实价值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在当时井冈山医院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他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讲：“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边区人民政府为此广泛发动医务界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中西医与药铺密切合作，提倡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医团结合作。毛泽东本人也曾因患风湿性关节炎，特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到杨家岭给他看病。当二人谈到中国医学如何发展时，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民情以及中西医并存的实际情况得出的科学论断，对之后新中国一系列医药卫生工作政策的制定具有潜在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卫生形势非常严峻：疫病丛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当时全国西医仅有2万多人，中医虽有几十万人，但却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为改变这种局面，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中医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中医各种学派、各家学说的不断发展，汇集成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巨流，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大有借鉴之处。毛泽东把中医放到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的高度，足见他对中医非常重视。
对中药问题，毛泽东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作出关于中药问题的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1958年10月，毛泽东对几千年来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药学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评价表明，毛泽东不仅把中医药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而且特别强调要充分挖掘其现实价值。
纠正中医药发展中的错误做法
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中医药的发展遇到了一些迟滞与困难。当时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其主要原因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未被认真贯彻执行，在很多方面对中医药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和提高。特别是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规定了一些脱离实际、在当时看来有些苛刻的办法，如规定只有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卫生部或中央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经省和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机关发给中医师证书或考试及格文件者，才能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并转呈中央卫生部核发中医师证书;中医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包括必试科如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传染病概要等，选试科如内科(包括妇科、儿科)、外科、眼科、针灸科、正骨科、按摩科等，完全超出了当时一般传统中医所要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
这样做的结果是，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合格的中医只有1.4万多人。山西省运城专区18个县，竟没有一名合格中医。天津市中医水平是比较高的，但参加考试的530多个中医只有55个合格。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被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审定为临时中医师的3648人，其余实际上被取消了行医资格。1950年曾将审查不及格的1355人通知由专署考试，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许多中医提出的“缓期考试”的要求，结果报考者仅727人，有327人没有通过，引起一些中医的不满。
另外，在具体卫生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没有认真考虑中医的作用，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简单的西医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考虑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中成药;有人发表文章，公开声称中医是“封建医”，鼓吹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中医也应被消灭。
针对上述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953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谈了对卫生工作的意见：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批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十分悠久，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中国人口能达到6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经过一系列努力，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12月13日，卫生部又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开展和推进中医工作。这就为中医药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保证。
提出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
为了统一对中医药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毛泽东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措施，指明了中医药发展的路径。其一，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谈过中西医结合的问题。1944年5月24日，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建国后毛泽东更加重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医药界团结互助学习的决定。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1953年至1954年，中南区、华东区和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西康省、陕西省等先后召开中医代表会议或座谈会，着重讨论组织和发挥中医力量、整理中医学术著作及中医进修问题。中华医学会总会也发出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疾病治疗掌握在中医手里，加强中医工作是一个关系我国188金宝搏网的重大问题。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1956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提高中国医学科学水平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更准确地阐述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中共八大上得到了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后来，毛泽东在艰辛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西医结合的问题阐发了许多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二，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毛泽东不仅从卫生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西医相结合从而取消中西医界限，创造中国统一的医学文化的问题，而且他还提出中西医结合的中心环节，即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他认为，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对此，毛泽东还对西医学习中医、发展和繁荣中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如抽调100—200名医学院校毕业生，集中学习知名中医的临床经验，而且特别强调要抱着虚心的态度去学;再如，各医院还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的道路，而且还明确提出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具体实施意见。
经过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各方面的努力，到1956年前后，西医学习中医的潮流逐步形成。据有关资料显示，1955年底到1956年初，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6大城市先后成立了6个西医学习中医的高级学习班，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1955年底，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的76名有经验的西医参加了学习。他们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该班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并预言“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一班毕业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经过努力，全国范围内西医学习中医的人数大量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并已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其三，发掘和整理中医典籍。毛泽东强调，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首先要重视中医典籍整理。为此，要组织在理论和经验上造诣很深的知名老中医，整理历代有代表性的中医典籍，并将他们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临床宝贵经验整理传授。根据这一思想，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伊始即组织专家整理中医典籍，并编写中医教材9种，成为西医学习中医以及进行中医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在此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等5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和修订，使许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思想，以及对中医药工作进行的具体指导，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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