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苏联哲学的超越（二）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毛泽东对民族文化的要求，第一是科学的第二实事求是第三理论和实践一致。这与《实践论》的观点一致。由于对象是民族大众，不是先锋队---共产党员，更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没有提及理论的阶级性。

　　而实践的主体是千百万革命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期，革命主体不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明确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主体到底是那些阶级，以‘千百万革命的人民’来代替，这是其回避实践的主体，不同时期的变化。马克思的实践是从劳动创造学说演变而来，也是延续了古典哲学的术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也是实践的，其主体是资产阶级。而劳动创造的实践无疑是属于劳动者。没有明确的实践主体，就不能说明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定革命的主体含括那些阶级。主体学是辨别马克思主义与他者的重要工具。

　　实践本体论两个缺陷，第一没有明确主体第二切断了与劳动创造本体的联系，其在主体论和本体论上都存在重大缺陷。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他者区别，除了主体论还需要本体论工具。俄国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获得成功，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他们都是劳动者的解放，是劳动创造的发展，本体论上是一致的。单从主体论上鉴别，固化革命的身份为工人，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曲折和失败。这就是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失败的哲学根源。教条主义对于本体论没有认知，所以形成固化的主体论，照抄书本。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使劳动者‘思维与物质劳动的自由结合’，即劳动者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这是在《共产党宣言》里阐明的宗旨。其余是政治经济论断都是马克思哲学的延伸，具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必须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在革命实践中恰当的统一。

　　《实践论》开篇第一句：“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泽东以其哲学敏锐性，看到了马克思哲学与唯物论的差异。他强调人是哲学主体，本体是生产和阶级斗争，说明了文明前后的社会历史，人的本质运动。从主体论和本体论这两种工具去比较，毛泽东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劳动创造学说契合。唯物论的认知论与马克思的认知论的差异：割裂了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分析到了马克思对唯物论的超越，对其认知论的超越。

　　社会学的真理，需要以主体来辨别。文明社会后，存在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一个阶级的真理必然为对立阶级否认。所谓客观，指同一的阶级的共同认知。主观则指该阶级的不切实际、照搬书本的理性思维。这个主观与客观有着阶级的限定语，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以不依赖于人的物质运动为标准。换句话说，社会学的主客观带有阶级的主体价值观，与自然科学的人类客观是截然不同的标准。否定了主体的阶级价值观，也就失去了马克思哲学的特征，也没什么客观可言，变成了随心所欲的社会学。这就是唯物论进入社会，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唯一论》的客观真理，没有明确的实践主体，没有阐明本体论，混淆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的界限，形成了自以为是的真理。看上去客观，实质上是论者的自我社会猜想，社会学的主观随心所欲，任何阶级只要自称是革命的，都可以应用这种万金油实践理论。之所以说本体论工具同样重要，就是在当代很多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没有深厚的哲学素质，很难鉴定真假马克思主义，很难鉴定社会学‘真理’。在这方面，中国人应该像伟人毛泽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