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马克思到列宁探索的基础上，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探索，形成了独创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包括：建设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实现人民真正的联合;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既要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又要引导和限制;通过发展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走群众路线，防止国家异化变质;社会主义国家要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等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和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既避免了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国家能力软弱涣散，也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国家政权变异变质，形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贡献。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的由来
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工人阶级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上升为统治阶级，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社会成为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消亡不会马上开始，而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才能获得对资产阶级的优势。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做出回答。马克思描绘了此岸(资本主义)和彼岸(共产主义)的景象，但没有回答“桥在哪里”。列宁对这个问题开了个头，建了一个“桥头堡”，但也没有给出应该怎样修这座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没解决好国家治理的问题。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在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等方面也比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初期有很大进步。但苏联并没有善始善终，而是在其国力达到顶峰之后亡党亡国，其失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逐步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宗旨意识逐步淡化，脱离了人民群众。苏联没有回答好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立一套成熟稳定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苏联的教训表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决不是一劳永逸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异化。有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生产关系已经有很显著的资本主义特征，“苏联在(企业)管理上专制或民主的程度、共同协商和参与的程度，以及工人罢工或辞职的自由。如果从这些方面看，苏联工人要比英国工人更‘无产阶级化’”[1]。这表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固然消除了私有制下的劳资对立，为消灭剥削压迫开辟了道路，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如何建立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始终高扬理想信念、保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旧中国的发展，既受到内部封建势力和小农经济制约，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抑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往往是和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诉求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国家治理问题更加复杂：第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既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分(反封建)、又有民族革命的成分(反帝)，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究竟走到哪一步?不同力量可能提出不同主张。第二，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还不得不接受甚至主动采用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具体手段发展经济，社会上小农意识和小生产者意识残留，容易对资本主义抱有幻觉和幻想，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缺乏认识，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既完成“生产力补课”的任务，又坚持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中，无论是集中资源搞建设还是维护国家安全，客观上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这也是很多非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选择。而国家政权越强，也意味着异化之后导致的危险越大。因此，必须面对“强化国家能力”和“防止国家异化”这个两难选择。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反映到国家治理上。
二、毛泽东的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开始。我们认为，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最具独创性的有以下几点。
(一)只有建设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才能实现人民真正的联合，把社会组织起来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近年一些理论把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新中国建立了“全能国家”，挤压了社会活力，应该限制国家权力、搞“小政府”，实行“社会自治”，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不全面。毛泽东年轻时也相信过这类观点，主张无政府主义、各省自决。但历史的进程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权，社会一盘散沙，民众不可能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而只会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利用。为了真正的“民众大联合”，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政权。
如何把基层组织起来，是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的特点是一盘散沙，皇权不下县，主要依靠乡绅治理基层，国家以轻徭薄赋、居敬行简作为最高目标。这固然有利于稳定，但也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国家的需要。近代以来，工商资本对乡村造成冲击，加剧了农村一盘散沙的结构，封建社会本就周期性出现的高利贷和土地分利集团同官僚、买办资本结合起来，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更加阻碍了有限资源集中到实业部门。尽管当时也有一批进步人士希望通过合作化、乡村建设等改良手段把基层组织起来，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保护小农利益、遏制利益集团，那么一切改良措施最终都会沦为利益集团剥削农民的新工具，薛暮桥就指出，本来旨在保护农民的合作社，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权支持，反而和银行资本、地主豪绅联合起来，用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成为剥夺农民的工具[2]。
不同于梁漱溟等改良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毛泽东首创“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是回答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把钥匙，“由于资本统治还存在，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建立与加强人民政权，镇压敌人，巩固国防，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3]”。同旧政权相比，正是由于新中国打破了土豪劣绅、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等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在农村实现土地革命，在城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构建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真正的“民众的大联合”奠定前提。这个原理具有普遍性，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乡村自治，是因为最初从欧洲来到美国移民的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地位都差不多，没有任何贵族和利益集团[4]。
在打破旧的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国家-社会关系，“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5]”，依靠组织力量，弥补了资金和技术的不足，集中资源到关键部门，迅速实现了工业化。通过集体协作、自我管理和服务，以较低的成本举办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中国社会事业发展超越同等经济水平国家。新中国形成了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关系，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为长远利益而做出暂时牺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小农经济对现代化的阻碍。
站在21世纪回望百年历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挫折，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要么国家能力软弱涣散，无法实施长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么政权为资本集团所俘获，造成恶性的贫富分化或者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新中国既超越了封建社会弱国家能力的局限，也超越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局限，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在强大国家的基础上把人民组织起来。然而，新中国的探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何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
(二)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承认甚至主动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但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抑制其负面作用，引导其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社会主义阶段，如何对待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私营经济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等资本主义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又一个难题。
毛泽东认为，既要承认和利用这些因素，同时又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约束和限制其负面作用，让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思想生动体现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两句话上，一句是1956年12月说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6]”，一句是1974年前后在谈理论问题时所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7]”。
表现在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超越历史阶段消灭商品交换、私营经济和价值规律。1958年，一些地方过早消灭商品交换、消灭工资制、消灭货币、实行物资无偿调拨，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和制止。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8]，尽管后来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潮违背了这一设想。
另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乃至价值观，以至于使国家政权改变性质。典型的体现就是，在建国初期关于农村合作化的争论中，毛泽东允许在一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发展，但同时又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而不能停留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并且指出了其科学依据：组织起来也是一种生产力，能够促进农业增产。60年代初，毛泽东可以允许在集体经济内部探索各种各样的生产责任制和分配制度，但是底线是不能改变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他说：“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9]”。
既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又利用国家政权引导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认识，单说哪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因素，看似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政治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引导、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关键就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用国家政权和民主制度来约束资本特权、遏制市场失灵。这是毛泽东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依据。反过来，如果政权不能有效地遏制资本主义的弊端，那么也会影响政权的性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大胆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私营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两个毫不动摇”，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而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要步骤。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抑制市场失灵、维护人民共同利益，能够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强调，从毛泽东到今天，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仅仅是出于理论和信仰，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那些全盘追随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并没有走出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反而陷入依附地位。特别是苏东、拉美一些国家，认为只要政府放弃权力，拥抱市场化和全球化，就能很快发展起来，结果事与愿违。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结果使土地和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之所以中国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中成功创造经济奇迹，在于坚持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既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关运行机制，又能够及时遏制和弥补其负面作用。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暴露资本主义的矛盾，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会更加深入。
(三)发展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实行群众路线，让人民直接管理上层建筑
苏联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存在着异化变质、走向人民利益对立面的风险，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至迟到1956年，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异化?起码有四个方面理由：
一是哲学层面，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出发，批评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矛盾。他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10]”。
二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毛泽东认为意识有相当大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不能自动解决思想观念问题：“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11]。他将“资产阶级法权”概念作了引申，用于表述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消除了由占有财产的不平等带来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仍旧存在着由分工、职业、地位不同而带来的不平等权力。
三是旧社会的残余不免对党产生影响：“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12]。
四是官僚体系内生的官僚主义。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内形成官僚主义侵害群众利益，是事件的根源。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始出现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情况，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13]，毛泽东说，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的做法是，走群众路线，实行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毛泽东认为，同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相比，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个权利，其他的权利也会失去。“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14]。
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主要是在基层单位中推动经济民主，让普通劳动者参与管理。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一长制”提出：“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1960年，他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是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时专门讲话强调民主集中制。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经济民制度，普通工人和农民对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政治上，毛泽东防止国家变质变异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实行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让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精简官僚机构，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等等。提倡“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提倡干部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然而，由于种种复杂情况，毛泽东的设计并未很好地实现。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色调。他的最后一首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是通过赞成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国家能力，减少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他反复强调，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新的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还都不巩固，坚决要避免中国走向这条道路。
今天看来，毛泽东在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异化方面的探索，不能说完全找到了答案，他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并建立一个成熟、完善、定型的制度，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错误，这是历史的遗憾。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形成的剧烈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也不同于苏联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阶层分化，中国努力缩小精英阶层和工农群众之间的差距，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公平的社会。这些做法，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凝聚了人心，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起点，还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悲剧。这是毛泽东关于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异化思想的积极意义。
(四)社会主义国家要掌握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
除了“硬的一手”，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软的一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那就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意识对物质起的反作用是巨大的。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让劳动者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权，但是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斗争还很尖锐。如果社会主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能占统治地位，那么国家政权就在思想文化上丧失了合法性，社会主义仍然可能失败，劳动者的政治经济权利还可能失去。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艺工作，这也是他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先要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要积极进行思想斗争，注意防范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同时毛泽东认为，不能用简单的、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处理，而要进行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和批评。
在理论工作方面，毛泽东认为占领理论制高点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这是符合共产党的定位的，因为共产党要走的是新路，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缺乏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进行理论建设。“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5]”，一直到毛泽东晚年，他始终强调要全党“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在文艺工作方面，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之一。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关注文化领导权，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泽东建国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16]。毛泽东文艺观的基本内容是，文艺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应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在思想、理论和文艺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高了人民对国家发展长远目标的认同，也转化为投身经济社会建设的动力。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早期，仅仅通过物质动力来调动人民建设的积极性，是缺乏足够条件的，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公认的、长远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很难形成社会共识的，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和动荡。新中国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文化建设，让人民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共同信念，“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述往事，思来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期。尽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仍然是党执政的一个核心课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的延续，就是要在新时期回答“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课题。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是在新时期对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主义。第二层，坚持社会主义要体现在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上。在实践上，党中央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党的作风。坚持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协商民主，涉及人民利益的事和人民商量着办。坚持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强调“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文艺为人民创作的方向，等等。
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社会矛盾和各种思潮，重新思考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当前改革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改革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决定的，也是现实决定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上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我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需要长期面对资本主义占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国际格局尚未改变。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理由，今天仍然成立，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制度优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抑制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缩小阶层差距、遏制利益集团，使市场经济服务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国家，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人民共同利益的维护者，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市场关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
——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把群众路线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各项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对各项改革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发展协商民主，建设在劳动者共享政治经济权利、广泛而有序的直接政治参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人民社会”。
——要加强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用有感召力、有理论力量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团结党和人民，让舆论和文化艺术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发扬这些优势。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国家治理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一切正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毛泽东同志开创性地提出了如何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长治久安的问题，并为之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继续“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以新的成功实践不断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江宇，北京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北京 100010)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前线》2014年第1期。
[2] 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3] 郁建兴：《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学说新论》，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4]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载《科技文萃》，2001年第11期。
[5] 韩奇：《毛泽东地方分权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6] 郭为桂：《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载《东南学术》，2011年第4期。
[7] 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1] [英]安东尼·克罗斯兰著，轩传树等译：《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2] 薛暮桥：《中国农村问题》，载《薛暮桥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66页。
[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1482页。
[4]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3页。
[5]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0页。
[6]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70页。
[7]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72页。
[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44页。
[9]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44页。
[11]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 833页。
[12] 参见《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3-415页。
[13]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400页。
[14] 参见《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1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16] 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参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3071187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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