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中医曾救了我和弟弟的命

　　我三周岁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年代。爸爸因为参加我们县的第一个钢铁厂的建设非常忙，常常几个月不回家。我妈妈在生产队设在田间的大食堂里做饭，也经常不回家。比我大四岁的大姐，经常背着只有一岁的妹妹，拉着三岁的我，到地里去找妈妈给妹妹喂奶。从我们家到地里的大食堂有两公里远。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正是收庄稼的大忙季节。一天，大姐背着妹妹，拉着我的手，到地里去找妈妈给妹妹喂奶。给妹妹喂完奶，大姐就背着妹妹回家了。只有三岁的我，觉得在地里玩比在村里玩更有意思，就没有跟着姐姐回家，在地里跑着抓蚂蚱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跟着大姐回家了，我大姐则以为我跟着妈妈在地里。那个时候大姐也只是个七周岁的孩子。

　　我在地里玩了一下午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了。那天晚上下了雨。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发烧，左大腿上有三个好像被虫叮咬过的红点。我爸爸带我去看他们的厂医。厂医给开了一些药。吃了几天药，发烧好了。但腿上的三个被虫咬的地方开始感染，扩散，面积越来越大。厂医建议到县医院去就诊。那个时候，职工家属到县医院看病，报销百分之五十的药费。当时县医院刚分来一个山大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大夫，他后来在即墨工作了一辈子。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叫杨维骏。当时给我看病的就是这位杨大夫。我母亲每星期背着我去看这位杨大夫一次，他每次的操作基本是一样的，用剪刀把我腿上的腐肉剪掉，然后往创面上涂当时最好的西医外伤消炎药膏“消治龙”。在他给我治疗的一年当中，我腿上的那三个感染点蔓延开来，连成一片，并开始往小腿溃散，最后小腿跟大腿粘连到一起，伸不开了。我不能走路了。一年当中家里花掉一百多元，这在当时已经是普通家庭的所有积蓄了。更糟糕的是，治疗一年后，他告诉我妈妈，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药对我腿上的疮毫无作用。让我母亲另请高明，不要再去找他了。

　　在当时，杨大夫是县医院的外科专家。他说没有办法治疗了。无疑是判了我的死刑。邻居开始说我得的是“大疮”，没得治了。我父母也准备放弃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熟人告诉妈妈，离我们家三十里远的城阳镇有一个老中医，可能治好我的病。母亲背着我走了一上午，找到了那个老中医。妈妈跟老中医说，大爷，如果你治不了我孩子的病，我不怪你。因为我们县医院的杨大夫都治不了了。我背着儿子，走了一上午才找到你，你治不了，我就不再来了。那个老中医说，你儿子的病不是不治之症。我给你一副药，你回去给他涂五天。然后你再来一次就行了。保证十天内让你儿子下地走路。我妈妈花了五毛钱，买下老中医的药，半信半疑的带我回了家。

　　第二天，我妈妈和我四姨按照老医生的嘱咐，让我爸爸和四姨按着我，然后点燃农村过年用的用羊油做的红色蜡烛，烧着老人给的药，让蜡泪和药滴到我的腿上。蜡泪伴着药滴到我的伤口上，痛的我要死要活。但是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我腿上的疮的周边开始结痂，停止往外蔓延。到第四天上，我腿上的疮都结痂了。更离奇的是，我的大腿跟小腿不连在一起了。我能够下地走路了。到第五天上，我妈妈能拉着我的手走着去看那位老中医了。那个老中医检查了我的腿，说不需要再用药了。你儿子已经好了。我这个被西医判了死刑的人就这样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我的弟弟比我小十岁。在他五岁的时候，一个大热水瓶在他头上爆裂，开水从他头上浇了下来。浑身烫伤面积超过被百分之八十五。他的头发都掉了，头肿的像西瓜那么大，眼睛也睁不开了。县医院拒绝收治，他们说医学史上，烧伤面积这么大的孩子，治好的记录不存在。我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只能守着弟弟哭。弟弟睁不开眼，用他的微弱的声音说，妈妈不要哭了。就在我们全家一筹莫展之际，我们村里的袁友魁老人，他并不是医生，说他有一个偏方，能治好我弟弟的烫伤。他给了我妈妈几个自制的像核桃大的黑药丸，让妈妈用黄酒润开，涂抹到弟弟的烫伤处。那个黑药丸发出一种非常臭的味道。但是这个药涂到的地方，一直很干燥，蚊子苍蝇不叮咬，烫伤处一直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慢慢的弟弟的烫伤开始结痂，头部消了肿，眼睛慢慢睁开了。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头发也慢慢长了出来。因为没有感染，他的脸上，头上，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疤。没有人能看出他曾经经历过那样一次致命的烫伤。

　　后来，县医院的人听说了袁友魁老人的秘方，就找到袁老先生，让他把药方献出来。袁老先生不愿意。但愿意到县医院去为他们制造那种药丸，做了好多年。后来，我考上大学，听村里人讲，袁老先生的子女中没有人愿意继续做老人秘方的传人。因为制造那种药丸的过程很难闻的味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县医院是否把老人的秘方继承了下来。也不知道袁老先生的子女中是否把这个能够治疗烫伤的灵丹妙药的药方保留了下来。

　　我一直没有忘记当年救过我命的老中医。一直想找机会去看望那位救命恩人。但是后来求学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后来又出国定居。这个愿望就一直没有实现。也因为我当时太小。妈妈也忘记了那位老中医的地址。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中国民间流传的各种中药偏方集中起来，为人类的救死扶伤作出贡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个人是很难完成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应该尽早开始这项工程。广泛征集中国民间的偏方。给拥有这种偏方的中医非遗专家的称号。国家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从事这项工作，也应该开设一个专门的网站，记录所有这些中医和民间拥有这种偏方的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让有需要的病人跟他们联系。

　　中国有好多人质疑中医的科学性。我认为那些质疑中医科学性的人，根本就没弄清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中医通过几千年的实验和证伪，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救死扶伤的偏方，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一个伟大的宝藏。中华民族有义务，有责任把中医发扬光大，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新的贡献。在这次应对武汉冠状病毒爆发的疫情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