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资本论》具象法之四(理论大结局)
实体象与工具象
——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再探究
【作者按】现代化的研究是实体象转入工具象。连结二者是主体范畴与经济范畴。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是对“实体象”的对象性锁定,确定“由道及象,由象索识,由识而知”的范畴定制原则。以著名的“商品两因素”(道器两仪)为例,写就物象的是工艺学的使用价值,只有价值规定(质与量统一的主体的异化关系)才构成“主体象”(与古代共同体社会“君子之气”相对立的“死劳动”——物化劳动象)。作为道器关系的矛盾具象,使用价值与价值主体范畴分别引出其在商品社会所对应的经济范畴——劳动分工与商品生产劳动,从而表明是“价值”绝非劳动本身(“真正的劳动”即劳动主体范畴)、更加不是使用价值(各种商品“物象”),连通商品世界的对象历史。象的起点不是图,是宇宙本身。图,是象文字的历史起点。可见,“具象”(无论图文并茂抑或大象无形)针对的始终是范畴法。相较而言,抽象劳动是一项客观知识,直指商品“异化兽”的经济共识。一旦认定“资本=投资”,否认资本原罪的原始积累,否认利润索取来自资本积累,就陷入新古典术语所集成的边际主义的分析思路。所谓资本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西哲及其社会学的流行用语,其反映资本家内心对于“资本善”的认知诉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区分必要价值从而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乃至区分价值本身和资本的剩余价值,目的就是区别算法生产方式和算法恶。如果资本不是分配关系的算法恶(从价值恶到剩余价值恶),又怎会严重依赖于算法方式呢?很明显,机器及其衍生形态(包括信息、科技、数字和信用)乃是资本所依赖的能够称得上“算法文明形态”的东西。资本恶本身包含了算法文明和算法分配恶,但它完全排除劳动工艺学意义的文明规划;劳动美学是不在场的,在场是范畴“孙行者”“孙悟空”,——以“陶行知”“陶知行”为方法论。在革命词典里,价值理性为“价值象”(实体象)替换,工具理性则被工具象的术语所替代。盖因工具象支配着工具理性,工具象自身也由资本的价值象所支配。导致自“资本恶”切入机器的分析机理,由实体象而工具象,便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路线进行。机器的生产方式(作为“技术兽”)始终是抽象规定,机器和生产关系的结合则是“工具象”的具体知识。机器形式是资本恶在先进的生产制度意义项下所借助的特别的社会形式——经济形式、政治形式乃至思想文化形式。这给了要素论由“知”而“识”的可乘之机。由“贾知知”到“贾浅浅”,资产阶级理论教科书为知而知,人为制造了现代文明的景观理性。
“《资本论》具象法——有机构成与理论体系形成探究”第四部分
主要矛盾——如上文提到的现代化矛盾,是矛盾的实践类型。有机构成所突出的就是这种类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和Pm: A的道路通史有关,然则,它的实质内容是阐明机器的从无到有以及转化形态及衍生形态的各种社会规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和A:Pm与Pm: A通史关系的处理有关,由此引出劳动者的各种历史考察以及主体的经济社会形态考察。
这表明,“现代化理论”归根结底是有机构成意义的现代化路径探究——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机器本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劳动者本位,而无论是哪一者都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对工场手工业的历史研究与讲述。《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现代化命题的掌握正是基于机器的历史产生、它的资本主义利用以及围绕着这个物质基础。“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才能生产其他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86-387.】
“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畅地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
【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6-187.】
进而,“由积累提供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等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一方面,在由于集中而加剧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劳动者。另一方面,旧资本周期地经历的技术变革和相应的价值构成的变化使它越来越多地排斥以前它所吸引的劳动者。”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66.】
“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所以剩余价值本身也就好像从总资本产生,而且同样地从总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有机差别就在利润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一般利润率,从而与各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既定量资本相适应的平均利润一经形成,情况就不同了。”
【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7.】
同时,“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
【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 机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表征
对机器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形式、流通周转形式及竞争分配形式的分析表明:机器是资本主义进程的“现代化表征”。这促使马克思深入探究它的历史来源和根据,最终得出结论:“作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产物的这种工场,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劳动不再成为调节社会生产的原则。一方面,技术上不再有必要使劳动者终生适应于某种局部职能;另一方面,这个原则本身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72.】
矛盾不仅仅是结果,同样是发生;历史也不仅仅是结果,同样是发生。《资本论》指示的“总公式矛盾”不仅是一个总的历史结果,而且恰恰是历史的开端——历史发生的矛盾展开。这意味着靠“逻辑定义”为唯一手段的叙说已经无济于事。那么,教科书该如何安排“发生的矛盾”的叙述形式?马克思对总公式矛盾的处理方式是“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理论关系,即处理机器的如何发生与机器的如何成长。
机器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具体——工艺学的历史具体,其次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抽象。它作为理论具体是把实践理论化,由此有了马克思的这种理论说法:“以分工为基础的这种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38.】
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是马克思的命名,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进程主要矛盾的具象发生。历史具体(抽象)→理论抽象→理论具体,显然,这指示了总公式与生产一般的统一,以理论抽象为中介的历史具体和理论具体结合,展示的工作路线是“历史本位——理论定位——逻辑本体——实践本相”,“于是,逻辑推进线路更正为:对象(抽象和具体)——思维(抽象和具体)——知识(抽象和具体)”。工作链条的进阶是形成“思维具体”;“这显然意味着‘大写字母’意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知识生产,体现了对辩证法的方法论构造——对象(具体—抽象)——研究对象(抽象和具体合一)——知识理论建构(抽象—具体)——实践化思索。”
【注:许光伟.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再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6-17.】
由此,《资本论》具象的机器研究线索包括:1.实在→具体→(在工艺学中形成)历史具体的运动环节。这就是劳动资料的工艺学形式研究,“劳动资料是人置于自己和他的劳动对象之间作为自己的活动的传导者的物或物的综合体。”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67.】
2.历史具体→抽象→理论抽象的运动环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展示了机器的从无到有,为了整体调查与勘探这一历史状况,马克思研究了工场手工业的整个机构,耙梳它的全部的历史,从中区分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马克思指出,“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产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工人之手,其中没有二个人是完成同一种操作的。”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46.】
“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也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但是,工场手工业所要求的分工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2.】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说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当然是一个理论抽象:“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就是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的无意识的创造物。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十分广泛的基础,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形式……(以致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出现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整个的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67-368.】
并且,这里已经显示:“从抽象规定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三篇)出发,到特殊规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由此,“每一‘一般(抽象)—特殊(具体)—个别(具体)’序列的实践发展都表示‘总体建构’的一次完成。这表明,总体和它的思维形式的发展是同步的。”
【注:许光伟.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再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6-17.】
3.理论抽象→(逻辑上升到)思维具体→(重回)历史具体运动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形成的“理论抽象”是一种生产关系范畴,从而,机器不是别的经济形式,乃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分工。”
【注: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但不是特征形式;在机器时代,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原则已经并入机器体系,作为机器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利用机器系统进行经济关系协调与生活统治的基础。机器是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分工,从而是生产方式的特别具象,它的根基是特殊规定的矛盾。这些是理解“简单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钥匙。】
它表明:“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分工不可能采取别的形式。”机器手段或者说“无非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靠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增加人们称之为国民财富的资本收益。它创造出保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新条件。因此,它既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然的阶段,又表现为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注: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68.】
这种技术分工形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路径于是成为“社会形式的运动规定”,“并说明‘生产总体’总要向着社会统制的系统前进”,“这决定必须从‘现实的机体’即个别的总体中提取规律认识”;然则,“总体的发展以思维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总体思维约束下的客观知识’。显然,这是从对象思维出发的批判路径的逻辑知识生产”。“在这项社会客观知识下,流通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的条件和形式系统’的分析……这使得关于‘社会总体’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分析终归也成为起点的规定……它是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在现象过程的统一。‘资本总体’概念于此才真正地开始形成,因为一个有了流通规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就实现了对‘三位一体公式’的全面克服,关于‘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一次从思维上被具体把握,形成有抽象规定内置其中的‘思维的具体结构’。”
【注:许光伟.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意蕴——再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及其时代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6-17.】
机器成为资本形式以及机器的资本形式再度成为流通形式,都不过是巩固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机器的物质基础是现实基础,同时是统制的系统内容和形式,从而是经济基础,作为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和调节工具,机器形式甚至是上层建筑的直接组成内容和组成形式,各种转化形式的社会机器和衍生形态在现代资本主义生活中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角色,行使经济权杖和超经济的统治力——而这就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逻辑”。对机器形式本身的治理仍旧整体服从于资本的再生产策略和集体分配的需要。
以上对《资本论》机器研究的概述,从另一角度实证与演绎了马克思对“有机构成”实践路线的解读: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它说明了剥削手段和条件的具象的全过程。这对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疑提供了反面的启发。 具象归根结底是实践逻辑
《资本论》具象法的立足点从而是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并且更加关注财产本体的抽象统治如何转化为“资本的具体统治”——它的策略和手段工具。资本统治的同质空间旨在从抽象出发,把一切“具体理性”摄入自己的统治规定,成就“资本=剩余价值”这一价值抽象性的特殊社会理性实体。抽象性是资本统治的实体,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就实质内容而论,资本主义生产唯一性的根据是抽象统治,这个规定性的核心出处乃是“资本主义经济五行”(G—W……P……W′—G′),在于这个五行循环运动的中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进行系统维护、运行与统治的“绝对真理”。
为了完成抽象统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得不变身为理性同质系统,使剩余价值成为目的理性的“唯一者”:这可能引导人们对“抽象”的把握,是从畸形化和异化形式上思考“抽象的发生”,并倾向于用它直接替换和认识覆盖“具体本身的发生过程”。但就资本主义统治既通过资本、又通过机器而言,它们既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作为统治手段的每一方又都同时是“抽象和具体”;统治形式是否抽象或具体,亦需要从统治方式的技巧和隐蔽性程度的结果上进行判别。因此不能将抽象仅仅视为理论的元素和逻辑的行动,它必须同时甚至首先是实践的元素和历史的行动。另外,抽象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思想单元,乃是范畴家族的有机联系。其不是从一个预设的理念范畴(就像理性假设那样)如价值,演绎一切价值形式直到价格现象运动。抽象统治的本质内容包括阶级关系统治和拜物教的意识形态统治,决定具象必须包括全部的内容,包括这两方面的抽象和具体的结合。
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实际指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两次运用:一次作为思想形式的“结果—发生—发生—结果”,一次作为和实践配合的行动路线即“起—承—转—合”;由此达到的奇妙效果是使发生学成为研究方法的工作逻辑,普遍的形式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有机联系是总联系的“范畴”。这一规定使唯物史观处于工作的状态、实践的状态,而破除了无方向的循环解释神秘,提供道路和系统的母子体用思考理性维度。 理论大结局
以最高范畴而论,天——气——道——象,为中国人的具象法。归纳起来看,中国具象包括四方面内容:形象,物象,意象,抽象。以此观之,中国人的文化观不是感性和无逻辑,是以直观和领悟为第一元素。在其看来,宇宙根本上是一连通器,在理解上唯有运用“象思维”。中国的主体审美曰“象”(托物的象、意念的象)。舞蹈水袖,建筑飞檐,书法狂草,意境禅宗;小桥流水,芦苇戏鸭,人剑合一,鲲鹏展翅。这些无不贯通“物象”和“意象”,具象一如。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境不自境、因心故境,说的乃是象思维的构境法。无一例外,这都是主体在“说”。人始终是托象的主体因素。万物和人须臾不离。阶级问题更是如此,曰:
恶 为 阶 级 名
范 畴 具 象 生
我 欲 乘 风 去
概 念 缠 吾 身
—— 阶级 · 绝句
商品,首先是道,其次是象,最后才是黑格尔逻辑的改造和运用的问题。抽象只是象的落脚。象思维的要点在于以对象解象,以规律解道。主体(Juche)是宇宙本身。这是典型的象思维。于是,应当结合中华思维学考察阶级用语的“象、物、精、真、信”。象为首,信为落脚。在思维形式上,价值是市民阶级的“信”——主体共识。价值来自劳动,价值是劳动的异化象,彻底背叛了劳动美学。
有机构成的抽象和具体让“总公式—生产一般”成为连体的思维工作形态,也就迫使比类成为对取象的客观反映、综合成为对分析的客观反映、具体成为对抽象的客观反映乃至演绎成为对归纳的客观反映。
这些反映形式由此获得科学认识的理性,成为具有“批判力”和能够服务于阶级分析的理性工具。
(文章全部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