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县城婆罗门”垄断地方社会的发展资源，以至于青年人出逃的讨论引发热议。近些年，在大城市饱尝生存压力的青年人，掀起了“重返县乡”的迁移潮。这当中，有的人得到了自然与乡土的慰藉，有的人汇入了乡建的行动框架探索在地联结，也有的人苦于地方的封闭和贫乏。这些多样化的体验，牵出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发展的诸多议题，例如，在变动的城乡关系中，如何助力青年激活自身的能量、探索适宜的生活方式，外部资源的引入如何重建、再造本地的禀赋，一向被视作落后的乡村，如何为城市文明解毒？
本文从一处名为“四十七树”的民宿说起，细数了文旅乡建为福建屏南龙潭村带来的风貌变化。创始人林正碌从一间画室做起，将一度人丁凋敝的“空心村”，打造为远近闻名的创意“文化硅谷”与古村落保护基地。大量数字游民来到龙潭，与当地居民携手，在乡村找到一种“叠加式”生活的可能。四十七树的故事，折射出我国当下发展进程的微妙变迁：空间上，城市与乡村、外来与本地的界限正变得愈发模糊；观念上，传统农业与现代生活，也不再截然对立。苦于内卷竞争、价值异化的年轻人，不再执着于大城市的同质化生活，转向一度被视为“现代化障碍”的乡村——它不是寻求“躺平”生活的出口，也不再是逃避残酷竞争的桃源，相反，乡村有可能成为一片迥异于城市的实验场，打破资本主义垄断的规范化价值体系，寻求另一种想象城市、重造社会的现代化方案。四十七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样本。更多的问题，依然有待探究。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作者：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四十七树：另一种现代化愿景
“四十七树”是一个建筑群的名字。它坐落在福建省屏南县一个叫作龙潭的小村里。龙潭村现在是媒体的宠儿，来自全国和世界的游客，在旅游旺季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这里并没有特别的风景，吸引媒体和游客的，是它独特的人文景观。
这个曾经的空心村，沿着龙潭河道把一座座破败的老屋修缮成古香古色的民居，新老村民利用这些焕发了活力的老屋开发各种业态。他们耕作养殖、开民宿、开书吧、经营饭馆、酿造黄酒和啤酒、烧制土窑；他们绘画，作曲，从事舞蹈、戏剧表演，不时举办音乐会，开各种工作坊；他们品尝咖啡，制作各种中西美食，进行多项烹调技艺比赛……当地政府把这里百花齐放的业态称作“文化创意产业”，文创不仅带动了旅游经济，更让村民酝酿出属于自己的品味。众多传媒的介入和自媒体的流行，固然使龙潭村的人们镜头感十足，但是他们享受的与其说是出镜，不如说是生活本身。
在龙潭村闽中风格的建筑中，四十七树独具风采。它不仅规模远胜于其他民居，而且复杂程度也非其他建筑可比。与其他修缮的老屋尽量保持原貌相对，四十七树是完全重建的。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规则，不对称，错综变化，无规律可循。
四十七树的入口从村民的原创音乐吧开始。拾级而上，右边一片露台，左边一两个低调的院门，进去后却豁然洞开，眼前是玻璃墙二层结构的四十七树艺术馆。沿着艺术馆前木制的回廊，左拐右拐，可以依次走到茶歇室、居酒屋、餐厅；餐厅对面上一段台阶，则可以进入四面玻璃墙的学术研讨室，再拐一个弯，是手作IPA啤酒工作室，它邻接书屋咖啡——不规则的里外套间敞开式书架上，陈列着相当齐全的世界文学名著。富于变化的回廊通道和拒绝重复的房屋设计，使每一处厅堂都能在整体中占据特殊位置，它们既开放又独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略高于这一片区域的，是设计者林正碌称之为“艺术套房”的酒店区域。有八间套房已经完工，相互间结构完全不同。它们明亮舒适，各具特色，设计者在追求独一无二这一点上，可谓下足了功夫。
四十七树本身就是一个园林。这个建筑群不需要借景，它就是风景。这里从前是几户村民荒废了的宅基地。主人进城打工去了，废墟上长满荒草藤蔓，还挺立着总共四十七棵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林正碌租用了这块大约一千平方米的宅基地，买下了房主们打算砍掉的四十七棵树，让它们构成房屋的一部分。这种把树木盖进房屋的设计，后来成为林正碌的建筑风格，还影响了当地很多居民。在屏南的一些村落里，人们以各种方式把树木组合进自己的露台、屋角。这种设计，把有限的室内向室外的大自然开放，无形中扩展了人们的空间感觉。
我跟随林正碌参观千回百转的四十七树，听他讲解设计理念。他说，大城市里的建筑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多以单一功能为中心，复制同样的格局，五星级酒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种建筑压迫感十足，人在里面感觉到自己很渺小。四十七树不同，它浓缩了AI时代的精华，以叠加式为特征。这个建筑群没有中心，它由很多功能各异的局部构成，因为保留了每个局部的个性特征，四十七树解放了人的感觉。
林正碌是福建莆田人。他个性桀骜不驯，半生特立独行，没有科班训练却敢于挑战专家垄断的营生。早年，他曾经在上海经商，在深圳策划过油画村，后来，无师自通地开始绘画，并开设公益绘画教室教人作画。他抽象派风格的油画在艺术评论界成为话题，但那并不是他的志业所在。
林正碌很早就透过互联网观察和参与世界的变化，建立了自己的朋友圈，坚持直播，有遍及各地的粉丝群。他认为，大工业时代在今天正在被AI时代取代，人们的空间感觉必将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的基建工程覆盖了大部分国土，多数乡村有了四通八达的柏油路，通水通电，互联网也连接到了偏远村落，那么，身处乡村和身处上海，对于个体来说，已经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巨大的差异了。既然实体空间在过去时代的重要性正在消失，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大城市？
林正碌结束了在上海多年的事业，辗转国内各地寻找实现梦想的地方。他最后回到了福建，在进行了前期考察后，敲开屏南县委宣传部的大门，直接向副部长张峥嵘提出了诉求：我要开展绘画公益教学，推动这里的文创产业，我要在这里建立创意硅谷！
那是2015年的事情。
屏南县委县政府大院很独特。它没有区隔外界的围墙，更没有把守大门的保安，附近的居民随时在它的院子里打篮球、跳广场舞。正在为如何保护屏南古村落绞尽脑汁的张峥嵘，与林正碌一拍即合。时任县政协主席周芬芳，则成为林正碌的有力后盾。
关于林正碌落脚屏南的前前后后，沉洲著《乡村造梦记》有详细的记述：“大半年时间里，林正碌凭着一股执拗劲，前前后后去了二十多个地方，都不受待见，或不在一个思路上，最后铩羽而归。……他的原则简单明了，哪个地方的县领导说，我这个地方可以试一下，他的理念即刻落地。”
屏南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贫困县，当地青壮年多外出打工，老人儿童留守的空心村很多。但这里的古村落虽然凋敝不堪，却还保留着昔日余温。由周芬芳、张峥嵘引领的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专班，十分看重这一点。沉洲写道：“同样都是偏僻破败的乡村，这里的古村落人文厚重，拥有数百年沧桑的自然、人文原生态，这恰恰是文化创意产业所倚重的。”
在县委县政府的援助下，林正碌在屏南漈下村、双溪镇、龙潭村等地先后创建了公益画室，并在多个村庄推动古村落保护。他的好友程美信也来到屏南，以不同于林正碌的理念投入了古村修复和儿童教育等文化事业；复旦大学的张勇、中国美院的陈子劲，也先后在屏南建立了本校的文创基地，持续引导高校学子进入乡村；还有更多的当地能人，投身于破败旧宅的保护与修缮。十年之间，这个昔日的贫困县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还是有些村落面临凋敝消亡的危险，但是，屏南发生的变化依然是惊人的。它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外来人落户，发展各种文化业态，在青山绿水间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正是这些人文景观引来大量游客，并使得外出的本地人开始回流，在家乡创业。
林正碌的画室被公认为是这一切变化的起点。画室的基本成员始终是当地留守的村民，以老人和孩子居多。他的绘画教学有个特点十分吸引我：他反对学员临摹现成作品，要求他们画出自己直接观察到的对象，不受制约地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起点上，“不受制约”成为创作的信条，这当然意味着绘画这件事不再是美术学院造就各种画派的途径，它另有功能：屏南的画室轮训出大批精神充实的普通人，他们通过绘画找到了自信。不仅如此，画室还造就了一些举办个展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有的写实，有的抽象，有的画作还被选送出国参展；但重要的是，绘画在这里并不是职业，即使那些成功了的画家，也仍然是营造着乡村生活的村民。
林正碌举办画室时的一个口号，已经成为屏南的流行语：“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话不免让人想起王阳明那句脍炙人口的“满街都是圣人”。当圣人走下神坛之时，圣人之道才能存活于人间；当普通人通过艺术修养自身时，生活也就变成了艺术。今年杨弋枢导演执导的影片《内沙》，主演张丹就是来自四川的屏南新村民，这位热爱影视表演的年轻人，平时献身于乡镇儿童成长的陪护，从事大量细致的心理辅导工作；她饰演片中的小余时，乡间的日常给她的滋养转化成了艺术创造能量。
“人人都是艺术家”还有一个脚注——“人人都是多面手”。参观墘头村时，我走进一个小店，里面有个年轻人正在为客人理发，旁边设备齐全的咖啡间里悬挂着“手冲咖啡大赛”一等奖的证书：这位理发师还是精到的咖啡师。环顾里外开间的店面，墙上挂满了店主的油画作品，咖啡间柜台里还有尚未完成的画稿，色彩相当前卫。我不由得想起网上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调侃：“不想当好裁缝的司机不是好厨师。”在屏南，不仅这句调侃变成了现实，这个现实里还包含了网上流行语没有的内容：艺术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上”行业，在这里只是多面手中的一面，它与理发和手冲咖啡处于同一个层次。这种多面手创造的，就是林正碌所说的“叠加式”生活。这是一种让人敢于发展自身多种潜能的生活方式，它帮助人们摆脱了那些城市中常见的在同一领域内卷的厄运。
在四十七树，不受制约的设计点亮了我的想象——这是一个属于“人人”的世界。在没有中心的建筑群里，很难产生金字塔式的层级体系，也很难扶植绝对化的权威；修建民居的乡村工匠，并不按照同一个标准施工，他们不拘一格却又手艺精湛，善于应对当地风土带来的各种具体问题——农耕生活的非集约化特点，造就了灵活的乡村智慧。
多年前，中国刚开始出现少量IT产业的“数字游民”时，他们向社会传递的信息仅仅是，人在残酷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活在世外桃源。网红李子柒巧妙地把传统农耕转化为行为艺术，制造了新一代人“晴耕雨读”的浪漫想象。那些风景秀丽的乡村，随着旅游打卡热潮向人们显示了它的另一面：它可能是贫困的，却拥有“治愈功能”。然而屏南的创业者们，传递的却并不是这类信息，它生产的不是逃出世外的路径，而是重造社会的哲理。
在屏南，生活着很多来自大城市的新村民。他们多数受过完整的教育，有在城市里就业的经历。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行业，落户屏南的理由却基本相同：在城市里，他们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却找不到想要的生活。
四坪村的咖啡餐厅“森阳里”的经营者马森与李阳，是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夫妇。他们在城市闯荡之后，决定落户屏南。第一次访问屏南时，马森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不是小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我琢磨了很久。第二次造访时，我问他这句话的含义，马森回答说：我们在这里创业，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想为社会做点什么。
马森和李阳在屏南摸索着区别于通行现代化模式的生活方式。他们与村合作社共同经营，把咖啡店开到山上的生态稻田里；他们尝试种植有机蔬菜，跟乡亲们学习耕作与收割；他们与其他村创业的年轻人建立合作关系，参加展销会，发起有创意的活动……
当传媒和自媒体把龙潭等村镇的经验向外传播时，各种质疑也随之而来。最常见的疑问是，屏南风生水起，主要依靠的是外来落户的新村民，他们能改变当地的面貌吗？他们难道不会消耗当地资源，却毫无奉献吗？
我猜想，这样的疑问来源于近年来的某种事实：在一些地方，农村只是疗愈城里人内卷伤痛的庇护所，只是小资情调的另类空间；外来人只是索取，却没有回报。不过，因此断言屏南的新村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并不公道。
当马森对我说“我们不是小资”的时候，他正是在反驳这种质疑。这对年轻人热爱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也在努力回报着它的养育。
诚然，并非所有的新村民都有马森的想法，甚至在屏南某些村子里我也听到当地老人说，外来户利用我们的村子挣钱，这跟我们无关。不过仔细询问可以发现，这些老人的儿孙都外出打工，家中并无劳动力。而在有当地青年回流的村落，新老村民通常会联手创业，彼此很少隔阂。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生活，而不是只在这里挣钱。
这些年，农村的空心化是一个伴随着沉重代价的混沌过程。总结这个过程似乎为时尚早，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空心化使得一两代生命力旺盛的农村青壮年经历了城市化洗礼，今天的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梁漱溟、晏阳初时代。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等方面，城乡差距固然存在，然而城乡关系却正在悄悄重构。构成当今城乡关系的基本要素，甚至很难用“城”与“乡”这两大实体空间加以定位。贫困、封闭、保守等等历来被归结为乡村特征的问题，其实同样在城市里发生；被视为城市生活标配的咖啡、酒吧和西餐，也成为很多村落餐饮业的日常。随着农民进城和市民下乡，原有关于城乡差别的静态想象正在悄然失效，实体空间开始失掉它的绝对属性。
除了土地产权的差别之外，在新、老村民和城里人、村里人之间划出抽象的界限，并不能有效解释屏南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人口大流动中，人们正在以年龄、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为基准发生重组，城乡差别正在日益被其他的差别所取代。如何辨识这个方兴未艾的历史走向，是一个分寸感极强的课题，屏南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新的特征。
也有一种质疑认为，屏南的文创不过是在做旅游生意，这一切跟乡建关系不大。这种理解其实窄化了乡村振兴的含义。旅游生意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它本身就是乡建；但是新老村民从文创中收获的，却不仅是财富。文创帮助他们扩展了仅仅依靠土地产出维持生活的模式，多维度发展自身，建设家园。有村民对我说，哪怕放弃收入，他也不打算为配合游客的欲望牺牲自己的有机产品开发计划，这句话才道出了文创与旅游生意的真实关系。
今年7月，以龙潭村和四坪村为基地，超过250名来自各地的年轻人以“临时村民”的身份举办了“数字游民生活周”。在两周时间里，他们分别组织了近120场活动，大致分为人文艺术、科技、社会组织、健康生活等七大类别。这些活动由所有参与者自主设计和推动，发起者是拥有百万成员的TheSeeDAO，这是一个数字化社区，它的理念是所有参与者在共识前提下实现共创、共享和共治。
乡建领军人物温铁军和他的团队积极参与了这个活动。他们在生活周里启动了“乡建DAO”，召开了数字化转型和乡建3.0发布会。两个“DAO”的合流，具有某种象征性：乡村振兴不再仅止于扶贫和建设乡村，它正在成为引领时代的事业，它在为中国社会探索未来。
随着农业人口的流动与城乡关系的重构，一个深刻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各种资源优势，却并没有给多数年轻人提供选择空间。激烈竞争和内卷带来的焦虑，让很多人厌倦了同质化生活。当年轻人不再执着于公务员的铁饭碗和“996”的扁平人生时，他们转向空心化的村庄。在屏南，接地气的政府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就地现代化”的目标，把发展文创事业作为杠杆，追求人的现代化。数字游民在生活周与“乡建DAO”合流并不是偶然的，这些思考社会重建的年轻人，需要可以让理想落地的空间。和早年的林正碌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屏南。
跟这两个“DAO”的核心人物接触，我意外地发现，这些正在营造虚拟社区的年轻人，跟林正碌一样，也在谋求建立“叠加式”运作方式。这种方式保持个体的独立性，通过共建规则追求整体和谐，它最大限度地挑战了工业文明的同质化、标准化带来的弊端，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启人人共创的前景。
屏南的乡村，正在成为迥异于城市的现代化实验场。它暗示了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事实：一向被视为改造对象的乡村，在它非现代的机制中，却暗含着某些可以转化为现代文明解毒剂的要素。当林正碌把后工业时代的AI逻辑打磨成“叠加式”生活的时候，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隐藏在传统农耕生活种种局限内的开放性元素。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知与保守的陋习，残存在农耕文化皱褶里的各种历史遗痕，并不能钳制乡村无拘无束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如同林正碌画室拒绝临摹一样，通常以“拒绝规范化”为其外在特征。这种对规范的拒绝并不意味着滥竽充数，它挑战规范包装下整齐划一的平庸，挑战权威外表下排斥异端的霸权。当它与高品质创造结合的时候，迸发出的能量足以唤醒内耗中的灵魂。这就是四十七树必须坐落在乡村的理由，也是逐梦者奔赴乡村的理由。当城市文明走向极端的时候，曾经被视为现代化障碍的乡村，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方案：在被垄断资本否定的价值系统中，或许可以转化出更符合人类生存需求的契机，它并非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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