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新：致敬刘炽【大合唱《祖国颂》赏析】

　　刘炽老师在创作交响大合唱《祖国颂》

　　王贵新： 刘炽《祖国颂》大合唱中的声音政治与美学张力

　　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刘炽创作的《祖国颂》大合唱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部完成于1957年的作品，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声乐作品之一，更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集体意志与个体艺术表达微妙平衡的典范。作为一位经历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洗礼的作曲家，刘炽在这部作品中既体现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应，又巧妙地保留了个人的艺术特质，这种双重性使《祖国颂》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宣传品，成为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音乐文本。

　　《祖国颂》的创作背景值得深入考察。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高涨期，文艺创作被赋予了"为政治服务"的明确使命。刘炽此前已凭借《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作品确立了他在群众歌曲创作领域的地位，而《祖国颂》则是他面对"如何用音乐表现新中国"这一时代命题的集中回答。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正值"双百方针"提出后的短暂宽松期，这为艺术家提供了一定的创作空间。刘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在遵循主流艺术规范的同时，注入了自己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刻理解和个人化的艺术表达。

　　从音乐结构分析，《祖国颂》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混声四部合唱形式，全曲由"灿烂的祖国"、"沸腾的祖国"和"强大的祖国"三个乐章构成，形成完整的叙事逻辑。第一乐章以舒缓宽广的旋律展现祖国的壮丽山河，第二乐章通过节奏变化表现建设热潮，第三乐章则以庄严恢宏的气势歌颂祖国的强大。这种三部性结构不仅符合古典音乐的美学原则，更暗合了"过去—现在—未来"的革命叙事模式。刘炽的匠心在于，他将这种宏观叙事转化为富有歌唱性的音乐语言，避免了空洞的口号式表达。

　　在和声语言上，《祖国颂》体现了刘炽对西方古典音乐技法与中国民族音调的成功融合。作品以D大调为主调性，通过属七和弦、副属和弦等传统和声手法构建起丰满的音响效果，同时在旋律进行中巧妙融入陕北民歌的旋法特征。例如第一乐章主题中出现的四度跳进和装饰性滑音，明显借鉴了北方民间音乐的语汇。这种中西合璧的和声处理，既保证了作品的专业性和艺术高度，又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可接受性，满足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政策要求。

　　从旋律创作角度看，《祖国颂》展现了刘炽作为旋律大师的非凡才华。全曲主题鲜明、朗朗上口，特别是"灿烂的祖国"中"太阳跳出了东海"的起句，以五声音阶为基础，通过节奏的伸缩和音高的起伏，塑造出既宏伟又亲切的音乐形象。刘炽深谙"音乐的民族形式"这一时代命题，他的旋律创作不是简单照搬民间曲调，而是提取民间音乐的精髓进行艺术再创造。这种创作方法使《祖国颂》既避免了当时某些作品存在的民间音乐简单堆砌问题，又克服了纯粹西方音乐语言带来的疏离感，在专业性与普及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节奏处理上，《祖国颂》体现了丰富的对比与统一。刘炽灵活运用了2/4、3/4、4/4、6/8等不同拍号，通过节奏变化表现不同的情感内涵。特别是第二乐章中，他采用附点节奏和切分音型表现"沸腾"的建设场景，富有动力感而不失秩序。这种节奏设计既反映了当时提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又避免了节奏机械化的弊病，显示出作曲家对音乐表现力的精准把握。

　　从歌词与音乐的关系考察，《祖国颂》的创作也颇具启示性。乔羽创作的歌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充满了对新中国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刘炽的音乐没有简单地图解歌词，而是通过音高、节奏、和声等元素深化了文字的内涵。例如处理"鸟在高飞，花在盛开"这样的写景诗句时，音乐以向上的旋律线条和明亮的和声色彩，超越了文字的具象描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种音乐与诗歌的有机融合，使作品避免了当时常见的标语化倾向，保持了艺术的完整性。

　　从表演实践角度审视，《祖国颂》对演唱者提出了较高要求。作品既有气势磅礴的全奏段落，也有细腻抒情的分声部处理，要求合唱团具备均衡的声部配置和丰富的表现力。特别是第三乐章中的复调段落，各声部旋律线条的独立性与和声的融合性并存，考验着指挥和歌者的音乐素养。这种专业要求使《祖国颂》不同于简单的群众歌曲，而成为展示专业合唱艺术水准的载体，这也是其能够长期保留在专业团体演出曲目中的重要原因。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祖国颂》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不同层次听众的审美需求。对于普通听众，作品提供了易于记忆和传唱的旋律；对于专业音乐工作者，作品展示了精湛的创作技法；对于文艺管理者，作品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统一"的要求。这种多层次的适应性，使《祖国颂》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引发共鸣，避免了众多应景之作昙花一现的命运。

　　将《祖国颂》置于中国合唱音乐发展史中考察，其意义更为凸显。这部作品代表了1950年代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最高水平之一，为后来大型合唱作品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刘炽在作品中建立的民族化合唱风格，影响了几代中国作曲家的创作思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约束较强的历史条件下，刘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自主性，这种专业坚守对今天的音乐创作仍具启示意义。

　　回望《祖国颂》的创作历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一位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作抉择。刘炽以他的艺术智慧证明，即使在集体主义盛行的年代，个体的艺术创造力仍能找到表达空间。这种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微妙平衡，或许正是《祖国颂》历经时间检验仍具艺术魅力的深层原因。在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中，如何既保持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回应时代需求，刘炽的《祖国颂》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