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扩大化是谁给毛泽东吃的死猫
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1957 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陪同,江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后来对我说过: “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事情源于1956 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 和“波兰事件”之后,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一个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邓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有人甚至说,主席刚刚讲完“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自己就不谦虚了。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前,国际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在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国内很多民主党派的人又都起来兴风作浪。报纸上也说,右派猖狂进攻了,要杀共产党人了,天下大乱了。事情是被夸张得不得了。葛佩琦是个老共产党人,据他讲,他只是向党委提了批评意见,说党委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绝没有说要杀共产党人之类的话。这种意见有什么不对呢?那时,邓主持党的工作,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很快就从党内渠道报送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一时也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使毛主席相信,事情可能在起变化,主席也不愿意右派翻天,就在 5 月 15 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通过党内渠道表明态度,也是提醒右派要谨慎从事。可是事与愿违,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右派,认为春天来了,都惊蛰了,都出来了,都打着响应主席最高国务会议号召的名义,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他们有很多言论,还有很多行动,发动对党的进攻,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 ,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当然,这个要共产党下台,不是说要把共产党人都抓起来,而是说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 。
罗隆基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储安平则在光明日报开会骂共产党搞“党天下”。当时就有人说,大部分民主党派的人都听他们的,民主党派里的左派是少数。史良和雷洁琼还不错,史良把他们的一些内部活动告诉了主席和总理。与此同时,在北大出现了“5?19 民主运动” ,林希翎 5 月 23 号又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类似的大小事情全国还有很多。党内一致意见是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以上这种党内外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外有股很大的势力认为主席的讲话还不够开明,要求轮流执政;党内则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批评毛主席乱讲话。毛主席受到党内外夹击。
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
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 6 月 19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逄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就在第 702 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 ,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邓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 ,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家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 4、5 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同期的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 20 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 “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