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失败后毛主席严厉批评“包产到户”

　　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现在有些人说什么“七千人大会”是毛主席认错的大会，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一个中央的工作会议，扩大到全国的县级以上（当时又叫“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的干部（包括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军队）一共七千多人来一起参加，这是建党、建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件事的本身就体现了毛主席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的胸怀，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的气魄。

　　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为了从1958年所刮的“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中走出来，毛主席就一直在考虑如何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提出要缩小核算单位，搞队为基础。毛主席是党内第一个重视以小队为基础的中央领导。他好几次在视察的时候向地方领导征询过意见，但他没有说这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有人认为如何如何”。是用一种征询意见的方法，他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那地方领导恐怕就会顺着他说了。到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想法就基本形成了，只不过那个“队”还相当于以前的高级社，即大队。1961年秋，田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中央打算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核算制度，并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这个“队”不再是大队（相当于之前的高级社）而是“小队”，相当于解放初的初级社，一般是10到20来户人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是在七千人大会上获得通过并随即正式下发全国农村的。

　　当时毛主席亲自抓了三件事：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取消农村公共食堂，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一些幼稚的和错误的做法，使得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现在很多人一说到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就是“绝对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制度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的不了解。实际上在新的核算制度之下，人民公社完全废止了“一大二公”，消除了核算单位太大造成的过于平均的弊端。

　　到了1961年秋，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就已经过去了。我国农村在1962—1966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真正的高增长，粮食是平均每年增长260亿斤，棉花是平均每年增长600万担。这些现在都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62年的时候，当年我在四川种试验田的大丰公社有个干部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老戚，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这里是风调雨顺，一年就能把经济恢复过来。我当时就把这封信选登在了《群众反映》上了。没有想到，毛主席在《群众反映》上看到了这封信，非常高兴，马上把它批给了全体中央常委看。

　　在会上，刘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七分人祸”他不是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诿过于人的话，那应该指的就是“浮夸风”。可他自己和邓却正是这个“人祸”的主要责任人。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就去了南方，中央工作又交给在一线的刘来负责。可是毛主席前脚刚走，刘后脚就在中南海的西楼召开在京的中央常委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叫做“西楼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推翻了七千人大会对形势以及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所作的判断。把形势说得是一片黑暗。认为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甚至也不是“三七开”，而是错误占了主要的地位了。这些东西首先都是由陈云提出来的。在文G中，总理要财贸口的领导与Z反派批判陈云，就把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拿出来批判了。刘、邓的看法当然也都是和陈云的看法一致的。总理当时的态度也不是很明朗，好像是有些地方赞成，有些地方反对。后来毛主席把这种对形势估计是一片漆黑的说法，叫做刮“黑暗风”。

　　其实对形势作悲观估计，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实行“包产到户”作舆论准备的。陈云当时就是竭力主张“包产到户”，甚至要“分田到户”的，他说如果不搞“包产到户”，那恢复经济至少需要八年，搞“包产到户”就只要四年。而刘则更过分，他是坚决主张分田到户的。这些也就是后来毛主席所批评的“单干风”。

　　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因为反对“浮夸风”而受到错误打击，以及在庐山会议以后又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得到了平反。这一来，连彭徳怀都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提出要翻案。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批评的“翻案风”。

　　关于“包产到户”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1961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之前搞浮夸最典型的也是曾希圣，他不但搞浮夸搞得厉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对他，谁反对他，他就说人家是右倾，反党，就把人家打下去。毛主席开始对他还挺相信的。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在听各省市的反映期间，参加安徽组的会议比较多，因为安徽的问题多，死的人最多，群众来信也多。那些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对曾希圣是愤怒极了，控诉他在大跃进中怎么虚报，怎么打击迫害抵制他搞浮夸的干部；后来饥荒发生了，群众没有吃的、饿死人了，他又怎样不让上报；谁要是说了真话，他就打击谁，残酷打击，撤职一撸到底……。那些县委书记们批判曾希圣的激动的样子，无法形容，说到激动的地方几乎要打他了，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样。几十年了，那个场景在我脑子里还是清晰如当年。也有人很顾虑，反映说曾希圣参加会议，我们不敢讲话。听起来曾希圣那时是真把主席都骗了。山东饿死人报告到主席那里，主席很生气，说你舒同是个书生嘛，你应该比别人更爱护老百姓，怎么会弄得死人呢？主席当场就把他的职撤了。主席以为曾希圣比舒同好，其实曾希圣比舒同还糟糕，安徽死的人可比山东多，可曾希圣凶狠、霸道，硬是没让这事马上暴露出来，他就是会欺上瞒下。会议后期大家就要求开除曾希圣的党籍，要他去劳动改造。各地市的人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没人提出异议。不料，刘就说，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讲了，曾希圣对党有特别的功劳，不能随便开除党籍，大家有意见可以讲，处理由中央来研究。刘既然这样说了，就没办法了。我弄不清楚曾希圣有什么特别功劳，回来问老同志才得知，曾希圣在长征时搞情报，破解国民党情报密码，他非常聪明，经常是别人破不了的，有的他拍几下脑袋就破解了，有的他组织人一起苦思冥想一番也破了，反正什么密码他都能破，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曾希圣一定是国民党派来的，不然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曾希圣是从军队情报部门调出来当书记的。这么一个聪明人，怎么老百姓饿死他都不关心呢？还把反对他搞浮夸的副省长张凯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可是，等到1961年，他又一下子从极左到极右了，一下子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到了主张包产到户了。

　　到了1962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的秘书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刘的最重要的秘书。平时我们常碰面的，关系也挺好的。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谈论重要事情的，因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问姚立文，怎么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单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对这样搞的么？姚立文说，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压着，下面的呼声还要高呢。但实际上刘不但是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而且他是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的。

　　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髙岗、彭徳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邓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

　　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驾驭党内斗争的髙超的艺术。他首先召开了由各大区，各省、市领导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央全会作了准备。因为在那些具体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反对搞“包产到户”的占多数。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8月26日至9月23日又在北京举行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党内一部分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这之前，田家英让我整理《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等材料，通过《群众反映》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田家英实际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议，说下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给他们土地，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主席听了十分生气，斥责了田家英，认为他给自己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还跟着人家后面跑。主席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说这个话，他心里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一定是刘叫田家英来说的。可田家英当时还坚持说，没有谁让他来说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就此对田家英彻底失望了。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年到四川种试验田，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己的选择。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到1958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并没有强调提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提出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一开中央全会，那些各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当时大多数是主张搞人民公社的，走集体化的道路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所以，这样一来，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也有当年田家英传达的关于十中全会的内容，亦录在“日记残页”一章中。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邓，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只是邓子恢。

　　至于彭徳怀，尽管他在庐山上是强烈反对刘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的。但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又是和刘完全一致的，他也主张分田给农民。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从主席的这个讲话里，归纳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流传到了群众中间，就被简化成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里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他逐步明确了这种危险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党内，尤其是来自党的上层。而这些在以后都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而我们的党内斗争中，有这样一个特点，由于毛主席的崇髙的威望和他在党内外所受到的广泛拥戴，公开地提出与毛主席相对立的意见的并不多。可是有些人却总是善于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号，在实际的执行中变成为另外的一套东西。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来就被变成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了。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针对下面群众的东西了。大搞阶级教育，强调阶级出身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到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错误倾向，和文G初期的“资反路线”及“联动”的“唯成分论”。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却又倒过来把自己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

　　这一年的年底，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作了首诗“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向来都把诗中的“苍蝇”解释成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实，那一年，从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一直到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在党内同样是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