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大跃进饿死人情况

　　编选自作者回忆录

　　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是会议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毛主席在大会上说，对出现饿死人的省、市要进行检查，并责成他们汇报对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如果哪个地方饿死人而隐瞒不报，或者看见群众饿死而不管的，查出来要受严厉处分。他还再次强调：不准饿死一个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就亲自派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叶子龙、林克，去河南信阳调查饿死人的情况。中央派了董必武（董老当时是中央监委书记）亲自带人去安徽调查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但是曾希圣想方设法掩盖真相，听参加会议的安徽代表揭发，当地政府把中央调查团可能要去的地方的挨饿的村民，都集中到几个偏僻的村里，每天供应他们一些稀饭喝，等中央调查团走了，才让他们回去。而那些饥民们由于被集中了以后还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吃，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这样中央派下去的调查团，最后也没有能把全部的真相都调查清楚。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事，在七千人大会以前就已经在做了，在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许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在读会议简报时，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对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的调查更加细致地展开了。

　　当时后楼研究室的综合组，汇总了全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材料。这件事是由陈麒章具体负责，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后楼研究室的时候也是协助做这方面的事，当时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也是个老干部，他也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困难时期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因为这事正好是在1963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而且事情又是特别重大，所以我印象是很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的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字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被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上报的数据也比较真实了。其他地方的上报数据也都比较真实。所以，1963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实在很难统计出来，是用估计的。

　　我们所得出的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600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些，因为有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出来，是估计出来的。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在600万的基础础上，增加了20%，这样就达到720万。事实上，到那个时候的气氛完全都变了，谁都怕因为瞒报而受处分。有人提出在720万上再增加一些，最多不超过800万。所以最后上报总数是800万。这800万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们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朝末年的大灾荒，死了2,000万；抗日战争的死人总数是3，000多万。而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了800万人，那也是不得了的事啊！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由综合组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和材料经过反复的集体核实，研究做出来的，是很严格的。如果说数据还有不准确的地方，那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在边远地区，人烟稀少，而且可以当作食物的动物、植物又很多，所以饿死的人反而是少的。那个20%的修正值实际是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增加了80万。

　　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在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调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可惜现在已经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话。

　　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把困难时期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也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么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年，解放军进攻苏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是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罪恶滔天 ；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说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400万，或者800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么没有人去说刘、邓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数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文G刚过，胡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1962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很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1960年、1961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他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他保障。1962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1958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

　　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统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1961、62年出生人口，到了1984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多年了，一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20年后还活着的就比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