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面临着战后重建、国家统一、民生恢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却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加速了其政权的崩溃。

　　一、蒋介石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保护措施，包括反对罢免日本天皇、释放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放弃对日本本土驻军、两次拒绝驻军琉球、善待日本战犯、善待日本侨民以及放弃战争赔款。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保护可谓做到了极致。蒋先是想方设法让其滞留中国，以免遭到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在激起国际国内社会的公愤后，蒋聘请大律师公然为冈村宁次洗罪开脱。1949年初，国民党军事法庭直接宣判冈村宁次——这个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无罪，被当场释放。

　　日军战犯的生活待遇其食粮和补给都由政府供应，每个月将官级的日本战犯有八百元（大洋），士兵级的日本战犯有二百元的零用钱。在中国老百姓忍饥挨饿的同时，该死的日本战犯却过着优裕的生活。

　　蒋介石甚至允许日军参与中国内战，聘请冈村宁次等日军高级将领做国民党军队的顾问，直接参与了中国内战。

　　二、接收日伪资产“五子登科”

　　为了接收日伪留下了的产业，国民党成立了“党政接收委员会”“敌伪产业处理局”等形形色色的接收机关，对全国日伪控制的工厂、矿山、银行、房地产等资产进行系统接收。据统计，全国共接收日伪工厂2411家、矿山329座、银行200余家，资产高达4万亿元，理论上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实际操作中，各级接收官员以接收日伪资产为名，大肆侵占国家、人民的财产，被称为“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通过“估值私吞”“转售牟利”“拆毁机器”等方式中饱私囊。收复区的民众民不聊生，甚至比日伪统治时期生活更悲惨。以上海为例，接收的300余家工厂中，仅1/3勉强复工，其余或因设备被倒卖、或因资金被挪用而瘫痪，原本可支撑民生的资源反而成为腐败的温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国民党海军上校刘乃沂，当蒋介石得知刘乃沂的所作所为后，直接被惊呆了。一个小小的上校，竟然贪污了10个亿！暴怒下的蒋介石，随即命令毛人凤枪毙了这位海军上校。蒋介石的侍从室少将秘书邵毓麟曾慨叹：“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三、“假和平”背后的真内战

　　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众迫切要求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与社会各界响应。国民党政权表面上参与政治协商，实则将其作为内战准备的“缓兵之计”，最终导致政治和解的窗口彻底关闭。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双方于10月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等问题达成共识。但在核心的军队整编与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双方分歧尖锐：国民党坚持“军令统一”，要求中共军队缩编为10个师并归属中央；中共则主张“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同步推进，要求保留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协定的模糊性为后续冲突埋下伏笔，而谈判期间国民党秘密印发《剿匪手本》、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的行为，更暴露了其“假和平”的本质。

　　1946年1月，国共签署《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监督停火。但国民党将东北排除在停战范围之外，继续增兵进攻中共控制的四平、长春等地，至5月东北战场已爆发大规模激战。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的调解因国民党的强硬态度屡屡受挫，1946年6月，国民党军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四、经济治理的“通胀失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未能有效解决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等问题，反而因内战扩大加剧了经济危机，最终导致经济体系全面崩溃，丧失了民众的基本信任。

　　为支撑内战军费，国民政府放弃了抗战后期的财政紧缩政策，大量印发法币。1945年法币发行量为5569亿元，1946年增至3.7万亿元，1947年达33.1万亿元，1948年更飙升至663.6万亿元，较1945年增长1191倍。货币超发导致物价疯狂上涨，民众手持货币几乎沦为废纸。1948年8月，国民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以1:300万的比率兑换法币，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但仅三个月后金圆券就重蹈法币覆辙，至1949年5月，1金圆券仅值1948年8月的500万亿分之一，货币体系彻底崩溃。

　　民营经济则面临多重挤压：一方面，官僚资本通过“专卖制度”“统购统销”垄断市场，民营企业原料短缺、产品滞销；另一方面，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1947年全国就新增税种20余种，民营企业税负高达利润的300%。

　　1946—1948年，全国粮食产量较战前下降20%，而国民党军的“征粮征购”（实质为强夺）导致农村粮食储备枯竭。1947年，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爆发饥荒，饿死人数超过200万，灾民涌入城市乞讨，形成“流民潮”。国民政府的救济措施杯水车薪，且救济粮被官员贪污现象普遍，如1947年上海救济总署发放的粮食中，30%被经手官员倒卖。“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摧毁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点期望，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文/李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