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一场关乎存亡的伟大抗争，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中，不仅有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更有后方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投身救国事业。豫剧作为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从业者——豫剧演员群体，以舞台为阵地、以唱腔为武器，在战火硝烟中构建起独特的“文化抗战”阵线。他们突破传统戏曲的娱乐功能，将家国情怀融入艺术创作与实践，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唤醒民众意识、支援抗日斗争，成为抗战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时代变局下的角色转型：从“梨园艺人”到“文化战士”
20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战争的铁蹄踏遍华北，中原地区首当其冲成为战略要地。随着豫北、豫东等地相继沦陷，传统戏曲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城市戏园被日军强占或炸毁，乡村戏台沦为日军据点，豫剧演员或被迫流亡，或面临“为敌演出”的屈辱抉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绝大多数豫剧演员没有选择妥协，而是主动突破“艺人不问政事”的传统认知，完成了从“梨园艺人”到“文化战士”的角色转型。
这一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源于豫剧演员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对故土的热爱。中原地区是豫剧的发源地，豫北的安阳、豫东的商丘、豫西的洛阳等戏班聚集地，既是戏曲文化的沃土，也是日军暴行的重灾区。许多演员亲身经历了家园被毁、亲人遇难的惨剧：豫剧名角常香玉的故乡巩县（今巩义）遭日军轰炸，家中戏箱被付之一炬；桑振君9岁时父母被日本鬼子杀死，当时她和哥哥在外讨饭幸免于难，后来哥哥又被日本人杀害；民间戏班“庆兴班”班主王同昌的儿子在掩护乡亲转移时，被日军残忍杀害。国仇家恨交织，让豫剧演员深刻认识到：戏曲不仅是谋生的技艺，更应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工具。
为实现角色转型，豫剧演员群体首先在思想层面达成共识。1938年，流亡至豫西的数十个戏班在洛阳召开“梨园救国会议”，明确提出“以戏为枪、以唱传志”的口号，号召全体豫剧演员“不演粉饰太平之戏，不唱靡靡之音，专演救国救民之曲”。此次会议标志着豫剧演员的抗日行动从自发走向自觉。此后，各地戏班纷纷成立“抗日宣传队”，将抗日主题融入日常演出，如开封“醒民剧社”将传统剧目《岳飞传》改编为《岳飞抗倭传》，通过岳飞抗金的历史故事隐喻抗日斗争；商丘“同乐班”创作《抗日救国十劝歌》，以通俗的唱词劝诫民众“不做汉奸、不当顺民，拿起刀枪保家乡”。这些改编与创作，不仅赋予了传统戏曲新的时代内涵，更让豫剧演员在思想上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密结合。
二、艺术实践中的抗日表达：内容革新与形式突破
抗战时期，豫剧演员的抗日实践并非简单的口号宣传，而是通过系统的艺术革新，将抗日主题与豫剧的艺术特质深度融合，形成了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的“抗日豫剧”体系。这种革新主要体现在内容创作与演出形式两个维度，既保留了豫剧“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优势，又实现了“传递抗日思想、动员民众参与”的核心目标。
（一）内容革新：从“历史叙事”到“现实关怀”
传统豫剧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抗战时期，豫剧演员打破这一局限，将创作视角转向现实的抗日斗争，形成了三类核心剧目，覆盖不同受众群体：
家国情怀类剧目：以民族英雄故事为蓝本，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这类剧目在传统历史剧基础上进行改编，如将《花木兰》改编为《巾帼抗日传》，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重构为“女子参军抗日”的情节，增加了“组织妇救会”“传递军事情报”等贴近抗战现实的内容；将《杨家将》改编为《杨家将抗倭记》，把“抗辽”主题替换为“抗日”，剧中“杨家军死守雁门关”的情节，暗喻八路军在平型关、娘子关的抗日战役。此类剧目通过民众熟悉的英雄形象，将“抗日”与“保家卫国”的理念具象化，降低了民众的认知门槛。
现实斗争类剧目：以真实的抗日事件为原型，展现军民抗战的英勇事迹。这类剧目多由演员根据亲身经历或听闻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染力。如豫北“义兴班”根据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事迹，创作《破袭战》，生动展现游击队员炸毁日军铁路、拔除炮楼的场景；豫东“民生剧社”根据商丘民众“反扫荡”的真实经历，创作《地道战》，详细描述民众利用地道躲避日军、开展敌后斗争的过程。此类剧目摒弃了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叙事，加入大量真实的抗战细节，如日军的暴行、民众的苦难、军民的协作等，让观众在看戏的过程中直观感受抗战的残酷与正义。
动员宣传类剧目：以通俗的唱词、直白的主题，直接号召民众参与抗日。这类剧目多为短小精悍的“小戏”或“唱段”，适合在乡村、军营等场所快速演出。如《劝夫参军》以夫妻对话的形式，讲述妻子劝说丈夫参军抗日的故事，唱词“鬼子占了咱的地，咱不反抗谁反抗；丈夫去当八路军，妻子在家做军粮”浅显易懂，成为当时动员青壮年参军的重要宣传材料；《送子参军》《姐妹做军鞋》等剧目，则聚焦妇女、儿童等群体，鼓励不同阶层民众参与抗日支前。此类剧目虽艺术加工较少，但针对性强，在动员民众、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直接作用。
（二）形式突破：从“固定戏台”到“流动宣传”
抗战时期，传统的固定戏台多被日军破坏或控制，豫剧演员创造性地突破演出形式限制，将“流动戏台”搭建在乡村打谷场、八路军军营、敌后根据地等一切可能的场所，形成了“哪里有民众，哪里就有豫剧抗日宣传”的局面。
这种形式突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游击式”演出：为躲避日军的“扫荡”与迫害，豫剧演员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演出模式。他们通常以3-5人为一组，携带简易的板胡、梆子等乐器，伪装成走街串巷的艺人，深入日军控制区的乡村。在演出前，先通过“唱小调”“说快板”的方式吸引民众，待聚集一定人数后，再演唱抗日剧目片段。如豫西“光明宣传队”的演员，曾在一个月内辗转20多个村庄，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完成了30多场秘密演出，每次演出后都及时转移，避免被日军追踪。
2.“阵地式”演出：在八路军、游击队控制的根据地，豫剧演员搭建临时戏台，进行大规模的公开演出。这类演出通常与抗战动员活动结合，如在参军动员大会、军粮征集仪式、伤员慰问活动中，演员们先演唱抗日剧目，再配合干部进行宣传。1943年，常香玉率领戏班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演出时，曾连续10天在根据地中心区搭台，每天演出3场《巾帼抗日传》，每场都吸引数千军民观看，演出结束后，仅当地就有2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妇女们自发组织起“军鞋队”，为前线战士赶制军鞋500多双。
3.“隐蔽式”宣传：在日军严密控制的城市或据点附近，豫剧演员通过“暗语唱段”“道具传信”等方式，进行隐蔽的抗日宣传。如在为日军或伪军演出时，演员会在传统剧目中加入隐晦的抗日歌词，将“打倒汉奸”唱成“打倒贪官”，将“还我河山”唱成“还我家园”，通过双关语传递抗日思想；有的演员则利用戏服、道具传递情报，如将日军据点的布防图藏在水袖夹层，将药品藏在戏箱的暗格，在演出过程中悄悄交给地下工作者。1944年，开封“醒民剧社”的演员在为日军演出《三哭殿》时，就通过这种方式，将日军的军火库位置图传递给了地下党，为后来八路军炸毁军火库提供了关键情报。
三、社会价值与历史贡献：文化动员与精神凝聚
抗战时期，豫剧演员的抗日实践虽未直接参与军事斗争，但其在文化动员、精神凝聚、军民团结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抗战时期的现实贡献，更深刻影响了豫剧的发展方向，塑造了中国地方戏曲“服务社会、关怀家国”的优良传统。
（一）唤醒民众意识，壮大抗日力量
中原地区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敌后战场，也是民众思想动员的关键区域。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与日军的奴化教育，部分民众存在“麻木观望”“苟且偷生”的心态。豫剧演员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唤醒民众意识的“文化桥梁”。一方面，豫剧的方言唱腔、生活化表演，让抗日思想突破了文化水平的限制，即使是不识字的农民，也能通过看戏理解“抗日”的意义。如豫北农村流传的“听了《小货郎参军》，拿起锄头当枪杆；听了《巾帼抗日传》，妇女也能保家园”的民谣，生动体现了豫剧的动员效果。另一方面，豫剧演员通过真实的剧目内容，让民众认识到“日军的暴行就在身边”“抗日不是别人的事，是自己的事”，从而激发其反抗意识。据太行抗日根据地档案记载，1942-1945年间，仅通过豫剧宣传动员参军的青壮年就达3000余人，组织起来的妇救会、儿童团等支前组织超过200个，为敌后抗战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持。
（二）凝聚军民士气，支援前线斗争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豫剧演员的演出不仅是对民众的动员，更是对前线将士的精神慰藉。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军营、临时医院进行慰问演出。1944年，常香玉率领戏班赴豫西抗日根据地慰问八路军，在一次演出中，日军的飞机突然空袭，演员们没有躲避，而是继续演唱《穆桂英挂帅》，台下的战士们深受鼓舞，纷纷举起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演出结束后，战士们对演员说：“你们的戏，比子弹还能鼓舞士气！”除了精神支持，豫剧演员还通过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他们将演出收入全部捐给八路军购买武器弹药，如“庆兴班”在1943年的一次巡演中，共筹集资金2000余元（法币），全部用于为游击队购置步枪；演员们还利用演出间隙，帮助群众收割庄稼、运送军粮、照顾伤员，成为军民团结的“纽带”。
（三）传承民族精神，塑造豫剧品格
抗战时期的经历，不仅让豫剧演员在实践中完成了自我超越，更深刻塑造了豫剧的艺术品格。在此之前，豫剧虽贴近民众，但题材多局限于家庭伦理、爱情故事，社会影响力相对有限。而通过抗日实践，豫剧首次大规模地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相结合，成为传递主流价值观、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这种转变，让豫剧从“地方小戏”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剧种，也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常香玉领衔演出的《花木兰》《拷红》等剧目，之所以能成为豫剧的经典，正是延续了抗战时期“贴近时代、关怀家国”的创作理念。同时，豫剧演员在抗战中展现出的“不畏强暴、坚守气节”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戏曲界的宝贵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人。
四、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铭记与传承
时光荏苒，抗战烽火早已远去，但豫剧演员在抗战时期的爱国实践，依然具有深刻的当代启示意义。从历史维度看，他们的行动证明了“文化”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强大力量——文化不仅是精神的寄托，更是凝聚人心、抵御外侮的“软实力”；从艺术维度看，他们的革新实践证明了“传统艺术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生命力”，豫剧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时代、服务于人民。
如今，在河南的许多戏曲院校、纪念馆中，仍保留着抗战时期豫剧演员使用过的戏箱、乐器，展示着他们的抗日事迹。每年的“九一八”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河南各地都会上演《巾帼抗日传》《小货郎参军》等经典抗日豫剧剧目，让年轻一代通过艺术形式铭记历史。这种传承，不仅是对先辈的缅怀，更是对“爱国、团结、奋斗”的抗战精神的延续。
回望抗战时期的豫剧演员群体，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从事何种职业，只要心怀家国、坚守气节，就能在时代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豫剧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因承载了这段烽火岁月的记忆，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递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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