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一定在溯源和历史的镜鉴中被发现

　　闹得沸沸扬扬的成都“毒试卷”事件经过两个月的发酵，随着几个当事人和那篇带毒的《杜鹃花落》的炮制者被人像“毒蟑螂”“毒蝎子”一样碾死，扔进历史的粪坑，现在又重归沉寂了。

　　这种沉寂，就像人们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听不到蛙鸣、听不到犬吠、听不到花鸟鱼虫的欢悦，听不到人的动静和咳嗽，看不清周围的风物，让人陷入一种对黑夜的莫名的恐惧和紧张。这种紧张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或许，现在谁也无法猜度这些“毒蟑螂”“毒蝎子”不知从何而来，不知道它因何泛滥，也无法溯到它的源头，更不知其始作俑者的背景和真相。不过，在历史的比较中，仿佛今日的中国倒像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曾经见过，其景象别无二致，就像是苏联历史的重演。

　　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那也是一个盛产“公知”的时代，其怪事之多，层出叠见，让人惊讶不止。那时的苏联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乱象就如今天的中国一样，极像是“毒蟑螂”“毒蝎子”“毒蜘蛛”“毒蝗虫”和“毒公知”可以自由聚餐的盛宴。历史虚无主义如同蝗虫过境，遮天蔽日，甚嚣尘上，草木凋枯。“毒蟑螂”“毒蝎子”“毒蜘蛛”所到之处妖孽遍地，毒气四溢，犹如瘟疫一样侵害着苏共政权的肌体。党媒反党、苏共反共更是为苏联的一大奇观。当时的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和报纸《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公然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同时还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那时候凡是能写几笔的人物，一个个争先恐后，都要把斯大林搬上解剖台捅上几刀、涂抹几笔。谁先冲上去，谁就是当时的英雄，就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在那些“毒公知”的笔下，列宁、斯大林这两位改变苏联和世界人民命运的伟人和他们的民族英雄变成了国家的罪人；一个过去曾“牛拉木犁”如同散沙的国家现成为一个统一的“拥有核武器”的第二超级大国，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人间炼狱”；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更成为集权、专制、腐朽、没有人性，人皆口诛的代名词；沙皇、白匪军、地主反而成了“公知”们歌颂的高尚的谦谦君子。当时的苏联人民尤其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国家遭如此浩劫，共产党像在做自我告别一样，自泼污水、自我毁容、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的做法也是深感蹊跷，十分的困惑，自然对其真相无从知晓。

　　原来，制造这种“混乱”和“毁灭”行为的种种“隐情”和“蹊跷”皆是有人有意为之。他是一个深藏不露，十分狡猾，极具破毁力的人物。其始作俑者是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骗子，一个被党培养多年却早已投入“敌人阵营”的可耻叛徒，一个深藏于苏共核心的“掘墓手”。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就是那个潜缩于盘丝岭黄花观，保护“盘丝洞”、释放“蜘蛛精”，下蛊害人，制造历史虚无主义，企图用百毒“红枣”毒死“唐僧”师徒的“百眼魔君”又称“多目怪”。

　　雅科夫列夫，全名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在苏联雅罗斯拉夫州的一个贫困家庭。青年时期的他，因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且腿部负伤，履历光荣，受到州领导的赏识，曾先后被安排到雅罗斯拉夫师范和苏共社科院学习。20世纪50年代末，又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60年代初就进入苏共中央工作，勃列日涅夫时期曾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后因在《文学报》上发表偏离苏共意识形态的文章，引起当时苏联意识形态中央委员的强烈不满，认为此人有被西方“渗透”的嫌疑，于是被解除了职务，1973年被派往加拿大任驻加大使。1983年，时任主管农业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加拿大考察加拿大农业期间，因受到了加拿大总理超高热情的欢迎和超高规格的款待，这不仅使戈尔巴乔夫个人面子上得到了巨大满足，还让其在党内的威望水涨船高。由此使戈尔巴乔注意到了与他不期而遇，他此次访问穿针引线的人物雅科夫列夫。同时，两人因几近相同的理想和近乎一致的信念，使他们从此建立了如同失联多年兄弟般的友谊。

　　1985年3月，随着戈尔巴乔夫升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后，雅科夫列夫的职务也随之窜升，他不仅当上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还一跃升任成苏共政治局委员。

　　掌权后的雅科夫列夫，他几乎号准了戈尔巴乔夫的脉搏，很快成了戈氏的“最强大脑”，奠定了他在“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在雅科夫列夫的窜动和策划下，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提出一个震惊四座的口号，即，所谓的“公开性”。 “公开性”一词，列宁当年也曾使用过，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

　　紧接着，雅科夫列夫干了“四件”现在已经知道是“乱党灭国”的，而当时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大事。第一是，他深谙戈尔巴乔夫愚蠢、虚荣而又好大喜功的性格，号准他担任了苏共最高领导人而又急于成为苏联人民领袖的心理，替他炮制了一本抛售“新理论”、树立个人权威、确立领袖地位、扬名立腕的著作《新思维》。《新思维》的核心思想是苏联的一切都应该向西方看齐。即：“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新思维》的本质是从理论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宣扬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经济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否认苏联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第二是，他针对人民群众及党员中对苏共二十七大以来中央高层反马列主义倾向的反对，采取了严厉的措施。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共产党员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篇《我不能放弃原则》的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苏联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党内高层却引发了轩然大波。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追查信件“背后”的主谋。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使出了“吃奶的劲”，组织文章猛烈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认为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着，苏联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对来信大加讨伐。最后，他们还强令列宁格勒工学院撤销安德烈耶娃的教师职务，并以“反对改革，违反党的纪律”的名义将安德烈耶娃逮捕下狱。第三是，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苏共所有重要刊物、报纸、媒体的领导人进行了更换，全部换成了与他们意识形态一致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人物。包括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总编辑、苏共《星火》画报杂志总编辑、苏共中央《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报刊主编等，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就是“党媒反党、苏共反共”的根本由来。这也是当时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产生“毒蟑螂”“毒蝎子”“毒蜘蛛”“毒蝗虫”和“毒公知”的根本原因。第四是，开放新闻管制，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被解除了封印，纷纷出笼，打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魔瓶”。1986年底，专门用歪曲手法描写斯大林时期所谓“阴暗面”的小说《新任命》解禁出版。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1986年12月，格鲁吉亚影片《忏悔》公开放映。这部片子是在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以寓言的方式攻击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独裁制度”。 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7月，苏共先后批准了《新闻出版法》、发布了电视广播“民主化”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自《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私人办报合法化和官办媒体私营化以后，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苏境内外私人资本和权贵势力所渗透和掌控。国内外资本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资本主义的永恒统治。苏联境内俨然成了散播反马、反列、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主的“大超市”。

　　至此，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大厦就好比是一座被人从内部掏空，拆除了承重柱，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体结构，切掉了斯大林这个社会主义最坚硬的钢筋，用《新思维》这根破木头撑在那里装装样子，同时整个屋子象填满了炸药的建筑物，它的倒塌是一种势不可逆的必然。

　　当然，让人更想不到的是，一个有着74年执政经历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巨型建筑物，其拆除速度之快、摧毁之彻底令人咋舌，时间仅用了6年9个月，而且，毫无保留地完全地被摧毁。

　　苏联共产党的倒台和苏联的瓦解，人们很多把责任归咎于叶利钦这个元凶，当然他也难逃其咎，但是其实真正摧毁它的最凶险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这两个身居党的核心位置的政治叛徒、高级内奸和政治骗子。1998年，苏共垮台后的第七年，雅科夫列夫在接受俄罗《消息报》采访时。当记者问他：您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有最高的职位，您怎样把自己的职位和反共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苏维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听一听，这就是苏共第二号人物的真实自白。

　　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个，他们一个像是如来前的金翅大鹏雕，本应是极乐世界的护法大神，应该维持佛的世界，但他却处处干着破坏佛的“神器”的勾当。另一个像是潜缩在盘丝岭黄花观的“百眼魔君”又称“多目怪”，不仅自己是一个“百毒之王”，他还竭力保护着“盘丝洞”培养着“蜘蛛精”。他们都把最大的劲用在了消灭共产主义制度上。他们的作法是：用“公开性”“新思维”反党还不够，还要加一条“要用党的纪律反党”，这是多么歹毒的一招啊！

　　那么，在中国是否有着像雅科夫列夫一样这种保护“盘丝洞”、释放“蜘蛛精”，“百毒之王”的人物呢？这个笔者不得而知。但是，笔者只知道那个曾写《肥乳丰臀》的，并在“著作”中公开声称“我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的如同索尔仁尼琴式的人物，还正坐在他的气派宽大的书斋里气静神闲地写着他的新作品；还有那群成天叫嚷“天欲不取，必受其咎”“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给民营企业正名”的“毒蝎子”式人物，正在向政府施放“毒液”，嘶声力竭的推销他们“私有化”的理论；在理论界，那个高喊“公有制是亡国之道”的“车迟国”大国师，不仅没被清算，死了还在享受着尊荣。另外，还有那些成天拿着纸墨企图“软埋”中国革命历史的“蝗虫”“公知”还在跃跃欲试。另外，那个口口声声指责“《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泽错了”的那个“毒蜈蚣”，正躲在暗处窜来窜去在暗暗较劲，真应验了“孽种也是会从根上发芽的”这个谚语；还有那个成天拿着“极左”大棒打人、教导别人要“理中客”的“毒蟑螂”，还在网上跳来跳去；还有“毒教材”“毒试卷”象“毒罂粟”一样割掉之后又长，他们的背后是不是有隐情、是不是有“背景”、是不是有着“雅科夫列夫”，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我们党的干部个个都是信仰马列的有着“金刚不坏之身”的“真如来”吧！相信，这一切和所有真相一定在溯源和历史的镜鉴中浮现。

　　注： “我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语，出自张旭东莫言《我们时代的写作——对话“酒国”、“生死疲劳”》一书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