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海瑞和陈布雷的死去（11月13日）

　　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历史总在不断重复着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剥削阶级内部总会涌现出一些被后世称颂为“道德高尚”、“为民请命”的人物。海瑞的清廉刚正、陈布雷的儒雅忠贞，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他们或顶着“青天”之名与同僚的贪腐作斗争，或怀着 “忧国” 之心为统治集团的存续殚精竭虑，在特定历史阶段甚至赢得了远超一般统治者的民间声望。但剥开这些“好人”的道德外衣，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审视其本质，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容回避的真相，无论这些人物的个人品行如何出众，无论他们主观上是否抱有“为民”的善意，只要他们隶属于剥削阶级并坚守其阶级立场，就必然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们在特定时期的“善举”或许能暂时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社会局部进步，但当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临之际，这些“好人”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改良幻想，最终会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桎梏。社会的根本变革从来不是道德感召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剥削阶级的“好人”们既无法突破阶级局限改变剥削制度的本质，其所谓的 “好事” 反而会迷惑群众、消解革命意志，让人民在对“清官”、“忠臣”的幻想中放弃对根本制度的质疑与反抗。革命者必须认清这一历史规律，摒弃对剥削阶级“好人”的任何幻想，坚定地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剥削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海瑞生活的明代中晚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步入腐朽阶段，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僚集团贪腐成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到了临界点。作为封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海瑞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其价值观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纲常与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史书记载，海瑞任淳安知县时，拒绝向上级官员行贿，严惩地方豪强，甚至敢于顶撞封疆大吏的胡宗宪；任应天巡抚时，他推行强制地主归还兼并的土地，为农民减轻赋税负担，因此被百姓尊为“海青天”。从海瑞做的事上来看，这些行为确实维护了底层民众的局部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似乎具备了“为民请命”的进步色彩。但如果跳出个人道德的视角，从阶级关系的本质出发，就会发现海瑞的所有举措都没有超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框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

　　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削方式是通过占有土地无偿占有农民的剩余价值。到了明代中晚期，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已经严重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平衡，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不仅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更引发了频繁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存续。海瑞的“反腐”并非反对封建官僚制度本身，而是反对官僚集团的过度贪腐对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侵蚀；他的“退田”也不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要通过调整土地占有关系，让农民重新获得少量土地，从而恢复封建生产秩序，保证地主阶级能够持续稳定地剥削农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行动都只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海瑞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其所有“善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而非彻底改变农民阶级被剥削的命运。他所追求的，是“良善的封建统治”，而非推翻封建统治；他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派，而非农民阶级的代言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瑞的这些举措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通过打击贪腐、缓和土地矛盾，他让濒临崩溃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短暂修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社会秩序暂时稳定，客观上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这种进步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暂时的，因为它没有触及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本。海瑞虽然简化了赋税流程，却没有改变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本质；他强制地主退田，却无法阻止新的土地兼并再次发生。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本性决定了，只要封建土地所有制存在，土地兼并和阶级压迫就会不断重演。海瑞的努力就像在即将沉没的封建大船上修补漏洞，无论他修补得多么认真，都无法改变大船因自身腐朽而必然沉没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海瑞的“青天”形象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在无形中强化了群众对封建制度的幻想，人们相信只要有更多像海瑞这样的“好官”，农民的苦难就能得到缓解，却忽视了封建制度本身才是苦难的根源。这种幻想让农民阶级将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内部的道德改良，而非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封建制度，这正是海瑞作为统治阶级工具所发挥的隐性作用，用个人道德的光环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消解群众的革命意识。

　　如果说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清官”代表，那么陈布雷则是近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忠臣”典型。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文胆”，陈布雷以其深厚的学识、清廉的操守和对国民党政权的绝对忠诚，成为了剥削阶级“好人”的另一种范本。不同于海瑞的刚正不阿，陈布雷的“道德高尚”更多体现在个人品行的自律与对“国家”的忠诚上。他生活简朴，不贪财好色，始终坚守着传统士大夫的道德准则；他为国民党政权起草了无数重要文稿，从抗战时期的动员宣言到内战时期的政策纲领，无不倾注着他对 “挽救国家危亡” 的执念。甚至在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之际，他拒绝了任何妥协投降的提议，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极端的方式践行了对统治阶级的忠诚。

　　但同样，用阶级分析法审视陈布雷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所有“忠诚”与“操守”，都服务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近代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本质上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其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结合，剥削对象是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陈布雷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幕僚，其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为这一剥削阶级的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抗战时期，他起草的宣言确实起到了凝聚民族共识、动员民众抗日的作用，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层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种进步意义始终被限制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框架内。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政权悍然发动内战，试图消灭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时，陈布雷依然选择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其内战政策摇旗呐喊，此时他的“忠诚”已经完全沦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工具。

　　陈布雷的个人清廉与国民党政权的整体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对比恰恰凸显了剥削阶级 “好人” 的阶级局限性。他痛恨官僚集团的贪腐，却从未质疑过产生贪腐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他同情底层民众的苦难，却始终反对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剥削制度。在他的认知中，社会的问题在于 “人心不古”、“吏治败坏”，而非制度本身的腐朽，因此他寄希望于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道德重建与政策调整来挽救危局。这种改良主义的幻想，本质上是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员，他的阶级利益与剥削制度紧密绑定，一旦制度被推翻，他所代表的阶级将失去生存的基础。因此，无论他多么痛恨腐败、多么同情民众，都不可能突破阶级局限，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的“好人”形象，就像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了国民党政权残酷剥削人民的本质，让一部分对国民党政权还抱有幻想的民众，误以为只要有更多像陈布雷这样的“忠臣”，社会就能得到改善，从而放弃了革命斗争的决心。

　　海瑞与陈布雷的案例并非个例，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都会出现类似的“好人”。从古代的包拯、岳飞，到近代的辜鸿铭、胡适，他们或是以清廉著称，或是以爱国闻名，或是以改革为志，在特定历史阶段都曾起到过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这些人物的共同命运的是，他们都无法摆脱所属阶级的宿命，最终要么成为剥削制度的维护者，要么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本属于这个剥削阶级的结局。这种宿命的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阶级立场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剥削阶级的存在，是以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被剥削阶级的剩余价值为前提的。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其阶级利益的实现都必然以牺牲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剥削阶级的“好人”们即便主观上想要“为民谋利”，也只能在不触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局部调整。海瑞可以打击贪腐的官僚，但不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陈布雷可以反对国民党的腐败，但不能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辜鸿铭可以倡导爱国，但不能彻底否定封建帝制；胡适主张民主与法治，但携带者精英主义者对广大无产阶级鄙夷。这种局部调整或许能暂时缓和阶级矛盾，让社会获得短暂的稳定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只会延缓剥削制度的崩溃，阻碍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

　　这些剥削阶级“好人”的“善举”，往往会产生一种极具迷惑性的社会效应，让群众产生对剥削制度的幻想。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底层民众承受着沉重的剥削与压迫，他们渴望改变命运，但由于缺乏先进思想的引导，往往会将希望寄托于“好官”、“忠臣”这类剥削阶级内部的“好人”身上。他们相信，只要有更多这样的“好人”掌握权力，就能为自己带来福祉，却忽视了剥削制度本身才是苦难的根源。这种幻想的危害是致命的，它会消解群众的阶级意识，让他们放弃对根本制度的质疑与反抗，转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改良政策。而统治阶级也恰恰利用了群众的这种心理，刻意塑造和宣传这些“好人”的形象，将其作为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海瑞的“海青天”之名，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农民阶级的反抗情绪而刻意宣传的结果；陈布雷的“忠臣”形象，也被国民党政权用来掩盖其独裁统治的本质。这些“好人”的虚名，就这样成为了剥削阶级麻痹群众的精神鸦片，阻碍了历史的前进。

　　从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的发展变革从来不是由道德因素决定的，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剥削阶级的道德，本质上是维护其剥削制度的工具，其所谓的“仁爱”、“正义”、“忠诚”、“清廉”，都被赋予了鲜明的阶级内涵，“仁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恩赐式怜悯，“正义”是维护剥削制度的秩序，“忠诚”是对统治阶级的绝对服从，“清廉”是保证剥削能够持续进行的必要约束。因此，剥削阶级的 “好人” 们越是坚守这种道德，就越能维护剥削制度的稳定，也就越能阻碍社会的根本变革。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试图通过道德改良来改造剥削阶级、实现社会进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历代统治者都在不断强化封建道德的教化，试图通过塑造“忠臣”、“清官”来维护统治，但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从未因此改变，农民起义依然此起彼伏。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曾被视为先进的道德理念，但这些理念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框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最终席卷了整个欧洲。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通过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挽救中国，胡适等民主派试图通过倡导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和宪政制度实现 “民主和法治”，但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没有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仅仅依靠道德感召和局部改良，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才揭示了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马克思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产生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而阶级斗争则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途径。当剥削制度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被剥削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认清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本质，没有对剥削阶级的 “好人” 抱有任何幻想，而是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革命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剥削阶级的“好人”们无论个人品行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中真正的一份子。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始终是剥削制度的维护者，是革命的对象或潜在的阻碍者。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这些“好人”往往会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在革命的低潮时期，他们的存在则会成为改良主义的温床，让群众对革命失去信心。因此，革命者必须坚决摒弃对剥削阶级“好人”的幻想，始终保持清醒的阶级头脑，坚定地站在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开展彻底的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不仅是武装斗争，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革命者必须向群众揭露剥削阶级“好人”的本质，打破群众对“清官”、“忠臣”的幻想，让群众认识到剥削制度的腐朽性和革命的必要性。要让群众明白，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只有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同时，革命者还要坚决反对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这些思潮往往打着“人道主义”、“道德改良”的幌子，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的存续。

　　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来不是靠剥削阶级的“恩赐”得来的，而是靠自己的斗争争取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是海瑞式的“清官”还是陈布雷式 “忠臣”，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上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废除了剥削制度，让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从而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只有通过革命变革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今天，虽然旧时代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阶级斗争依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为激烈。一些人刻意美化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好人”，鼓吹“道德救国”、“改良至上”，其本质是为了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否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试图让人民群众放弃对不公平现象的斗争，维护现存的不合理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要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清这些错误思潮的本质，坚定革命立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我们要从海瑞、陈布雷们的阶级宿命中汲取历史教训，深刻认识到道德改良的局限性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社会的进步不能依靠剥削阶级的“良心发现”，而要依靠被剥削阶级的自觉斗争；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寄托于“好官”、“忠臣”的庇护，而要通过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作为革命者，我们必须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阶级斗争，反对阶级调和，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剥削制度必然会被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海瑞、陈布雷们”的“美名”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但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好人”形象，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敬告那些“海瑞、陈布雷们”和那些想成为“海瑞、陈布雷们”的投机分子们，只有那些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力量，才能推动历史不断前进。革命者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革命的信念，不为剥削阶级的道德光环所迷惑，不为改良主义的错误思潮所动摇，以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